又一上海国企巨头突然暴雷，30万投资者欲哭无泪

白干了6年？

市值观察 & 腾讯自选股联合出品

作 者 / 文 雨

编 辑 / 小市妹

上海机场之后，又一家上海国企爆出“惊雷”。

1

白干六年

5月30日晚间，上海电气(601727,股吧)突发重大风险提示公告，公司持股40%的控股子公司上海电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讯公司”）应收账款普遍逾期，公司对通讯公司的股东权益账面值为5.26亿元，此外，公司还向其提供了77.66亿元的股东借款。

综合计算下来，在极端情况下，通讯公司的坏账风险可能对上海电气的归母净利润造成83亿元的损失。

2008年登陆上交所的上海电气已经是国内电力装备与智能制造的龙头企业，公司在多个领域内创造了第一，其中，火力发电设备产量居世界第一，电梯单工厂产量世界第一，在风电领域，上海电气是海上风电绝对龙头，国内市占率达到40%左右。

而根据同花顺(300033,股吧)的数据统计，2015—2020年，上海电气的扣非归母净利润合计不到83亿元。

也就是说，上海电气过去六年可能白干了。

▲图源：同花顺iFinD

事实上，因应收账款而暴雷在A股市场上并非新鲜事，坏账风险最为显著的是宏观经济去杠杆和货币收缩最为严厉的2018年。当年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共增加3965.55亿元，非金融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坏账损失合计1601.44亿元，同比猛增15%。

2019年年底，容百科技(688005,股吧)、新华传媒(600825,股吧)、实达集团(600734,股吧)、神农科技(300189,股吧)、露天煤业(002128,股吧)、每日互动(300766,股吧)、当升科技(300073,股吧)等公司先后因应收账款无法收回而大面积计提减值准备，致使相关公司的当期利润受到巨大冲击。

从那以后，二级市场上对于应收账款问题格外敏感，投资界曾达成一个共识：个别行业除外，如果应收账款与总资产的比值超过20%就应引起高度关注。

而截至到目前，上海电气旗下的通讯公司还有86.72亿元的应收账款余额，去年公司的总资产不过101亿元。以此计算，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重高达85%，已经严重越过警戒线。

2

“国企信仰”？

应收账款的存在基础是赊销，企业卖出产品，购买方答应未来还款，一般来说没有信用背书。

上海电气的通讯公司采取的销售模式是由客户预先支付10%的预付款，其余款项在订单完成和交付后按约定分期支付。或许正是客户的国资背景让通讯公司误以为有了强大的背书，导致欠款出现了“滚雪球效应”。

根据披露的信息，通讯公司此次涉案的41.27亿元应收账款共涉及四家公司（包括北京首都创业集团与旗下贸易分公司、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富申实业公司、南京长江电子信息产业集团），而这四家公司的背后均有强大的国资背景。

北京首创集团的实控人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富申实业公司的发起人和唯一股东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第五办公室；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的实控人是哈尔滨市国资委；南京长江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也是大型国企，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直接控股。

上海电气显然高估了国企的偿债能力，来自联合资信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新增的违约发行人中，国有企业有9家，在新增违约主体总数中的占比达到30%。新增违约国企涉及到期违约金额约670.78亿元，占新增违约主体总到期违约金额的67%，永煤超预期违约事件则对“国企信仰”造成了实质性的冲击。

上海电气并非首家向国企讨债的A股上市公司，就在两年前，“光伏一哥”（隆基股份(601012,股吧)）就还曾因中国水电四局欠钱不还而与对方对簿公堂，当时欠款额度为5358.43万元。

除了过于信赖国企，上海电气此次暴雷和一桩反腐案件似乎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4月7日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布消息称，根据上海市纪委监委的消息，上海电气原副总裁吕亚臣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正接受审查，吕亚臣同时还是上海电气旗下通讯公司的前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今年一月份卸任）。而上海电气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也正是在四月份。

此外，上海电气对于此次诉讼的处理也显得非常谨慎，只是对哈尔滨工业投资集团申请了财产保全，并查封了其持有的哈空调(600202,股吧)的股票，而对另外三家欠款更多的客户并非采取其他强制措施。

▲图源：上海电气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的公告

3

投资者需“自救”

公司暴雷，最先受苦的还是股东。

到今年一季度，上海电气的股东总人数为29.82万户。5月31日开盘之后，上海电气毫无悬念的被封死在跌停板，截至收盘，封单超过130万手。卖都卖不出去，投资者只能“躺平”了。

▲图源：同花顺iFinD

对投资者来说，避免“踩雷”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加强研究并做好事前评估，财务风险在很多时候可以提前预警，但前提是掌握一定的财务分析知识。

以此次将上海电气拉下水的应收账款科目为例，公司逐年高企的巨额应收账款其实早已存在潜在的坏账风险。

▲图源：同花顺iFinD

而应收账款还有众多的“玩法”，经常被上市公司用来进行报表粉饰。

企业每年都会对应收账款做减值测试，对可能产生坏账的部分计提减值，从而减少利润。但如果后期这部分账款能收回来，就会发生坏账转回，增加收回年份的利润。

问题的关键是减值测试的主导权归企业所有，且并没有衡量坏账发生与否的统一标准，看似理性的会计政策反倒成了上市公司在不同年度间进行利润调节以此来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

一个经典的场景是用来规避ST。

新规之前，连续两年亏损（净利润为负）的上市公司要面临ST风险，如果一家企业在第一年已经亏损，并预计第二年还会亏损，那么公司就会选择在第一年大面积计提应收账款减值损失，但在第二年重新转回并增厚利润，理由就是之前的坏账收回来了，从而成功避免连续两年亏损，规避ST风险。

没有ST风险的上市公司也有进行利润调节的诉求，目的是保持盈利的稳定增长，避免因业绩的大起大落而造成股价高波动。还有的企业在更换高管的当年选择大幅度计提坏账并在后期转回，为的是将损失转嫁给前任，并尽可能的提高自己任职期间的盈利。

最后一种比较“损”的玩法是通过大面积计提坏账造成公司资产的大量流失，以此来达到低价收购该公司的目的。

除此之外，货币资金、借款、存货、固定资产等科目对财务风险的影响也都有迹可循。总之，尽管手段和玩法多样，但前车之鉴已经够多，很多投资风险通过吸取教训完全可以识别应对。

面对风险，投资者应主动“自救”，否则，只能在事发后“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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