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生育并不能拯救东北

东北地区人口外流和生育率下滑是经济以及社会原因导致的结果，而非原因。因此，用鼓励生育来解决东北经济停滞问题，显然是开错了药方，还有可能贻害无穷

文｜李铁 徐勤贤

编辑｜朱弢

近期，第七次人口普查（下称“七人普”）引发的话题中，东北人口的下降引发普遍关注。

很多学者提出，要通过鼓励生育的方式带动东北人口的经济增长，进而刺激消费。在他们看来，拖累东北经济增长，甚至导致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流出和生育率过低。在我看来，显然这些观点是经不住推敲的，因为东北人口外流和生育率下降所涉及的因素，远超出了所谓生育率本身的范畴。

我们认为，东北地区人口外流和生育率下滑是经济以及社会原因导致的结果，而非原因。

东北人口外流虽是客观趋势，但其实晚于中西部省份。

七人普的数据显示，2010年-2020年的10年间，东北三省常住人口减少了1100万。相比于其他区域和省份，东北地区人口的外流至少晚了十几年（见表1）。

例如，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西部地区就出现大规模的人口外流现象。从那时候起，人们开始关注农民工进城和外出到东部地区打工。当时，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口的大头来自于中西部地区。如今，原本人口大量流出的中西部一部分省份和地区呈现返乡回流的趋势。

东北地区人口外流与高纬度寒冷气候有一定关系，但不具备强关联。东北地区大概地处北纬40度至50度左右，世界上多数高收入国家均分布在这一纬度区间，比如，卢森堡、瑞士、法国、英国等，一些最高收入国家甚至位于更高纬度（表2）。

即使在发达国家中，那些高纬度国家都已处于前列，那么将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滞后归之于“高纬度”或“寒冷”，就显然解释不通了。也有一些医学观点认为，高纬度高寒环境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例如，高盐、高糖、高油的饮食习惯和“猫冬”的生活习惯是引发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因素。但从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高的国家基本都在高纬度地区来说，这些观点也值得商榷。

所以，对环境和气候会导致人口外流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偏差。

东北生育率下降与人口外流、离婚率偏高等诸多因素有关。东北地区的离婚率在全国一直处于高位，2019年黑龙江、吉林、辽宁的离婚率分别是4.98‰、4.83‰、4.06‰，在全国31个省份中排在第2、第3和第6位。（见图1）

离婚率高，意味着家庭不稳定，自然可能导致生育率下降，再加上年轻人口外流。很难想象，在种种客观限制下，东北地区的生育率还有可能增加。

综合来看，东北人口外流的主要原因还是经济问题。我们研究人口问题时，基本上可以以一个地区或城市的人口流入流作为依据，来判断这个地方的经济变化。公认的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基本人口都是大量流入的，而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和城市，人口基本都是流出的。

更进一步，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东北地区的人口流出：

一是东北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在全国排名不高。除辽宁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2738元，位于全国的中位值以上，黑龙江和吉林都在中位值以下，分别为24902元和25751元（图2）。

再来看另一个重要参考依据：民营企业的工资收入也影响着人口的流向。2019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41821元、37627元和36674元，在全国除西藏外的30个省份中，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位于倒数第六、第三和第一位。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就很好理解为什么人们会离开东北。从寻租的角度，显然前往人均收入水平高的经济发达地区就业，获得更高收入的概率会更大，这对于个人来说，完全是一个理性的决定。

二是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从人均GDP来看，除了辽宁的排名在中间位置，吉林、黑龙江两省均是倒数前十（图3、图4）。因此，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对人口外流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容纳就业能力低。2019年工业大省辽宁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达到全国最高；黑龙江、吉林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3.5%和3.1%，分别位于第6位和第14位（图5）。实际上，中国的民营企业目前吸纳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因此，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所占比重，可能作为容纳就业能力高低的一个判断依据。而东北三省的私营企业数量远低于江浙，私营企业占比也较后者低了10个-20个百分点（表3）。

说明：数据根据各省第四次经济普查公报中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全省企业法人单位统计数量，两大类分别是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而内资企业包括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其他企业。

四是东北地区中小城市规模和数量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省份。如果与东部发达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人口大省进行比较，东北三省的中小城市数量显然低于广东、四川、河南和山东等人口大省（表4），更无法与江苏和浙江比。

其实，能够大量容纳就业的并不止有大城市。例如，在广东、江苏和浙江，大量外来人口并不都是集中在大城市，更多是居住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即使在一些超大城市，也有相当多的农业转移人口居住在主城区周边的实体卫星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特大和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市相对发育完善的话，就会带动更多的就业。目前东北地区的中小城市发展还存在着短板。

说明：表中数据包括城镇建成区常住人口大于3万的建制镇数量。建制镇数量根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设市城市数量根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城区人口”“城区暂住人口”数据整理计算。

五是近些年东北地区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下滑形势严峻。虽然在东北地区在上个世纪到本世纪初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较快（表5、表6），但是最近几年增幅下滑严重，吉林和黑龙江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公共服务水平。当公共服务能力下降或者是公共服务水平长期停滞的时候，当然会影响到人才的引进，也会导致城市人才的外流。东北的人均受教育水平在各省份中处于相对领先的位置（表7），但因为沿海发达地区高度重视人才的引进，并给予各种社利待遇，从而吸引外部的人才流入。而对于东北来说，人才的流出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看到以上对七人普数据以及对东北经济状况的分析，我们难以想象，还会有人相信东北人口减少是单纯因为生育率下降。归其根本原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收入水平下降，就业机会不足。当然还有值得研究的更深层次原因，包括观念和体制的束缚。但无论如何，用鼓励生育来解决东北经济停滞问题，显然是开错了药方，还有可能贻害无穷。

（李铁为独立经济学家，徐勤贤为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