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助商焦虑、日本无权取消 东京奥运会进退两难

　　疫情重压下，东京奥运会正变得进退两难。

　　目前，日本多地处于第三波紧急状态的延长期。根据日本政府此前计划，本轮紧急状态将延至6月20日。至于6月20日能否顺利解除，届时还将依据上述地区的各项医学指标，比如新冠患者的重症病率、床位占用情况等综合判断。

　　不同于前两轮，日本此轮紧急状态，还关系着一个多月后东京奥运会的命运。距离7月23日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已经不足50天，各项准备工作正进入“尴尬”的冲刺阶段。

　　是取消，还是如期召开？恐怕不到最后一刻，没有人会知晓答案。即便日本政府，也是如此。日前，日本多个地方政府希望首相菅义伟能尽早决定关于东京奥运会的各项事宜，比如赛场观众的接待情况等，“我们不希望最后一刻匆忙上阵”。

　　日媒4日至6日开展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依旧有48%的受访者认为东京奥运会应该取消。此外，24%的受访者认为东京奥运会应该“在限制人数的条件下举行”，26%的受访者认为东京奥运会应该闭门举行。63%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政府有关海外选手和相关人员的防疫措施“不够充分”。

　　取消还是继续

　　虽然最新民调中“不赞成奥运会举办”的比例较此前有所缓和，但在疫情反复之下，依旧存在变数。

　　在国际奥委会与主办城市东京之间的合同中就有一条是关于取消奥运会的。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本只赋予了国际奥委会取消的权利，而不是主办城市。正如菅义伟此前的表态，日本政府在是否取消方面做不了主。国际体育律师亚历山大·米格尔·梅斯特曾解释说，作为奥运会的“所有者”，只有国际奥委会有权终止该合同。

　　战争或者国内动乱，是奥运会可以被取消的理由之一。纵观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史，夏季奥运会自1896年开始，至今只被取消过3次，分别是1916年的柏林奥运会、1940年的东京奥运会以及1944年的伦敦奥运会。原因皆是：战争。

　　梅斯特表示，可以取消奥运会的其中一个理由是，“国际奥委会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奥运会参与者的安全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威胁或危害”。他继而表示，奥林匹克宪章还规定，国际奥委会应确保“运动员的健康”，并提倡“安全运动”。

　　那么，作为主办国的日本，可以违反国际奥委会的决定，自行退出吗？

　　墨尔本大学体育法律方面的专家杰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表示：“根据主办城市协议中的各种条款，如果日本单方面取消合同，那么基本上，风险和损失将由当地组委会承担。”

　　东京奥组委曾在去年给出了延期后的东京奥运会最新成本：这个数字较此前的1.35万亿日元（约合126亿美元）上涨了22%，为1.64万亿日元（约合154亿美元）。这也使得东京奥运会毫无疑问地成为“史上最贵奥运会”。而这份官方的预估依旧被视为相当保守。

　　据东京野村综合研究所专家此前计算，假如今夏取消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可能使日本损失1.81万亿日元（约合166亿美元）。

　　安德森认为：“合同可以预见某些突发事件，但显然现在面临的情况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而唯一现实的假设就是日本与国际奥委会在其合同框架内实现联合退出。

　　安德森认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保险将发挥作用：国际奥委会、当地组委会以及各种广播赞助商都有保险，“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东京奥运会被取消，它可能会成为同类赛事中最大的保险赔付事件，这一点毫无疑问”。

　　焦虑的赞助商

　　如今，“奥运焦虑”已蔓延至东京奥运会的赞助商们。一度被视为吸金法宝的东京奥运会，在疫情导致的经营压力以及民众高涨的反对声中，已成为各级赞助商的一个“烫手山芋”。

　　疫情之下，东京奥运会的各级赞助商曾被东京奥运会的组织方和日本政府寄予厚望，在不因延期减少赞助的情况下，能再多掏腰包增加赞助。

　　国际奥委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20年东京奥运会已经从63家日本企业募集到超过31亿美元的赞助，几乎是北京和伦敦奥运会的三倍左右，也是最近两届世界杯足球赛的两倍。这其中还不包括诸如丰田、松下等被誉为“顶级赞助商”参与的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TOP）计划对东京奥运会的投入。据悉，上述“顶级赞助商”很早就与国际奥委会签署了几亿美元的合同。

　　在海外观众铁定无缘东京奥运会之际，场内究竟是“零观众”还是“半数观众”，东京奥组委依旧没有给出答案。而一个“零观众”的体育场，注定将降低赞助商的吸引力。赞助商之一的丰田曾在上月表示，已关注到了民众对东京奥运会的抵触情绪，“我们每天都在发愁如何应对”。

　　而媒体领域的顶级赞助商，日本《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索性在5月26日发表社论，呼吁取消东京夏季奥运会，理由是新冠肺炎疫情对日本公共安全构成风险，并对日本医疗系统造成压力。上述社论甚至把矛头指向了国际奥委会，认为后者枉顾运动员的安危，一意孤行地要举行东京奥运会。

　　在体育商业分析师奥莱利（Norm O'Reilly）看来，目前唯一能稍稍宽慰这些赞助商的是，至少他们还能从电视转播中分一杯羹，“在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疫情后，人们渴望回归正常生活，因此有理由相信奥运会转播平台届时会吸引数十亿的观众。这也是赞助商们所乐见的”。

　　与那些知名度享誉全球的“顶级赞助商”们相比，体育法律师Taisuke Matsumoto认为，地方性的赞助商可能受伤最深。疫情前，这些地方性的赞助商每天都会在自己的平台上播放与奥运相关的广告，“但去年起，他们停止这么做了，因为，民众对东京奥运会的情绪发生了变化”。不过，Taisuke Matsumoto认为，诸如《朝日新闻》的社论是个特例，其实企业都避免在当前搅动公众对东京奥运会的情绪。

　　聚焦体育宣传战略、品牌建设的咨询公司Brand New View 专家戴维斯（John Davis）认为，地方性赞助商非常重视民众情绪的影响，“赞助商们依旧在摸索如何讲好‘东京奥运会’的故事与疫情之间的联系，忽视两者间的联系并不是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