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 邢晓婧】对日本首相来说,顺利下台比登顶权力巅峰更为艰难。回顾截至今日的99任日本首相,功成身退者屈指可数,而黯然离场者大有人在,有“平民首相”之称的菅义伟显然不是一个成功者。9月29日,日本自民党将开始总裁选举投计票,选出菅义伟的接任者。一年前,当前任安倍晋三因疲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抱病”退场时,已做了7年8个月内阁官房长官的无派阀人士菅义伟“有幸”被党内主要派阀联手推上首相宝座。但不到一年,抗疫不力、经济低迷、长子被爆“政商勾结”、地方选举惨败、被质疑无法带领自民党赢得众议院选举……让年过七旬的菅义伟无奈宣布放弃参选,也就等于无缘连任首相。对这位“过渡首相”的功过是非,日本各界自然是议论纷纷。
忙活一年还是“不及格”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最新舆论调查显示,72%的受访者认为菅义伟放弃参选自民党总裁的决定“妥当”。对于菅义伟内阁一年来的政绩,回答“认可(13%)”和“勉强认可(44%)”的受访者为57%,这与其刚上台时74%的支持率有了明显的差距。
继承“安倍路线”的菅义伟上任伊始表现出想要大展拳脚的雄心壮志,接连提出推行数字化经济转型、行政改革、2050年实现碳中和等“招牌政策”。无奈和安倍一样,菅义伟直至政权结束也未能彻底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抗疫不力、疫苗接种推进缓慢、新增新冠肺炎患者人数不减、经济萎靡不振等因素使得民众对菅义伟内阁的不满情绪一触即发。
多位日本政治家、媒体人以及学者近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并给菅义伟内阁评分时,给出相同的答案——不及格。日本共同社客座评论员冈田充不客气地说:“50分,不及格!”他表示,菅义伟口口声声说“要优先应对疫情”,采取的种种政策却是为了举办东京奥运会——在约七成日本民众反对举行东京奥运会的背景下,菅义伟仍出于个人考虑,希望通过实现“奥运创举”改善支持率,“可惜最后电视台收视率确实上去了,但菅义伟的支持率不升反降”。
日本众议院前议员小池政就给菅义伟执政打出“40分”,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没能向国民解释清楚效果和必要性的情况下,菅义伟频繁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呼吁民众配合相关限制活动,导致整个社会和经济都陷入停滞状态。不过,他也表示,“其实菅义伟也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改革,如果没有新冠疫情的话,民众对其评价应该会高一些”。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丸川知雄给菅义伟内阁打了55分,原因是“几乎遵循安倍内阁的执政路线,没有采取任何新动作”:在外交政策方面,给人以“被动”的印象;在经济金融政策上,又是延续了失败的“安倍经济学”。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新冠肺炎疫情是压垮菅义伟的最重要因素。疫情本身对日本社会的实际影响有限,但菅义伟在处理过程中优柔寡断,瞻前顾后,对外沟通不足,特别是反复启动紧急事态,致使人员行动受限,商户生意惨淡,引发民怨沸腾。
菅义伟放弃参选自民党总裁的决定其实有迹可寻。8月6日,他在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上致辞时,照着稿子念居然漏掉一整页,还将“原子弹”错读成“核电站”。8月9日又在出席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时迟到,当时就有传言说“菅义伟面色黯淡”“怀疑他精神痛苦”。8月22日的横滨市长选举则给了菅义伟致命一击。其“政治恩师”小此木彦三郎之子、前国家公安委员长小此木八郎在得到全党支持的情况下,仍在菅义伟的“地盘”上惨败。“横滨冲击”致使菅义伟凝聚力大幅下降、无法作为下届众议院的“选举面孔”参加竞争的意见成为主流。
政治遗产“负的多”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以来,为抗衡中国加大拉拢盟国的力度,这让原本就不善于处理外交关系的菅义伟政府极速靠近美国,也让重现改善苗头的中日关系再次降至冰点。面对乏善可陈的政治表现,“首位与拜登通话的亚洲国家领导人”“首位与拜登面对面会谈的外国领导人”也一度被当作是菅义伟的“外交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4月的日美首脑会谈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时隔约半个世纪重提所谓“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即便是卸任前,菅义伟还抽身远赴美国,参加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QUAD)”首次面对面峰会,推进印太战略以遏制中国。据美国彭博社报道,菅义伟出发前宣称,中国通过提升军力改变地区现状的做法威胁到“日本的和平与繁荣”。他还称,日本将“持续关注中国大陆与台湾军事平衡的变化”。
同时也是日本知名台湾问题专家的冈田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菅义伟政府试图将“中国威胁论”异化,等同于“翼赞舆论”(1940年日本为强化法西斯统治渲染的一种论调——编者注)。日美首脑会谈的联合声明重提台湾问题,实际上是将日美安保体制的性质从“地区稳定的装置”变质成“对抗中国的同盟”,而这正是菅义伟留下的最大的政治负资产。
“菅义伟政府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正面的政治遗产”。丸川知雄一直担心菅义伟继承“安倍经济学”会给日本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而事实果然如此,安倍提出的量化宽松政策本是短期应急措施,2012年起实施,直至2014年没有见效,就应立刻结束,但该政策却持续9年,菅义伟上台后也没有做出任何改变。
此外,不顾国际社会和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对、单方面决定将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至海洋无疑是菅义伟政府的另一大“政治负资产”。
不惜一切代价举办东京奥运会,或许是菅义伟政府很看重的政治遗产,但不巧的是,日本政坛“奥运年首相下台”的历史魔咒再次应验。项昊宇认为,东京奥运在争议中虽顺利举办,但适逢国内疫情扩大,也成为菅义伟执政的失分项。深层次看,疫情长期化加剧了日本社会焦躁情绪,菅义伟自然成为民众不满的替罪羊。
在小池政就看来,也不能说菅义伟执政一无是处,成立“数字厅”、降低手机费用、减轻年轻人不孕不育治疗负担等都在这位“平民首相”执政期间得到推进。
虚假的“自民党内有民主”
菅义伟政府的失败与自民党内部派阀乱斗以及其无派阀出身有着密切关系。在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党内七大派阀除岸田派统一支持岸田文雄之外,其他派阀均未能就支持者达成共识,这在讲究派阀政治的日本政坛实属罕见。分析认为,这是自民党内部少壮派和元老派的对立日益突出的具体表现,总裁选举是一场乱斗,众议院选举也将是一场混战,日本政坛迎来“多事之秋”。
冈田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对于党内议员而言,与其说关心谁能当选总裁,不如说更关心谁能带领自民党赢得众议院届满选举,因为这关乎他们自身的议员席位。菅义伟惨淡的政治表现以及持续走低的支持率,让很多自民党议员认定:若由菅义伟带领参加众议院选举,自民党“必败无疑”。所以,即使党内第一大派阀细田派的安倍晋三和党内第二大派阀麻生派的麻生太郎接连表示支持菅义伟参选,派阀内部依然反对声浪不断。尤其是反对“老人政治”的少壮派更是明确表示要跨越派阀支持候选人之一河野太郎,形势异常混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政治混乱竟然也成了“优势”。丸川知雄分析说,日本各大电视台每天播出4位候选人的讨论会,让他们各自发表政见。虽然多数日本国民没有选举权,但给外界的感觉是“自民党内有民主”,这为自民党参加众议院选举起到推动作用。小池政就持有相似看法,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日本政局如此混乱,自民党却能利用党内一系列“新闻”增加曝光机会,引起公众关注,为众议院选举造势。他还说,很多日本选民知道其他政党没有执政能力,只能期待自民党总裁选举尘埃落定之后,新政府能强过菅义伟政府。
如果说“无派阀”是菅义伟去年能登上首相宝座的关键因素,随之而来的弊端也迅速凸显。据日本NHK电视台报道,由于没能组成自己的团队,菅义伟在做很多事情时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诸如“首相不掌握相关信息”等情况时有发生。日本《朝日新闻》直言,在派阀林立的日本政坛,没有支持者的人大多以悲剧收场。
谈起菅义伟执政的败因,冈田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戳到国民内心、引发共情的“沟通表达能力”是每位政治家都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可这恰恰是菅义伟的短板。在国际外交场合,这一缺点会被无限放大成为“致命伤”。在今年6月的G7峰会上,菅义伟的“沉默寡言”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谈笑风生”形成鲜明对比,菅义伟孤零零地站在最后,没有任何人与之交谈。日本网民疯狂吐槽说,菅义伟让日本成了“最低调的国家”,他看起来像是酒店里的“服务员”。
“过渡首相”,“渡”向何方?
日本民众对菅义伟的揶揄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对其任期内日本外交成绩的不满。在过去一年,菅义伟政府所采取的积极亲美政策和消极的周边外交政策,导致日中、日韩、日俄等双边关系均有不同程度的倒退。
菅义伟虽然被称为“安倍副本”,但遗憾的是,他似乎从未完成由“内阁官房长官”向“内阁总理大臣”的角色转变,遇到外交问题跑去“请教”前首相的“壮举”令人咋舌,给外界“菅义伟内阁里没有菅义伟首相”的负面观感。丸川知雄对比说,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在经济外交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那时的安倍政府尚能保持暧昧态度,由此也和中国保持较为稳定的关系,而拜登政府采取拉拢盟国共同对抗中国后,菅义伟政府为避免矛盾只能选择加入美国。
项昊宇认为,客观地看,菅义伟任内中日关系出现急剧下滑,不能完全归咎于菅义伟本人,而是内外多重因素使然:一方面是因为拜登上台后美国调整同盟政策,日本加大对美战略捆绑和依附,另一方面也源于日本政治右倾化和社会保守化的大背景。在中国学者看来,菅义伟的外交缺乏平衡感和灵活性。安倍在大国领导人之间左右逢源,菅义伟则相形见绌。菅义伟任内未能打破日本周边外交困局,同中朝韩俄四个邻国关系同时陷于僵冷,凸显了日本外交的“跛脚鸭”形象。
丸川知雄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对华强硬时,日本应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即使受日美同盟关系的限制,也应尽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否则只能让东亚形势更加危险。他进一步说,菅义伟的外交一直是被动的,他没有主动做出缓和紧张的努力。观察近期自民党总裁候选人表态可以发现,河野太郎明显想改善对华关系,而高市早苗则发表很多刺激中国、引起东亚动荡的言论。
项昊宇表示,在对华政策上,菅义伟沿袭了安倍时期“牵制与合作”并重的政策路线,但却没有继承安倍的实用主义手法。菅义伟本身并非“反华”政客,但无论是推动“印太战略”,还是在钓鱼岛、涉台等敏感问题上,其放任国内右翼保守势力鼓噪“中国威胁”,政策行动基本被“亲美派”主导的外务官僚和党内强硬派牵着走,并未展现个人稳重务实的特点。在具体操作中,他缺乏积极主动同中方高层沟通的意识,也反映出个人外交嗅觉和平衡感的欠缺。
丸川知雄认为,“过渡首相”体现出菅义伟执政的历史意义,只是到底要“渡”向何方,还要拭目以待。同样,谈及自民党总裁选情,冈田充分析说,一些舆论看好的“岸田执政”实际上就是“安倍和菅体制”的延伸,岸田文雄在决策时难免也要时常“揣摩”安倍的意思,即使上台有可能也是短命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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