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为何在上海？

新中国共产党是在上海诞生的。上海特殊的地理、政治环境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发展提供了空间，而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品性也离不开这方土壤的滋养。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这一历史选择看似偶然，但蕴含着一种必然。这里根据掌握的有关历史资料，在此加以归纳。

一

工业文明与工人阶级在此崛起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其阶级基础就是工人阶级。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工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早在1861年就有了外商在我国开设的第一家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电机缫丝厂。至1919年前后，上海已经是全国工人人数最多、工人比例最高的城市。据1919年《新青年》的调查，上海有各类工厂2291家、工人18万，加上交通运输码头工人12万、手工业工人20万，共计50万。当时，上海城市中人口才200万，工人占了1/4，而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比例还不到5%，上海已然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

上海城市的近代化与促使工人阶级产生的近代工业息息相关。上海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基础，工业化所需要的便利的交通运输线、大量的劳动力聚集以及适宜的社会环境和政策、良好的商业和文化氛围等对上海城市发展发挥了显而易见的助推作用。上海近代工业所具有的对内、对外开放特征，国际国内商帮云集，为上海作为一个融合中西、交汇南北的大都市奠定了基础。近代上海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和最为壮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使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成为必然。1919年6月上海工人大规模罢工以后，五四运动的中心便由北京转移到了上海，中国工人阶级也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与上海工人

的人数最多、觉悟最高这一因素是分不开的。

邓小平说过：“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齐卫平等人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一书中写道：“上海近代工业发展中的地位决定了它是新社会力量的集中之地，上海工人阶级居多以及工人运动的开展，形成了思想动员和组织建构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中，就有一些知识分子将视线转向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动上。

陈独秀到上海后，有意识地从发动知识分子转到针对工人开展宣传，李汉俊等人深入工人中去宣传，他们先后发动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等，努力与工人打成一片。以新型知识分子为桥梁，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了起来，最终催生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源头与上海机器大工业、工业文明密切相关。上海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以及属于机器大工业的工业文明特质，不仅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鲜明属性，也成为孕育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最根本的文化母体，成为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实践来源，并使“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内在品质和价值追求。

新理论和新社会力量在此交汇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近代以来，各国共产党之所以在大中城市创立，除工业文明为其提供物质与文化的母体之外，大中城市人才汇聚、交通便利、文化发达、信息畅通等种种资源优势为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上海作为中西文化交融、便捷的南北交通枢纽，其独特的弄堂市民、华洋杂居、独立理性等城市文化特质，更是为红色基因造就了在上海生存和发展的独特空间。

近代上海政治文化特殊，法租界、公共租界、华界划界分明，实际上是“一市三治”，处于当时中国政权控制的边缘地带。租界是事实上的“国中之国”，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北京政府都无法对租界实施直接的管辖权。因此，这个旧中国统治最薄弱的地区就为介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问世提供了必要条件。此外，相对于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说归属于西方社会主义思潮，而上海对外来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和立足社会生活实际加以利用改造并创新的文化性格也为认知和接纳马克思主义学说培育了不可缺少的文化土壤。

上海之所以能够最早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上海作为西方现代文化最早的传播和接受之地有关。1899年2月，上海《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了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翻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一文，首次用中文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诞生在上海，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社会主义研究社建立于上海，第一本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创办于上海，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宣言》也制定于上海，《新青年》杂志被陈独秀带回上海后便改组成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的机关刊物。此外，上海还有《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觉灯》《星期评论》《太平洋(601099,股吧)》《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等名刊，从而构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舆论阵地。不仅如此，方便的信息交流也有利于加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当年俄共代表在上海办起了华俄通讯社、外国语学社，为传播第一个工农国家的信息和培养干部起到了积极作用。

新型知识分子聚集和社会阶级结构变化是现代意义政党出现的两个要素。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社会团体的勃兴、市民阶层的发展等这些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是能够发生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条件。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曾反省：“北方文化运动，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觉”“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上海的反应不同，五四运动发生几天后，工人、市民纷纷响应，掀起罢工。

当时代表第三国际来上海的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受俄共（布）派遣来华的刘江也说：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

三

有政治空间中的“缝隙”

有人曾提出，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盘根错节中组织成立的秘密政党，选择一个郊野荒僻的地方成立也合乎情理。但是，历史并未如此发展，当时的特大城市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地。

若选择偏僻地区建党，从浅层看无非是为了安全着想，而当时处境特殊的上海可以提供这一份安全。车水马龙的淮海路背后，南昌路100弄这条安静的小弄堂，晒着的衣服，停着的自行车，还有门房边自在生长的几盆花草，无不透出一股市井生活气息。这里曾是卧虎藏龙的环龙路渔阳里。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亦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建之地，此时黑色木门紧闭。站在门前，依稀能想象到100多年前一位拎着箱子的中年男子风尘仆仆来到这里。他就是陈独秀。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被囚禁近百日。为免受军阀政府迫害，在李大钊护送下，他乘骡车辗转天津，由海路赶到上海。为何意属上海？因为当时的上海“一市三治”，处于中国政权控制的边缘地带。租界事实上成为“国中之国”，无论清政府、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无法对租界实施直接的管辖权。熊月之将其称为城市管理中“一道特殊的缝隙”“这道缝隙很小，但作用很大，影响很大”。“单一性城市在行政管理上有其有效性，而三个城市的管理边际效益就比较低，相对来讲，从事秘密活动就有比较大的安全性。再加上制度差异，租界里有一些制度比较适合政党活动，如两个租界都对允许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有明文规定，而且从1903年起租界就不允许中国巡捕到租界抓人，中国军队也不可以武装通过，虽然这些举措是出于维护租界行政权不被中国政府干扰，客观上却为政党活动提供了便利。”持不同政见者对此向来十分清楚：康有为遭清政府通缉，是在租界庇护下逃亡香港的；章太炎、邹容鼓吹推翻清政府，租界自行审理不予引渡，也只判了两三年；民国初年，不承认民国政权的清朝遗老也是在租界里拖着长辫子反对共和。

只要不直接触动殖民主义者的利益，租界当局大体上采取不加管制的态度，对持不同政见者多予优容。上海五洋杂处的社会格局、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也与这道“缝隙”有关。从上海市档案馆馆藏资料可以看到，这座城市已经颇具现代感，大量餐厅、酒楼、报馆、公共花园形成了许多市民参与的公共空间。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园，这座“海上第一名园”曾吸引过孙中山、蔡元培、秋瑾、宋教仁等在此慷慨演说，在清末民初的上海扮演着“公共空间”的重要角色。张园虽在1918年改建成石库门房子，但这种公众参与、思想交汇的城市基因却保留了下来。在陈独秀居住的老渔阳里那个由8幢小楼组成的“小区”里，就曾先后住过同盟会元老陈其美、民权人士杨杏佛、国民党元老叶楚伧，只有在租界才会有如此奇特的“气场”。

“在上海建党有最合适的土壤。”北京的自由空间大抵局限在北京大学的“象牙塔”中。

在上海的这道“缝隙”中，陈独秀畅所欲言。他在上海将《新青年》逐步改造成宣传社会主义的喉舌，并将更多精力投入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活动中。

事实也印证了这种“缝隙”的判断。陈独秀在1921年10月、1922年8月两次被法租界当局拘捕，理由都是宣传“过激主义”，经有关方面斡旋，分别罚洋100元、400元了事。他第一次被关了22天，第二次被关了5天，出狱后照样在租界活动。

当时上海畅达的交通、通信以及经济文化实力已经形成很强的国际影响力。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个27岁的俄国青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上海的。此前，他先去见了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与陈独秀会晤，还有个任务，就是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1920年4月的一天，陈独秀在老渔阳里寓所接待了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向陈独秀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建议。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定名为“中国共产党”。12月，维经斯基从上海起程回国。半年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与他同行的还有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派出的尼柯尔斯基。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两人还参加了中共一大。过去对尼柯尔斯基所知甚少，近年发现的资料显示，他是搞工人运动出身，可见共产国际对于上海这座城市产业工人密集的特质是有考量并自觉加以利用的。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了。

上海的相对安全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尤其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上台而结束。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面临的危险严重加大，上海临近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南京政府又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对付中国共产党，整个环境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开辟了新天地，意味着党的活动、工作重心发生变化，由城市转移到农村。1933年，中共中央决定撤出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中的江西瑞金。

锐意革新、俯瞰广远的上海城市气质和文化血脉在此交织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建党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披荆斩棘的开拓创新。在军阀混战、兵痞和流氓横行的血雨腥风中，要突破无数阻力、克服万种艰险，成立一个在全世界来讲都是新生的、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无产阶级政党，需要有开天辟地的胆略和勇于创新的气度。这样的敢为人先，与不保守、不因循守旧的上海城市气质和文化血脉是交织在一起的。

相较于此前的故步自封、盲目排外、夜郎自大、愚昧落后，上海以开埠以来所形成的锐意革新、俯瞰广远的胸襟和气魄，使其成为更多的“第一”所在地。这里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作为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影响深远。它作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在创建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也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所工人学校也出现于上海，即1920年秋开学的上海工人补习学校。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建于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红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创办于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创办于上海。如此等等。这些建党时期和建党初期的数个“第一”集中出现于上海，与上海挺立时代潮头的特性密不可分，而这正是奠定上海红色基因的密码。

进一步来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党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不但是流淌在上海城市精神的红色文化血脉，而且是上海领风气之先的精神支撑。正如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写的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快要到来的气象，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是中国革命高潮之源头，英雄的上海则正是这一源头的发祥地。

摘自《建党伟业——中国共产党创立若干历史问题研究》

编著：孙新

出版：青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