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天累计票房突破34亿 于冬谈投资《长津湖》：博纳把压箱底的“家当”都拿了出来

每经记者 丁舟洋 毕媛媛 实习记者 朱鹏 每经编辑 董兴生

12000多个工作人员名字，在片尾字幕中滚动了8分钟，于冬感慨万千。

年满50岁，从影近30年，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拿出了博纳影业乃至中国影史投资最高、筹备期最长、剧组规模最大的一部影片《长津湖》。9月30日，《长津湖》正式和观众见面了。此时此刻，《长津湖》所承载的已不是博纳影业一家公司的荣辱。

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10月7日21时32分，《长津湖》累计票房正式突破34亿元，用时7天15小时32分钟。2021年所剩四分之一，全国电影总票房刚过300亿元，只达到2019年的一半。低迷的空气在产业中徘徊了太久，太需要一部气势恢宏、叫好叫座的大片，将快要丢掉观影习惯的观众拉回电影院了！

去年疫情期间，全国电影产业停摆，电影院不知何时重启，作为博纳影业的创始人、董事长，于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电影市场那么难的时候，于冬决定投拍《中国医生》《长津湖》《无名》“中国骄傲三部曲”，扛起“救市大旗”。可刚开机就停机，刚准备上映又改期……如今重量级选手《长津湖》终于来了。作为这部影片的出品人，于冬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博客,微博)》记者的独家专访。

用上压箱底班底

《长津湖》再度定档后，很多人觉得今年电影市场的救市之作终于来了。

作出重启拍摄《长津湖》的决定，对当时的于冬而言，需要很大勇气。这部原本准备在2020年上映的战争史诗大片，因疫情不得不中止拍摄。去年10月，《长津湖》重新开机。为了抢抓工期进度，二度开机的《长津湖》集结了陈凯歌、徐克、林超贤3位导演，黄建新任监制，吴京、易烊千玺领衔主演。

“我们不能再错过了。”于冬说。当时的念头只有一个，一定要完成《长津湖》。“不管未来电影行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既然动了这个题材，就要完成。”为此，博纳把压箱底的班底全部用上了。

《长津湖》的具体投资数额，于冬只说“应该是史上最大制作”。为什么这么贵？重点花在哪些地方？“剧本长达13万字，光是筹备期就两年多。3位导演率领三大组人马投入拍摄，动用了超大规模的军事装备、超百公里的动作设计、超7万人次的群众演员参演，以及近百家后期特效制作公司的支持……”他列举道。

直到今年5月，随着春节档的刺激，投资者的触角也被唤醒，此前一直从各个渠道打听《长津湖》消息的观望者们也终于被于冬说服。很快，“国家队”出手，八一制片厂、中影公司和华夏电影等公司先后追投《长津湖》。

“临别前，女儿问我为什么要去打这场仗。我知道，如果我们不打这场仗，就得他们这一代来打。我们打这场仗，是为了他们能不打仗。”这是《长津湖》中朱亚文与吴京的一段对白。

这不禁让人想起那篇发表于1951年记录抗美援朝的通讯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的胜利，为后世换来的和平，从前的人们没有忘记，现在和将来的人们也不该忘记。在于冬心中，《长津湖》不仅是拍给今天的年轻人看，还是拍给50年后的年轻人看的。

“《上甘岭》《英雄儿女》是对我们成长有着深远影响的抗美援朝电影，今天来看仍是精品。所以我就在想，虽然完全可以不用花那么多钱也能做出个不错的片子，但我偏偏要选最难的路。我们要让今天的年轻观众喜欢，还要让50年后的年轻观众也喜欢，这是一部能留存下来的经典，当你抱着这样的想法来创作时，电影的制作格局、制作理念、制作方法就完全不一样了。”

《长津湖》上映之前，博纳先交出了《中国医生》，这是一部真实展现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的电影。“我们迅速集结起来，拍这样一部电影，让大家看到这么多人奋不顾身地为我们拼过命，让我们珍惜当下、珍惜身边人。”于冬说，当代人的生活压力是很大的，工作的压力、房贷的压力、家庭开支又很大……“但如果这部电影能够给予你一点点心灵的安慰，给予你一点生活的勇气，就够了，就足够了，这就是我们电影工作者的责任。”

博纳如何再做主旋律？

《长津湖》《中国医生》和《无名》构成了于冬口中的——主旋律升级之战。随着《中国医生》《长津湖》的上映，由于冬掌舵的博纳影业奏响了“主旋律乐章”第三节——“中国胜利”。在此之前，博纳已经完成了“山河海三部曲”（《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以及“中国骄傲三部曲”（《决胜时刻》《烈火英雄》和《中国机长》）。

这六部电影带给博纳超过100亿的票房，也成功奠定了博纳在国内主旋律商业电影的龙头位置。而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这篇乐章，于冬谱了近十年。

2009年底，博纳投资拍摄的以民国为背景，讲述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义士保护孙中山的《十月围城》上映。电影展示了小人物的舍生取义，最终取得了近3亿元的票房，成为当年的票房亚军，还拿下了第二十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

那是于冬步入主旋律商业大片的一次尝试。2013年，当于冬开拍《智取威虎山》时，彼时电影市场的主流是玄幻、盗墓等网络小说改编的电影题材。主演张涵予曾回忆道，对这部红色经典题材，大数据公司当时的预测是“不建议拍摄”。

在那种环境下，于冬仍决定拍一部3D版的《智取威虎山》。影片借鉴了好莱坞商业电影的制作手法，一改过去主旋律电影的节奏、语境和套路。“曾经的主旋律电影永远跟市场之间有一道墙，我们这次把墙豁开了一道口子，一下子让年轻观众对主旋律电影感到耳目一新。这部电影当年取得8.8亿元票房，创主旋律电影历史新高。”

2018年上映的《红海行动》，凭借超36亿元的票房逆袭成为春节档冠军，主旋律电影和商业市场之间的那面墙被博纳拆除，主旋律电影也可以叫好又叫座，并且不是昙花一现。从《智取威虎山》到《中国机长》，5年时间，6部影片，超100亿元票房，主旋律商业大片成为博纳的招牌。

但一劳永逸在电影界是不存在的，赚钱的风向标一旦扬起，就会成为新的红海。2019年，主旋律电影成为市场主旋律，从春节档的《流浪地球》到国庆档的《我和我的祖国》，主旋律电影遍地开花。同质化的竞争愈发激烈和困难，再做主旋律电影，博纳要走新路。“其实博纳是要为行业做一件事——升级，把我们开创的主旋律商业电影大片道路，再往前推一步，实现类型突破、美学突破和视觉突破。”于冬说。

在于冬看来，《长津湖》将成为中国战争电影的新标杆，其坐标性意义不仅在于将中国电影(600977,股吧)的工业化规格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更在于中国电影能够从容面对相当于好莱坞A级制作的大制作、大投资。

最大瓶颈仍是融资难

去年，于冬决定投拍“中国胜利三部曲”时，摆在眼前的是电影院长期关门、观众严重流失的现实。今年春节档，《你好，李焕英》大卖50亿元看上去像刺激了市场，但后来反复的疫情又给市场泼了一盆冷水。

2020年的疫情给电影业按下了暂停键，6个月的寒冬，冻得原本雄心壮志的博纳也不得不忧心生存。“去年是电影人最艰难的一年，博纳也不能完全幸免于难。”于冬说，作为一家集投资、发行、院线管理及影院放映业务于一身的电影集团，博纳影院在2020年疫情期间，收入微乎其微。

为了自救，于冬一面加大博纳片库的线上销售力度，一面四处恳求业主、开发商为影院减租降租。“通过这件事我就特别的感慨，除了国家的纾困政策，在危难时刻企业家帮企业家，这也从侧面体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

面对困难，圈地退守是看似更安全的，而迎难而上则需要驾驭风险和机遇。

于冬说，如此大的投资，要说没有担心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想尽了方法去处理。“现在不担心了，拍完了，大家都很满意。”

在于冬看来，电影市场的有效恢复需要双向拉动。市场恢复靠头部内容，头部内容的制作要靠头部公司顶住压力、拿出重磅投资的“硬菜”。“大家都没信心了，都开始把资金往回收，而这个时候博纳就是要逆势而上。启动最大项目，用极致的制作来调动电影市场触底反弹的信心和观影需求的信心。”

而要说到个人和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于冬说，还是融资难。“我其实有很多想法，想拍摄很多题材，但是我们真正遇到的还是资金困难，我们现在光靠自有资金发展，还不足以满足企业做强做大，我们真正要成为世界级的企业，需要金融体系的支持。单纯用自身票房回收再去运营运转，企业还是做不大，还是没办法跟好莱坞的六大公司竞争。”

“这些年，影视行业由于各种负面事件，社会各界对这个行业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现在是这个行业最困难的时候，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鲜有影视企业在A股上市。”于冬表示。年过半百正青春

在过去10年电影行业高歌猛进的时候，于冬觉得拍电影没什么难的，直到疫情让他发现电影公司们都开始把生存当作第一要务，才觉得这个行业走到今天太难了。作为博纳的领头人，于冬要带领公司跨越寒冬，要赢。

投拍“中国胜利三部曲”，于冬要有的不仅是敢想敢做的决断力，还要做好一个当家人。“留得青山，赢得未来。”于冬说，“当老板和当制片人不一样，老板不是花钱，老板要算账，算钱从哪来，得在背后把子弹和银子给团队备好了。”

“胜利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无名》，讲述的是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党员的故事，将由程耳执导。2016年，汇集了葛优、章子怡和浅野忠信等一众实力演员的《罗曼蒂克消亡史》让这位极具个人风格的导演被更多观众认识。

于冬透露，《无名》原本在4月就应该开拍，但因为程耳修改了13稿剧本，所以8月份才正式开机，争取年内上映。相较于三部曲中其他两部的导演，程耳过往的作品风格和商业大片之间有一定距离，但于冬很期待。“程耳会有他的风格，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的风格元素转换成商业电影的元素，这也是这次他跟博纳合作中最有价值的尝试。”

不管是题材还是类型，于冬一直不曾停下对电影的尝试，他也的确停不下来，“胜利三部曲”还未完成，他已经有了新的拍片计划。在拍摄《中国医生》期间，于冬接触了钟南山院士，被他的故事打动，于是他想要拍一部《钟南山传》，一部关于个人生命如何与时代紧密碰撞，又如何从个体生命中看到时代缩影的电影。于冬说：“医生职业是世界性的题材，我想做一部纯粹的人文电影。”

1971年生人的于冬，今年50岁。古话有“五十而知天命”，曾经的于冬打算在50岁时退休，回到电影学院当老师。但现在，他觉得这个时间点太早了，他希望能在自己年富力强的时候，为电影行业多做一些事，多拍一些好电影，因为他感觉现在是自己资源能力、思维能力、学习能力以及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

他说，好电影就像布道，传递的是一种精神，用电影来唤起大家挑战困难的勇气，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在采访最后，于冬说，希望可以保持身体健康，这样可以再拍100部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