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金融】隐秘而伟大：孕育红色金融萌芽

/黄沂海  上海银行博物馆馆长

本文载于《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杂志2021年第7期

导语：都市的角落里藏着许多金融历史的秘密，仿佛大隐于市，遮蔽锋芒，悄然躲在那里，只等待一双发现的眼睛，帮它拂去时间的尘埃。上海的小马路，小弄堂，不显山，不露水，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中共地下党通常选择在此布局谋篇，或以创办经济金融实体为掩护集聚革命物资，或与进步银行家结成爱国统一战线，或组织手捧“金饭碗”的青年职员传播真理，激扬文字，留下了几多惊心动魄的红色金融故事。

范园为啥被称作“金融寒暑表”？

范园，位于上海华山路1220弄，集聚着十数栋老洋房，史书记载，此处“树木郁蓊，芳草芊绵，高耸楼台，宛仿泰西风景”。1916年，沪上银行界联合抵制袁世凯的金融政策，“抗兑”斗争获得胜利后，银行家们觥筹交错之余，决计合伙购下这块地皮，共建别墅群，以示庆祝。

说到这场“抗兑”风波，后来居住范园18号的银行家张嘉璈不得不提。北洋政府时期，财政极为匮乏，袁世凯为了对付南方的革命军，大肆扩充军费，捷径之一便是开动机器印钞票。北洋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中国银行等库存资金日趋枯竭的情况下，发行不兑现的纸币，以图达到保全政府财政资金的需要。1916年5月12日，北洋政府又宣布停止兑现中行、交行两行的纸币，瞬时引发社会恐慌。危急关头，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为确保银行信誉，获取同业的配合支持，面对挤兑狂潮，坚持开门兑现以稳定民心，渐渐平息风暴。为此，张嘉璈赢得了“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的称号。全面抗战时期，张嘉璈出任南京政府铁道部部长，指挥完成新建铁路达1600公里，为支援抗战立下汗马功劳。

同住范园18号的还有张嘉璈的胞妹张幼仪，她与诗人徐志摩离婚后投身实业，担纲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董事、副总经理10多年间，运用其人脉资源和商业才智，措置裕如，步步为营，顽强地挺过了艰难的抗战时期，保持了连年盈利气象。

除了金融“兄妹档”，分别居于范园2号、6号的则为一对堂兄弟：中孚银行总经理、中孚保险公司董事长孙仲立，上海阜丰面粉公司总经理孙伯群，两人互为参股，可谓当年横跨金融、实业两界的重要人物。抗战后期，孙伯群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交往甚密，地下党员徐明诚以“国际问题研究所”为名义，将秘密电台设在孙伯群家里。因党组织需要，孙伯群又从美国进口一部电台，捐给了“新亚通讯社”，红色电波从范园6号传送至革命根据地。

与中国银行张嘉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号称上海滩银行界“三驾马车”的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落户范园8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申城市场萧条，银根骤紧，李铭主持建立上海银行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26家银行加盟，通过汇划拆放稳定并加强银行业之间的资金融通，担负起“银行的银行”的职能，公共租界内参加联合准备委员会的华资银行无一因战乱而倒闭。1940年3月，汪伪政府着手组建中央储备银行，周佛海派人拉拢收买李铭，具有民族气节的李铭不为所动，断然拒绝，因此他成了日伪“黑名单”上的第一号人物。身处险恶环境，李铭只好秘密转移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

上图分别为张嘉璈、李铭、陈光甫，三人均系民国时期上海著名金融家，时有上海滩银行界“三驾马车”之称。

范园17号的主人系知名银行家、教育家朱博泉。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朱博泉，先后在华俄道胜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中央银行等机构摸爬滚打，深谙金融职业教育之重要性，他向银行界、实业界广募资金，购置上海圆明园路真光大楼二楼房产，于1932年成立沪江夜大学(后改称沪江书院)，自任院长，开创中国高等学校成人教育之先河。他邀集章乃器、潘序轮、潘公弼、俞颂华等知名学者来校授课，许多银行职员边工作边学习，受益匪浅，一大批精英学子脱颖而出。抗战期间，一位学生误闯日寇军事禁区，被关押入狱，朱博泉得悉后，以自己的社会影响保出了这位学生。有意思的是，朱博泉的岳父、浙江兴业银行(601166,股吧)创始人之一的蒋抑卮，就住在范园14号。

不入范园，怎知春色如许。寸金之地，还住过其他名头不俗的银钱业前辈：范园16号正是交通银行(601328,股吧)董事长钱新之寓所，他不仅将银行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又在民族危难之际频频出手，对国民革命军拨款资助，“发于正气，激于忠诚”；范园20号曾为裕通钱庄创始人、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宅邸，他深受好友张謇“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热心募捐赈灾，出资组织家乡抗日保乡商会民团，守护国土安宁，激发抗日斗志……昔日范园，金融巨头、实业大佬荟萃之地，其一举一动或许会牵动沪上金融行情，故坊间有“金融寒暑表”之谓。

弄堂深处银行读书会靠什么“吸睛”？

一条小弄堂，一间小屋子，一个书报架，一群年轻人……想当年，手捧“金饭碗”的青年后生，就是在这样的简陋环境里聚在一道，在中共地下党的推动下，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点亮思想的星火，接受革命的启蒙。

中南银行的“渔光村图书室”

上海镇宁路西侧的渔光村，为昔时中南银行的员工宿舍，以“左翼”进步电影《渔光曲》命名。1938年9月，中南银行第一位地下党员华家騄调查后觉得，住在单人宿舍里的青年职员，职级相同，年龄相仿，思想相近，关心抗战形势和命运前途，喜欢读书看报交流感想，渔光村是开展群众工作、扩大党组织影响力的好场所。于是乎，华家騄以丰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为由，向银行方面借来了书橱和家具，申请了补贴经费，订立了阅览章程，宿舍图书室就这样张罗起来了。

图书室除了购置金融经济类的书籍，还有意识地选择了一批进步书刊，如斯诺的《西行漫记》和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等，很受读者欢迎。这些红色读物被分拆成几个小册子，包上新的封面出借，既增加了隐蔽性，也提高了流转效率。华家騄又聘请中南银行襄理兼八仙桥办事处主任陈光庭担任图书室监察，使地下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取得了合法地位，个别中高层管理者也来借阅图书、参加文体活动了。

每到夜晚，渔光村里，灯火盈盈，书声朗朗。图书室以党员为核心，于畅述读书心得中传播革命真理，从中发掘积极分子，把一些作风正派、热心公益、有群众影响的银行员工团结到党组织周围，陆续发展了若干名党员。

上海渔光村鸟瞰。

1941年12月，日军悍然占领租界并强征渔光村宿舍，勒令职工迁移。形势所迫，华家騄赶紧将进步书刊藏匿起来，其余书刊捆扎后运送到汉口路中南银行6楼，继续供行内员工借阅。

浙江实业银行的“合作读书会”

在“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浙江实业银行几位在学校里就已接触到一些进步思想的练习生，记账算账之余组成“合作读书会”，自掏腰包购买各种书籍，满足求知欲望。他们阅读和讨论的作品选题相当广泛，从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谭嗣同的《仁学》，到托尔斯泰的《复活》、屠格涅夫的《前夜》等，在苦闷忧愁的漫漫长夜里寻求光明与出路。读书会里学过世界语的郭味回、马宝锷，还把他们通过外媒获悉的世界无产阶级抗争、工农红军万里长征胜利等讯息进行分享，使会员对国家的命运前途重新燃起希望。

在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简称“银联”）活动中受到中共地下党员张困斋培养教育的陈业善，经介绍成为浙江实业银行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合作读书会的效应，也由此延伸到这家银行的单身行员宿舍所在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葆仁里，党支部利用这个阵地作为青年行员活动中心，每星期举行一次学习讨论，在党员和积极分子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还传阅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这些精神食粮，成为年轻职员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坚持战斗的力量源泉，其中有两位还先后远赴解放区投身革命。

新华银行的“星火读书会”

在共青团和左联的领导与推动下，新华银行曾经建立过一个“左翼”秘密组织——雇员协会，团结一批进步职业青年，学习共产主义思想，结合雇员的日常生活问题开展斗争，并出版了秘密刊物《雇员生活》，从此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39年，新华银行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翌年党组织召集积极分子成立了星火读书会，定期举行活动，阅读进步书刊，邀请“左联”作家授课，切磋交流文学写作体会，要求会员每月写一篇习作，互相传阅提出意见，活动地点大多在新华银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办事处。

上海“孤岛”时期，物价飞涨，而工资却纹丝不动，民众苦不堪言。党支部暗中通联，星火读书会成员秘密商定发动了一次联名请求增加薪津的斗争，拟稿、刻印并将联名请求加薪的呼吁书分发至各部门及办事处。“一石激起千层浪”。请愿书一呼百应，签名者络绎不绝。新华银行管理层迫于群情激愤，只好同意加薪。但是这次斗争后，受到当局盯防，星火读书会的活动更加隐蔽了。

金城银行的“愚园路同德会”

参加“愚园路同德会”的金城银行员工，本来即是银联的活跃分子。1939年秋后，敌伪势力对上海租界的渗透日益加强，上级党组织揆情审势，决定把群众工作重点由参加银联召集的活动为主，“化整为零”逐步转向在各家银行内部分头组织，这样更有利于联系群众和隐蔽力量。同德会取得行方的支持，将愚园路一所花园洋房用作读书、聚会等文体活动的场地。

“读书愈多，精神就愈健壮而勇敢”。同德会不仅开辟面向公众的图书室，还另设一处小小藏书柜，对勤于进取、奋发有为的银行职员出借各种进步书籍，从而培育革命意识，传承红色基因。图书室还组成两个读书小组，每逢星期天，聚集在积极分子陈启刚、殷灿鑫等家里进行活动，探讨《社会科学基本知识》及进步文艺作品的读后随想，出版了5期手抄刊物《励进》，纸上交流，直抒胸臆，碰撞出思想火化。1940年以后，通过读书会陆续吸收了数位优秀青年入党，使党员分布遍及金城银行总行营业部、储蓄部、总经理处以及部分办事处，扩大了党与群众密切联系的辐射范围。

浙江兴业银行的“浙兴读书会”

云雾缭绕，局势迷茫，埋首于数字账本的银行职工往往黑白不分，浙兴读书会时常发生争辩。其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倾向甚嚣尘上。针对这股逆流，浙江兴业银行党支部根据上级指示，采取原则问题不让步、非原则问题可灵活掌握的方针，力争使读书会中的进步力量逐步占据上风。

为此，浙兴读书会除了继续组织进步社会科学和文艺著作阅读外，党支部还专题学习了毛泽东的《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等文章，并邀来曾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吴承禧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以及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主张，吸引了非读书会的众多行员前来听课，座无虚席，反响热烈。由于吴承禧担任着浙兴银行襄理，虽然高层认为他“言辞出格”，也奈何不得，但以后类似讲座就不允许再办了。同时，读书会编办了油印刊物《学习》，行内地下党员吴申淇用笔名撰写系列述评，揭示世界革命斗争形势与格局，论述民主团结的重要性，因文笔生动，鞭辟入里，行员争睹为快，竞相传阅。在之后开展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中，从读书会脱颖而出的青年骨干起到了“生力军”和“冲锋队”的作用。

（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2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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