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保兴：离开了科创活动，财富积累是短时的

“城市作为财富中心，最持久的力量就是科创活动，如果离开了科创活动，财富积累是短时的。”10月24日，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在由《财经》(博客,微博)杂志、《财经智库》主办的“2021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表示。

在他看来，与自然的生态相似，城市的创新系统是创新创业的主体，需要政产学研用，包括机构共生，“只有协同共生，才能为创新创业提供肥沃的土壤。产业链与创新链可以跨时空深度融合，通州作为北京副中心要抓住机会窗口”。

仇保兴认为，副中心应该结合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制定人才吸引战略，积极引入目标城市的丰富人才资源。国家级科创中心意味着国家级的科创生态体系，应该给科创者最大的创新自由度，以利复杂的科创生态体系快速生成。创新宜居宜业大环境、吸引人才是科创中心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

以下为发言实录：

仇保兴：今天我跟大家交流的是“如何提升城市科创动能”。城市作为财富中心，最持久的力量就是科创活动，如果离开了科创活动，财富积累是短时的。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当前所面临的机遇与使命。从工业革命到数字革命，科技强国崛起的历程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革命：第一次以天文学和经典力学等带动了英国、法国；第二次电气化的革命带动了美国和德国；第三次数字和技术使德国和日本变得更强大。在科技创新方面，中国需紧紧抓住第三次产业革命，才能实现弯道超过。

这给了我们许多启示。我们正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阶段，从互联网经济转向智能化、数字化的周期。在这个周期过程中，如果抓住了机会窗口，就可以把北京副中心打造成科技创新的高地。

从当前科创所面临的问题来看，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指数排名前10位的城市中，中国除了北京以外，其他城市都没有上榜。根据日本提供的数据，从人民币的评价购买力计算，中国的研发费总额已接近美国水平，但实际的科技转化成果只有45%，这个数据在发达国家是80%，产业化率发达国家是25%，而中国是5%，其次不论贡献比例还是产值占比都较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

原因是什么？在国际上，50%的科学家是技术研发者和扩散者。国内由科学家直接担任CTO的数量比例相较于国外少好几倍，这恰恰说明我们的双创还没有到位，特别在科研领域。

今年5月28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习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提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四个面向”和“三大战略”是非常重要的。

创新离不开主体，主体与创新就像植物与土壤的关系一样。工业革命前期，是线性的创新。转入工业革命后期，主要是产学研协同合作研发，这个创新体系是比较清晰的。

到后工业革命时代，也就是到生态文明时代，数字和人工智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时候新型创新生态是混合的、是共生的、产学研组织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而且相互之间处在完全共生的状态。

所以，我们要创造一个创新创业生态的演进路线，必须以生态为中心，把技术、知识、制度各方面镶在一起。

大家可以看到，创新生态有许多是模糊的，有许多是混沌的。我20年前出版过一本《小企业集群研究》，当时我预测深圳的创新成果会超过上海，但是深圳当时的科研人员和科研投入只有上海的1/3，但我们在当时已经预测到整个深圳的创新生态已经形成，这个生态是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旦形成了，等于树苗有了沃土。

与自然的生态相似，城市的创新系统是创新创业的主体，需要我们政产学研用，包括机构共生。只有协同共生，才为创新创业提供肥沃的土壤。产业链跟创新链可以跨时空深度融合，产业链用创新链去补，通州作为北京副中心要抓住机会窗口。

传统的既定模式还处在工业文明后期，到新经济领域则要靠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给我们带来超级链接，超级感知，超级算力、超级储存，这四种新的力量与传统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给了我们很重要的机会窗口来创造财富。

副中心作为财富中心，首先应该是科创中心。这一点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20号楼给了我们启示。这个楼非常普通，是二战初期美国军方为了应对二战的新型武器研发，在校园里临时搭建的一栋临时建筑，建造时的目的就是让科学家聚在一起完成军方的科研任务。

由于时间非常短，这个楼只花了几天时间就设计完成。建设也只花了几个月时间，是个临时建筑。当时的使用年限是10年，面积是3万多平方米。正因为它在规划时就被定为“临时建筑”，所以在这个楼里工作的科研人员可以自由打洞、自由拉线、自由开窗，每个科研人员都能对自己所处的工作环境进行需要的改造。因此这栋楼皮也就成了一个科创人员微观自由度最高的地方。科研最高峰的时候，这个楼里集中了美国1/3的顶尖物理学家，而且这个楼正因为它充分的自由度，所以被称为麻省理工学院“创新的灵魂”。

本来按计划2号楼10年就到期需拆除，但即使到二战后由于这栋楼过于“自由”，校方和科研人员始终还舍不得拆，一直到最后这个楼因质量问题必须要拆才作罢被拆除。后来经过统计，在这个楼里走出了9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150多位美国科学院的院士，数千项重大科创成果，被称为整个剑桥地区的创新中心。为了纪念这段自由创业的历史，盖的新楼也是仿造原来的模样，但自由的程度却渐渐已经消失。

这说明什么呢？作为科创中心就应该给予科技人员最大的自由。习总书记在2016年5月份两院院士大会上说了“两个不能”：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不能让无穷报表和审批把科学家的精力耽误了。不要以出成果的名义干涉科学家的研究，不要用死板的制度约束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但直到现在“两个不要”和“两个不能”很多地方都没落实。

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分成比例非常重要，这会强化激励机制，激发科研人员科创积极性。西南交大被称为科创的“小岗村”，它率先把科创的职务发明成果从过去的“国有”变成“国家与个人混合所有”。学校代表国家占30%，职务的发明人、牵头人、科技团队占70%，不要经过大学里面科研处长、财务处长审查，直接以“三七开”的比例划分。因为行政审批大大简化，现在在四川全省推广这个经验。我觉得在财富中心也应该有这样的做法。

科创的大环境与财富中心有什么关系？科技创新超大企业与小企业，对科创的环境要求是不同的，比如任正非就曾说过：“政府只要将学校、医院、交通与公园建好，其它不要管，就是好环境。”他这种说法是对的。因为华为作为一个超级的科创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创业的大环境。但是对量大面广的初创企业，特别是北京，大量的科技人员要到通州创业，这些初创企业一定要与通州“宜居、宜业、宜创+风险合理承担”。

在科创中间有两类非常重要的知识：一类是“沉默知识”，必须要人见面、讨论、碰撞；另一类是公开传输的知识，叫“显性知识”，网上可以传，书上可以摘。沉默的知识占整个科创转化的80%以上，甚至达到90%以上，有的城市为了提高科创成果，增强咖啡馆的密度。各类“创新”往往就是在科学家的对话和交流中间迸发出来。

李克强总理讲过“放管服是不花钱的科创”。我们要放宽科创机构的设立门槛，这一点通州要做，因为在北京设立一个民非的科创机构是非常非常难的，去年一共才设立了一两个。另外，要推进综合用地的负面清单制，也就是说我们学习麻省理工学院的20号楼的经验，事先规定好，不能从事有环境污染、耗能大等具“负外部性”的活动。深圳利用“综合用地”的模式推进了近十年，这给了科创企业最大的用地自由度，空间利用的自由度，这一点很多大企业做不到。

“对科技项目实行挂帅揭榜制，不论资历、不论年龄、地域和所有制”，只要把这个任务完成，而且有足够证明很多科研人员能够完成任务。

对科创成果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许多科创成果的用途、使用范围都是不确定的。在财富中心，应该比其他地方有更多的科创孵化器、科创的加速器，以及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博物馆，这些都很重要。

许多科创明星在初期的科创过程中都是进入大学里获取灵感，初创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大型的设备，所以它应该利用加速器。加速器里配置必要的仪器设备，按小时租用，国内很多仪器商也愿意在政府指定的孵化器里把这些仪器装上，采取租赁的方法，而且效果非常好，这一点我们应该作为一种基础工程来做。

从实际工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同类企业也可以促进创新，引进一个头部企业往往可以顶上几十个企业的创新成果。同时如果能引进一个优质的大学，地区的知识溢出效应将比其它地区更好。

上规模的企业集群，如果有很多企业组成一个集群，成建制的在这里培育，比一个优质的理工大学还好。再加上宜居的环境，宜创的环境。所以，首先科创的基础就是允许能够成立科研机构，特别是民非机构，要有政策激励科创，风险由政府共同承担，有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租赁使用，这些都是科创中心所需要具备的基础。

同时，我们还要加快科创活动的全球化。科创活动需要超级大循环，让全人类共享科技成果，因此任何一个城市，都应该对标国际一流科创城市，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国际科创合作。

做个总结，副中心应该结合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制定人才吸引战略，积极引入目标城市的丰富人才资源。国家级科创中心意味着国家级的科创生态体系，应该给科创者最大的创新自由度，以利复杂的科创生态体系快速生成。创新宜居宜业大环境、吸引人才是科创中心建设的基础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