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中国财富论坛”于2021年7月24日-25日在青岛召开。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从微观实体角度降成本往往会产生“翘翘板效应”,导致政策上左右为难的局面。
刘尚希呼吁,降成本应从微观实体角度转向宏观角度,从不确定性、公共风险的角度来考虑降成本,“只有宏观不确定性变得更加确定了,公共风险水平下降了,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才能更符合当前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形”。
刘尚希分析称,当前我国企业成本高起,这个成本并非单一方面,而是体现在生产成本、生活成本、创业成本、投资成本、环境成本、监管成本等各方面的成本在全方位上升。
上述成本全方位上升是如何造成的呢?刘尚希认为,这是发展的自然过程。“好比爬珠穆朗玛峰,现在爬到了半山腰,越往上爬不确定性越大,风险也就会越大,这些风险都会转化为相应的成本”,刘尚希认为,从发展阶段来看,上述的成本是当前发展阶段必需面对的问题,是当前发展阶段无法回避的。
刘尚希认为,不确定性和风险所转化的成本,可能是一种长期趋势。那么如何降低成本呢?就必须要从化解风险的视角着眼——只有宏观不确定性降低了、公共风险水平降低了,那么微观的成本、企业的成本才可能真正的降下来。
在刘尚希看来,当前对于降低成本的政策,大部分针对实体、微观,这些政策措施是有效果的,但往往会出现翘翘板效应,而且这种翘翘板效应会使得政策效果出现边际下降现象,带来很多左右为难的问题。
他举例称,减税降费力度一年比一年大,减税降费在一定时期是必需的,尤其在去年疫情冲击下更需要大规模减税降费,但减税降费不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更不可能长期降下去。“现在减税降费给财政带来的压力非常大,给社保基金带来的压力也非常大。这些降成本,实际上就形成了翘翘板效应”。
他还以行业为例称,降低物流成本应该取决于物流企业效率的提高,如果物流企业效率没有提高而降低物流成本,那么物流企业可能就要亏损。此外,在降低融资成本方面,这取决于金融体系效率的提升,如果金融体系的效率没有得到提升,强制性的降融资成本,那也会导致金融风险扩大。而降低电价则取决于能源企业的效率提升,否则的话,降成本的空间十分有限,如果强制性降成本也会导致相关企业的负担加重,甚至带来亏损。
刘尚希认为,只有宏观不确定性变得更加确定了,公共风险水平下降了,很多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才能更符合当前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形。“从财政政策来说,更主要的就是对冲不确定性,对冲公共风险来解决企业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风险”。
刘尚希解释称,市场领域总是有风险的,但是微观领域的风险和宏观领域的风险的性质不一样,对政府来讲,应该在化解宏观领域风险方面发力,而不是针对微观领域的风险去保企业。
“如果宏观领域的公共风险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市场自然而然就会好转,这样也不会使得政策与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发生冲突”,刘尚希称,在保市场主体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对冲了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因为很难去分辨哪些企业该保,哪些企业不该保,说不定有的时候就保错了。
“在防范风险的时候,还要注意防范风险过程中本身可能引发的风险”,刘尚希强调,要更注重于从宏观、从公共风险的角度来制定调整和宏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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