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斯特龙伯格：法国大革命的浪漫主义转向

《西方现代思想史 : 1789年至今》，（美）罗兰·斯特龙伯格，刘北成、赵国新译，中信出版(300788,股吧)集团2021年6月。

法国革命

思想观念在法国大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法国大革命始于1789年，并在随后若干年里主宰了整个欧洲舞台。大革命是以引人注目的“哲学家”运动为先导的，后者展示了一个光彩耀人的思想领袖画廊。这些人物晚至18世纪40年代后期才崭露头角，18世纪六七十年代如日中天，哺育了未来的革命领袖。最近一位历史学家引述革命期间一个法国人的话:“他们用言论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言论确实所向披靡。”这些言论出自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及其弟子们之口。这些人被视为权威，后来甚至被供奉在革命政府建立的先贤祠中。革命中的主要派别更多是按照他们信奉的理念而不是他们的社会阶级成分来划分的。一位知名学者指出，无套裤汉主义，这种巴黎的革命世界观，“更多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一种社会政治经济现实”。雅各宾派这个1792—1794年的统治集团乃是由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组成的。革命领袖也往往把革命视为启蒙思想的产物。布里索在1791年9月夸耀说:“我们的革命不是起义的结果，而是半个世纪启蒙的产物。”一份重要杂志于1793年4月宣称:“哲学指引了法国的一场伟大革命。”

不幸的是，启蒙哲学家在社会政治事务方面的理念通常都很模糊，事实证明不足以指导革命。在一个英勇的开端之后，革命就陷入了痛苦血腥的内乱，接着导致了1793—1794年的恐怖。有些人将这种情况归咎于启蒙思想的混乱与矛盾，也有人将其归咎于启蒙思想的不切实际。爱尔兰裔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埃德蒙·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成为所有法国敌人的“圣经”。这部保守主义宣言指责革命以抽象理念为依据，认为在政治领域中，唯有具体的人际纽带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才起作用。应该承认，正如现代思想史学者约翰·洛所说:“试图寻找启蒙哲学家关于未来政府的看法，结果几乎总是一无所获。”

事实上，几乎所有启蒙思想的幸存代表(那一代的伟大人物到大革命时大多已经去世)都从一开始就对革命感到惊骇。说到底，他们主张通过思想启蒙而非暴力革命来实现合乎理性的进步;他们大多蔑视民众，寄希望于某种开明专制。他们信奉合乎理性的秩序与合乎科学的方法，而这些却在革命时期的狂欢动乱和胡言乱语中遭到践踏。正如有人指出的，“革命”这个词在启蒙哲学家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踪影。在他们的期望中，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不是狂暴革命的结果，而是循序渐进、受约束、大体可以预料的改革的结果”。最激进的启蒙哲学家之一霍尔巴赫男爵(无神论者，至少在仆人不在场时自称“上帝的私敌”)在其政治著作《自然政治》(1773)中就曾写道:“在革命时期，人们义愤填膺、头脑发热，从不诉诸理性。”启蒙思想家(并非完全一致)大多在口头上敌视教会，但希望用理性祭司取代基督教修士。此外，他们通常不想废除君主制，而是想让王权成为启蒙的工具。

所谓的吉伦特派聚集了大部分启蒙知识分子。而以罗伯斯庇尔与圣鞠斯特为首的雅各宾派则激烈地斥责启蒙思想家和百科全书派。1793—1794年，他们要么把吉伦特派成员送上断头台，要么迫使其走投无路而自杀。“文人”几乎成了叛徒的同义词。激进的雅各宾派认为，他们的敌人是那些“最有教养、最工于心计和最奸诈狡猾的人”。罗伯斯庇尔宣称，那些人“竭力关照自私的富人和平等的敌人”。雅各宾派只推崇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就是卢梭，而且处处援引，就如同着魔了一样。罗伯斯庇尔把他称作“圣人”。但被他们当作保护神供奉的那个卢梭乃是伏尔泰和狄德罗的敌人;他是完全不同的启蒙哲学家，拒绝精深的理性，偏爱天然情感。罗伯斯庇尔宣称，如果卢梭能活着看到革命，“谁能相信他那仁厚的心灵将不去欣喜若狂地拥抱正义和平等的事业?”但温和的布里索和罗兰夫人同样是卢梭的信徒，他们依据的则是不同的解释和论著。这种差异至今让学界纷争不已。与罗伯斯庇尔相反，罗兰夫人的情人蒲佐在写于死牢里一封信中说，如果包括卢梭在内的那些启蒙哲学家还活着，“他们会同罹此难。如果他们和我们一样没有流亡......孟德斯鸠、卢梭、马布利都会被判处死刑；他们都会丧命于断头台”。

让·雅克·卢梭。

吉伦特派是一个由理性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派别。他们反对流血和群氓暴力，厌恶其政敌用来消灭他们的那种武力手段。围绕如何处置国王展开的争论(1792—1793)导致各派之间分崩离析，也最终导致吉伦特派垮台。吉伦特派不情愿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因为他们害怕这种激烈的举动会导致种种后果。但恰恰是在吉伦特派领导下，法国开始了与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战争。这场战争导致了二十几年几乎连续不断的欧洲厮杀，使法国革命成了世界性革命。吉伦特派里面有一些最激烈反对“教士阴谋”和“迷信”的斗士，或者说百科全书派、无神论者和反叛的教士。他们支持(其实是他们制造了)引起争议的《教士公民组织法》，对教会实行国有化。其中有些人主张借此改革基督教，还有些人主张建立非基督教的信仰。

左翼的雅各宾派依据自己对卢梭“公意”的解读，提出了一种民主观念。他们的目标是平等，“公意”概念以及常常成为他们权力基础的群众行动使得他们赞颂人民群众。这一思想倾向不太看重个体权利和议会制度，而把它们看成是自私和腐败的。1793年的雅各宾宪法根本没有规定分权，也没有保障个人自由。它批准了一种基于民众意志、由公民投票产生的专政，其权力授予少数人行使。

罗伯斯庇尔宣称:“我代表人民说话。”有时，这种“集权主义的民主”在某种深层意义上说是民主的，即具有亲民的情感、平等的热情和让人民直接统治的愿望(罗伯斯庇尔想建设一个能容纳1.2万人的大会场，让民众观看立法者的活动)。但是，它蔑视合法程序和个人权利。其结果就是在1792—1793年极端的战争危急条件下的恐怖统治。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是狂热的美德共和国时期的伟大革命宣传家和主要政治人物。身为启蒙运动的信徒，他怀疑基督教，但主张崇拜最高存在、理性女神。他宣布，无神论是贵族的东西。他的上帝是人民的某种抽象化身。他是一个很好的民众鼓动家，但他与真实民众的关系基本上是冰冷而不愉快的。他刻板、真诚、咬文嚼字，善于言辞而拙于行动(罗伯斯庇尔除了演讲，几乎没做过其他什么事情)。以正直自居的罗伯斯庇尔首先是个演员，一个毫无私利的彻底政治化的人物。他把自己当作历史精神的化身。他看见血就会全身发抖，但又能以人道的名义下令处死成千上万的人。埃德蒙·伯克指责这场革命耽于抽象的理论而缺乏务实的判断。这种指责似乎在罗伯斯庇尔那里得到了完全的体现。这个恪守原则的人变成了血腥的独裁者，最后被他用来消灭自己敌人的革命机器毁灭。

罗伯斯庇尔。

罗伯斯庇尔并不是法国革命最激进的产物。尽管雅各宾主义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精神，主张共同体高于个体，但它不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罗伯斯庇尔及其战友主张，可以为了社会福祉而用各种方式管制私有财产，但他们相信最好的社会秩序应该像卢梭建议的那样，让每个公民都拥有一点儿财产。这完全可以被称作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或手工业工人的乌托邦。在革命中出现了社会主义，只是还没来得及充分发展。在1795年的绝望日子里，革命似就要土崩瓦解，一小群社会主义者试图发动起义。这个由巴贝夫和邦纳罗蒂领导的“平等派的密谋”一败涂地，但留下了一个强大的传统。这些社会主义先驱者也从卢梭的某些著作中获得启发，尽管他们的解读是比较粗糙的，他们痛恨私有财产、商业和奢侈，颂扬贫困的美德、诚实劳动和简朴生活。邦纳罗蒂活了下来，成为一根纽带，联结着19世纪40年代的社会主义思潮。这种无套裤汉社会主义散布到欧洲各地，对贫困阶级的那些空谈理论的代表人物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接近于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意大利的巴贝夫主义者鲁索就重申萨沃纳罗拉1回归中世纪的主张，号召富人们抛弃自己的珠宝。

革命中的种种极端现象反而使革命名声扫地。随着内战、迫害、恐怖和国际战争横扫欧洲大陆，革命最初在欧洲各地引起的欢欣雀跃，到18世纪90年代就转变成失望和幻灭。最初，欧洲各地的知识分子大多因革命而欣喜若狂，包括许多后来变成革命死敌的人。年轻的华兹华斯吟唱道:“能够活到那个黎明时分是多么幸福。”除了华兹华斯，还有迈斯特、夏多布里昂、康德、费希特、诺瓦利斯、歌德等，许多人最初都有这种兴奋之情。卢梭在英国也有狂热的崇拜者，例如，托马斯·马尔萨斯的父亲就要人们只称他为“卢梭之友”。1799年，卢梭的信徒吉尔伯特·韦克菲尔德被指控公开希望法国入侵和征服英国，并因此遭到监禁。这个时期，人人都在读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吉本呕心沥血20多年，到1787年才完成这部巨著。这部作品焕发着共和精神，至少在1789年的氛围中它是这样被人们解读的。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似乎在告诉人们，古代的罗马自从有了第一个皇帝就开始衰落，基督教最终使它完结。

但法国革命迷失了方向，陷入暴力、劫掠和不义。最后，它以吞噬自己的“儿女”这种可怕的场面告终。结果，人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理性时代的种种前提假定，然后予以拒斥，从而促成了浪漫主义的转向。1794年以后，原来的启蒙哲学家圣马丹变成了一个与共济会的诡秘分支有联系的新神秘主义宗教的领袖。卢梭的影响也沿着直觉和想象的方向散播。

对革命的抨击

法国革命很快就招致了思想反击。英国的伯克首先发难，于1790年发表了《法国革命感想录》。伯克宣称，革命之所以走进误区，是因为革命的领导者要摧毁整个政治体制，并想在一夜之间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体制。他把这种错误归咎于启蒙哲学家、政治理性主义者的基本观念。他们的方法是抽象理论的方法，而在这样一个领域玩弄抽象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伯克讥讽地写道:“西哀耶斯神父有许多鸽笼，里面放满了各种现成的宪法，贴着标签，分门别类，排着序号。”但宪法不应该是从政治理论家贩卖的货物中挑选出来的，而必须像一棵大树一样，从一个国家的土壤中历经数个世纪生长起来。

伯克的这部作品体现了他的风格，表现出对现实政治微妙结构的一种令人惊叹的洞察力。如果将它看作一部文学作品，那么它是新兴的浪漫主义风格的主要散文作品之一。在这种雄辩中浮现出来的主要思想是，社会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历史产物，不能像一台机器那样被随意修补;社会是人类智慧的储藏库，应该受到尊崇，如果必须加以改革，那也必须充分考虑其制度机构的连续性。另外，还有一些相关的思想是，政治共同体是由历史塑造的，它已经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不可分解的纽带，使得自由的政府有可能存在;社会有机体有其自身的等级体系，因此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平民百姓会尊重“天然的贵族”;一般规则和抽象原则对于政治无任何帮助。他对那些不安分的革新者表示怀疑，认为他们没有耐心吸取祖先的智慧，却非要为彻底的社会改造描绘蓝图，仿佛他们是先知先觉。

《反思法国大革命》，埃德蒙·柏克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7月。

伯克一方面摈弃法国人所宣扬的“抽象权利”，另一方面也力图阐明人的真实权利;他确实相信人应该拥有这种权利，但也强调人在进入文明社会时，为了从政府获得种种好处而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某些自由。这种真实的权利建立在西方政治社会的基督教基础上，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如果从维系他生存的古老习俗和传统结构中割裂出来，他就无异于野兽了。再者，人是一种宗教动物，如果没有基督教，他就会转而信奉另一种可能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宗教。因此，尊崇上帝和尊崇社会秩序乃是人生的两大职责。二者相互关联。因为历史就是上帝旨意的显明。人们指责伯克，说他仅仅因为教会历史悠久就推崇教会，但他的虔敬确实是真诚的。

这位爱尔兰演说家对后来的保守主义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法国革命感想录》在欧洲一版再版。路易十六亲自将它翻译成法文。它之所以流行，不仅是因为它富丽堂皇的文风，也是因为它那种看似很神秘的预言性质，因为伯克在法国革命刚开始不久就宣告它必然失败。许多人认为，伯克的这部论著超越了保守派的派性，对政治思想乃至社会改革理论做出了一种真正的贡献。他确实不反对变革，条件是变革应该受到恰当的控制。他出身低微，本身的经历就是一次次的激情战斗—支持美国独立，主张爱尔兰和印度的利益1，最后是反对法国革命。从性情上看，这位爱尔兰人一点也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保守分子；他的一个传记作者指出:“他的天性总是最急切地促使他去服务于某种伟大的事业，去纠正某些可怕的不公。”伯克的许多思想被视为想积极参与政治的人必不可少的智慧。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宣称:“不了解伯克的政治家就如同没有罗盘的航船，会在暴风雨中的大海上迷失方向。”当然，伯克的许多观点也融入了现代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秩序的尊奉，对草率的改革者及其一蹴而就的计划的不信任，社会成长的有机体观念。

伯克的文风深刻地影响了他同时代的人，对反革命事业和浪漫主义都产生了重大作用。18世纪50年代，当伯克还是一个奋斗的年轻律师时，他就转变成一个文人，撰写了论文《论崇高美和秀丽美》。这篇论文通常被认为是从新古典主义转向浪漫主义趣味的一个标志。他认为，当美的领域实际上被和谐、均衡和典雅这些古典规则所统治时，还有另外一个感觉领域存在，那就是“崇高”。它唤起恐惧和敬畏，它不像古典美那样使我们变得文质彬彬、同化于社会，而是让我们感到孤独，同时又让我们兴奋和欣喜若狂。伯克本人一直带有一点浪漫色彩，他的事业更是如此。或许有点矛盾，他最后的这部伟大著作在内容上是保守主义的，在文风上是浪漫主义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位反革命重要鼓吹者同时也是一位革命者。

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不乏挑战者。1794年，潘恩予以反击。他的《论人权》在伦敦畅销一时。威廉·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充盈着法国精神，在个体完美状态的理想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理性主义乌托邦。葛德文是诗人雪莱的岳父。葛德文的妻子是女权提倡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他们周围有一个英国左翼群体。葛德文是一个哲学无政府主义者，敌视国家及一切制度性组织(例如，他也抨击公共教育制度)。潘恩写道:“政府就像一件外衣，乃是失去贞节的标志。”“即使没有政府，具有共识的社会”应该也能完成政府权力所篡夺的所有必要的社会职能。这种思想可能是从卢梭的思想中引申出来的。摆脱了政府的干预，社会将会自行运转—这乃是亚当·斯密那一派政治经济学家的思想，但到了葛德文那里变得更激进了:“如果我们让每个人都听从自己心灵的进步，不要想方设法用任何类型的公共设施来管制他们，人类用不了多久就会变得唯真理是从。”

随着英国逐渐与革命的法国针锋相对，葛德文对卢梭的推崇也变得不受欢迎。著名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利持有亲法的政治态度，一伙暴徒因此捣毁了他的实验室。在苏格兰，粗暴的批评不绝于耳，迫使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宣布收回他对法国温和政治领袖孔多塞的赞扬。最初，柯勒律治与他的朋友华兹华斯都对革命报以同情，后来也“丢掉了声音刺耳的造反小喇叭”，转而反对革命异端。柯勒律治深受伯克启发，与伯克齐名，被视为英国保守主义的开创者。不过，激进的报人威廉·柯伯特也加入了反雅各宾主义的事业。在英国教会内部，威廉·威尔伯福斯领导的福音派运动站出来反对18世纪教会对自然神论的纵容，进而斥责不信神的法国人。

拿破仑时代

伯克作为“卫道士”竭力捍卫传统和“惯例”，可以说是逆流而上。正如英国大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后来指出的，尽管暴行累累，但法国革命确实发生了，而且“它教导人们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当作权利的最高标准”;它使男人和女人都习惯于变革;它使旧秩序不可挽回地被扫除。即便是伯克也无法想象还有可能在欧洲恢复旧貌，因为他确实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很快，法国军队就使革命传遍整个欧洲。拿破仑·波拿巴的独裁统治(1800—1814)使欧洲思想界大多转而反对革命，但拿破仑的军事胜利继续颠覆旧的格局。他还找到一些杰出的知识分子来支持他用一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新秩序统一欧洲、结束“封建主义”。

邦雅曼·贡斯当、斯塔尔夫人和勒内·夏多布里昂引领了一群才华横溢的法国流亡者。这些人逃脱了他们所说的暴君统治。另外有一些欧洲人，如德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歌德，从未丧失对拿破仑的信仰，认为拿破仑的出现乃是天意，上天赋予拿破仑的使命就是用一部进步的法律将欧洲统一。还有一些人退而保持中立。在法国，所谓的观念学派，即原启蒙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侥幸逃脱断头台)的思想追随者，面对革命在政治上的失败和幻灭，变得越来越冷峻客观，努力像严谨的科学家那样研究人类的心灵:推进孔多塞的“社会数学”，“沟通生命世界和非生命世界”。(德斯蒂对孔德的影响表明了他与现代社会学兴起的关系。)

拿破仑像。

法国一群杰出的科学家，其中包括生物学家拉马克和居维叶，证明在拿破仑的统治下比较中立的科学能够繁荣发展。拿破仑也习染了那个时代对历史和东方的兴趣。他于1798年远征埃及时，随军带去200名学者，为的是研究那块令人神往又十分神秘的古老土地。拉普拉斯改进了牛顿的物理定律，从而完善了经典力学。他发表了著名的《宇宙体系论》，试图不用牛顿的“第一推动力”的神迹来解释宇宙的运行和演化。(当拿破仑问他为什么没有提到上帝时，他回答道:“陛下，我不需要那个假设。”)

拿破仑私下谈话时，他喜欢用他的无神论和玩世不恭来使人震惊。但他确信“只有宗教才能给这个国家长治久安”，因此他不能容忍任何公开的无神论，并且平息了革命与教皇的争端。私下里，拿破仑将通奸称作“区区小错一桩，化装舞会上的小插曲”，但《拿破仑法典》这部在他主持下制定的、确立新的平等主义的伟大法典却规定严惩通奸，因为“婚姻的稳定有利于促进社会道德”。他反对女权主义，说女人“不过是生儿育女的机器”。他蔑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蔑视“所谓的文学风格”。他宣称，在他的藏书中，他最喜欢的是有关他的军队的统计资料!但他自己无所不读。凡是艺术界、科学界、哲学界，甚至是政界流传的书籍，他都不放过，还常常做出精辟的评论。他确实不欣赏他的政敌斯塔尔夫人和夏多布里昂所采用的新的浪漫主义文学风格。总体而言，在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思辨性的思想没有得到发展。

拿破仑不认为自己是暴君，当他得知人们都这样看他时显得很惊讶。被流放到偏远的圣赫勒拿岛后，他在临终前宣称，他的使命是消灭封建主义，重新统一欧洲大陆，以及用公平正义的法律来“确保人的尊严”。为此，他对革命进行调整，使之变得务实，平息了法国的动乱，用任人唯贤的原则给普通人打开了机会大门。他把法治下的自由平等输出到德意志和意大利。他恢复了波兰的独立，因此在波兰和欧洲其他地方他总是不乏支持者;在他统治的15年间，战争几乎从未间断，这种战争就像是欧洲的内战，尽管在法国之外有许多人将其视为法兰西帝国主义的表现。有些人像诗人雪莱那样，最初对他欢呼致敬，最后则斥责他是自由事业的叛徒。贝多芬最初把自己的《英雄交响曲》题献给拿破仑，但当这位第一执政给自己戴上皇冠后，贝多芬就撕去了标题。这个故事一直有人质疑，但不妨信以为真。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思想家也一直是坚定的波拿巴主义者。关于这位伟人，人们一直褒贬不一。按照荷兰历史学家彼埃特·盖尔的史学经典之作《拿破仑:赞誉和诋毁》的观点，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下去。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来自科西嘉的小个子从无名之辈蹿升为显赫一时的世界主宰，他身后留下的这个世界已不复从前。他所表达和体现的力量远远大于他本人的超常个性。

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的画作《自由引导人民》。

在这个划时代的岁月里，欧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震撼。像神圣罗马帝国这样的古老界标都被连根拔除，一个个王冠落地，一个个新主人登场。拿破仑是许多年里承担敌基督这一角色的最佳候选人。据估算，1803—1814年，伦敦的预言家乔安娜·索思科特的信徒多达数十万人。这个不识字的德文郡村妇因宣布基督再次降临而引起轰动。她发布的消息恰与动荡的时世相应，当时英国人既担心法国入侵，又苦于物价上涨和失业加剧。托马斯·麦考莱感到十分惊异:“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老妇人，除了算命女人的狡黠之外别无所长，所受教育不超过一个用人，却被奉为一个女预言家，身边簇拥着数以万计的信徒。这一切居然发生在19世纪，发生在伦敦。”当时，在具有宗教改革传统的德意志南部和瑞士也涌现出各种千禧年福音教派。

关于拿破仑的争论无休无止。英国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威廉·黑兹利特在得知拿破仑最终失败的消息后，据他的朋友海顿描述，他“身心倶废”;“他蓬头垢面，走来走去，白天难得有清醒的时候，晚上总是醉意沉沉”，这样持续了几个星期，直到有一天，他仿佛大梦初醒，从此滴酒不沾。海顿认为拿破仑可耻地背叛了真正的事业，但1821年这位伟人去世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后人永远不能理解这个时代的人对拿破仑的感情”—他的崛起、辉煌和失败对人们产生了多大的影响。那些时刻都是激动人心的。毫不奇怪，从1789年革命初曙到1815年拿破仑最后失败，浪漫主义就是在这激荡的二十几年中兴起的。

在对抗拿破仑的过程中出现的最显而易见的政治冲动便是民族主义。它诞生的时间通常被定在1807年普鲁士在耶拿战役中惨败之后。德国思想巨匠费希特与赫尔德，以及一些名气不大的作家和青年组织者宣扬民族主义。启蒙运动本身一直鼓吹世界主义。费希特确信，这是那个现在遭到贬斥的时代(指启蒙运动)的众多错误之一。法国人领导了启蒙运动;现在，歌德、贝多芬、席勒、康德时代的德意志正承担欧洲思想文化的领导角色。费希特在其广为流传的《致德意志民族的演讲》(1807)中宣称，德意志已经在思想文化方面觉醒，它也应该在政治上觉醒。革命的目标—人人权利平等—确实值得追求，但权利需要植根于特定的人类家庭，而不是含糊不清的普世人类。革命本身就包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因素。它是一场法国革命，因为它发生在那片土地上，它将曾经高度封建化的国度里的各种行省集合在一起。(可以说巴黎是革命的中心，许多外省城市则亦步亦趋。与革命敌人厮杀的战争将整个国家团结起来。)与之伴随的是一种冲动:建立中央集权的政府，统一文化，例如，将各地方言统一成一种法语。

民族主义乃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旦旧的社会等级秩序土崩瓦解，民族就成了新的社会平等的天然载体。人民为什么是平等的?因为都是祖国的孩子。国家不再受特权阶层的统治，而是成为大家的财产，是平等权利的卫士和象征。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者高唱:“自由的王国!人人平等!”在人民的国家里没有特权等级，只有属于同一个民族的平等公民。

民族主义是19世纪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意识形态，我们在下一章里还要讨论。与此同时，拿破仑的军队连根铲除了各国的旧式君主制度，使之再也不能恢复原貌。1815年，在拿破仑最终失败后，各国政要为了重建欧洲而聚集在维也纳。他们试图用“王朝正统”作为政治权威的指导原则，但这种做法没什么成效。不久，意大利人就率先揭竿而起，试图使意大利半岛摆脱奥地利的控制。烧炭党、青年意大利党前赴后继。它们是自1820年起最浪漫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

作者｜（美）罗兰·斯特龙伯格

摘编、编辑｜李永博

导语校对｜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