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保护大熊猫栖息地原真性、完整性

张绍军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大熊猫。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雪豹。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林麝。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野生动物珍贵影像。图为拍摄到的岩羊。

大熊猫国家公园跨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保护面积2.2万平方公里，是野生大熊猫集中分布区和主要繁衍栖息地。这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白水江片区的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野生大熊猫活动画面。资料图片/新华社发（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供图）

10月12日，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

大熊猫保护在我国开展得比较早，在推进物种保护方面，大熊猫国家公园做了哪些工作？大熊猫国家公园建成后，是否会进行一些旅游活动？

近日，新京报记者专访了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专职副局长张绍军。他表示，大熊猫保护是我国系统开展物种及生态系统保护的起点。我国对大熊猫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保护，使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从逐步下降扭转为近30年的稳中有升。

成立大熊猫国家公园，整合了69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其中四川64个），最大的变化是由原来的多头管理、多层级管理变为统一管理、规范管理。大熊猫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原则上只对科学研究、考察、监测等活动开放，一般控制区会划出一定范围对公众开放，为公众提供走进自然、体验自然、了解自然的国民福利和游憩机会，让公众感受国家公园自然与文化之美，享受最优质的生态产品。

谈大熊猫保护

由“濒危”降为“易危” 保护级别未调整

新京报：大熊猫保护在我国开展得比较早，在生态保护方面，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

张绍军：大熊猫保护可以说是我国生态保护的起始点，也是生态保护战线上高高飘扬的领航大旗。大熊猫保护的成功，概括起来主要经验有几个方面。

首先是法制化建设。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在生态保护上就开始了法制化建设，比如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以暂行办法规定对大熊猫等珍稀物种妥为保护。其后相继颁布了若干相关法律法规，四川省也有地方性法规进行配合。这些法律法规将大熊猫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纳入国家管理的轨道，在保护物种的同时还保护了生态系统。

其次是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并实施多个重大生态保护工程。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四川省就建立了第一批保护大熊猫及其森林生态系统的自然保护区，正式开启了四川建立自然保护区、规范保护大熊猫及其他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历程。截至目前，四川共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526处，其中自然保护区165处、风景名胜区93处、森林公园140处、湿地公园66处、地质公园34处、自然遗产地27处，以及今年10月正式设立的大熊猫国家公园。总面积约13.0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26.85%，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自然保护区体系，系统、完整地保护了相当面积的典型自然生态系统。随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变化，世纪之交，我国先后实施了多个重大生态保护工程，对整个森林生态系统从绝对利用过渡到了保护式利用，生态保护力度空前。

最后是持续开展大熊猫科学研究，实施了迁地保护和小种群复壮。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在卧龙建立了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在成都建立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卧龙、唐家河、马边大风顶、冶勒等自然保护区建立野外观测站，重点开展大熊猫人工繁育，以及野外生态学、行为学方面的研究。科研机构攻克了大熊猫人工繁育“发情难、受孕难、育幼难”三大难关，使得人工圈养种群数量目前已达673只。分别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本世纪10年代，开展了第二、三、四次大熊猫调查，摸清了四川大熊猫家底，掌握了大熊猫保护面临的问题。进入本世纪后，开始积极探索人工繁育个体的野化放归和廊道建设。2005年，四川在全国率先开展救护大熊猫易地放归和人工繁育大熊猫野化培训放归，建成石棉小相岭大熊猫放归自然基地和荥经大相岭野化放归基地，先后放归大熊猫13只。结合灾后重建、植被恢复、栖息地恢复等项目，持续开展了泥巴山、黄土梁、土地岭、拖乌山等大熊猫走廊带建设，提高了大熊猫廊道的连通性。

为保护大熊猫及其分布区的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为此投入不少资金，仅1998年后，国家和地方在四川通过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就投资超过了1165亿元。2017年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以来，仅公园四川片区的建设专项投入就达6.1亿元。

新京报：大熊猫“降级”之后，保护思路有什么变化？

张绍军：今年7月，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发布大熊猫受威胁程度从“濒危”降为“易危”，实际上早在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就宣布，中国“国宝”大熊猫受威胁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

我们要客观看待大熊猫“降级”这件事。一方面，这是对中国大熊猫保护成绩的肯定，IUCN指出：大熊猫受威胁等级的变化显示出中国政府为保护这一物种所做出的努力是有效的。另一方面，这只是IUCN基于第四次全国大熊猫调查进行重新评估的结果，大熊猫野外种群的长期续存仍面临很多威胁因素。

我国结合实际情况，并未调整国内大熊猫的保护级别，大熊猫也仍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物种。未来，各级政府将继续加大对大熊猫的保护力度，特别是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以后，将围绕提高保护的有效性开展诸多工作，在确保大熊猫绝不重回“濒危”的同时，全面保护大熊猫栖息地的原真性、完整性，维护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

谈国家公园试点

划入四川野生大熊猫栖息地面积超七成

新京报：2017年1月，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全面启动，试点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张绍军：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试点工作。首先坚持实施整体保护，着力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根据四川省大熊猫野生种群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实际，合理划入四川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和栖息地面积的88.46%和71.3%。出台了相关文件，严禁不符合保护和规划要求的各类建设项目和经营活动进入国家公园。实施大熊猫生态廊道建设和碎片化栖息地修复，修复黄土梁、土地岭等廊道植被68平方公里，恢复栖息地28平方公里。

其次，坚持实施规范保护，着力建立统一管理依法管理体制机制。组建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和成都、雅安等7个市（州）管理分局，分区域整合设置20个管理总站，形成了“省局—分局—基层管护站”的三级管理体系。成立由魏辅文院士领衔的“四川省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专家咨询委员会”，指导重大工程采取“绿色施工+动物通道”等生态措施，落实保护优先理念。设立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和7个片区法庭，实现了大熊猫国家公园涉环境资源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三审合一”。

组建了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推动濒危物种保护与科研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建立大熊猫个体DNA档案，已经检测出野生大熊猫500余只。建立野化培训放归基地3处，成功放归大熊猫13只，大相岭片区放归的“泸欣”与野生种群成功交配并产仔。探索构建“天空地人”数字熊猫公园，布设监测样线1668条、红外相机7830个。连续两年创新举办数字国际熊猫节，搭建“一带一路”交流平台，25个国家驻华使节30余人、院士和中外学者800余人次、近万名代表线下交流，232家亚欧美洲媒体8种语言宣传，吸引海内外“猫粉”1.5亿。联合8部门推进全民自然教育，创建基地128处。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国际非政府公益组织和企业开展多项生态保护合作。

同时，坚持实施协同保护，着力探索生态与民生协调发展新路径。创新实施“点线面”协同模式，在公园入口区推动“点”上集聚生活，在一般控制区引导“线”上游览，在核心保护区实行“面”上严格保护。建立共建共享机制，监测巡护、生态修复等公益岗位约88%由当地居民参与。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分局与村集体签订集体所有自然资源合作保护协议334份，合作保护面积4283.22平方公里，占集体土地面积的85.63%。

新京报：在试点过程中，有哪些方案和建议被采纳？

张绍军：在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四川提出的建议意见被国家相关部门吸纳采用的主要有4点。

一是在编制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期间，经组织专家论证，四川创新性提出大熊猫栖息地的70%和大熊猫种群80%纳入国家公园的标准，以及编制的划界方案被国家林草局采用到后期国家公园规划中。

二是在管控措施上，四川印发的《四川省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期间生产经营等人为活动管控的通知》中提出，在核心保护区内允许原住居民在不扩大生产规模的基础上修缮生产生活及供水设施，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种植、养殖等活动。

三是在管控强度上，四川提出公园内已建、在建、拟建的交通设施、原有的老百姓(603883,股吧)生产生活经营设施均按一般控制区管理。

四是在资金保障上，四川创新性提出生态公益林差异化补偿标准，对划入国家公园比例较高区域加大生态补偿，将划入面积作为转移支付分配因素等建议，在最新印发的《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中被采纳。

谈国家公园建设

由多头、多层级管理变为统一、规范管理

新京报：大熊猫国家公园在跨区域统一保护方面，整合了69个各类自然保护地，新划进了20%左右保护地之间的连接地带。在打通这些连接地带上做了哪些工作？

张绍军：我们对新划入连接地带的生态保护价值进行评估，将生态脆弱区、重要栖息地、生态走廊带关键区等区域划定为核心保护区，实施最严保护；对大熊猫生态廊道和碎片化栖息地进行修复，修复黄土梁、土地岭等廊道植被68平方公里，恢复栖息地28平方公里。

同时做好巡护监测，在新划入连接地带区域布设监测样线，安装红外相机，加强大熊猫及栖息地的生态环境巡护监测。2020年，土地岭廊道、九顶山区域首次用红外相机拍摄到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

新京报：按照国务院的批复，大熊猫国家公园成立后，所跨三省相同区域不再保留其他自然保护地。与以往相比，在管理体制方面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张绍军：最大的变化是由多头管理、多层级管理变为统一管理、规范管理。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原有60多个自然保护地，这就意味着有60多个保护机构，机构级别包括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各保护地在管理时存在标准不同、目标不同等差异，相互重叠、交叉管理现象较多，造成保护力度与保护要求不一致。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就是要将园区内各类保护力量优化整合，彻底解决“九龙治水”的不利局面，实现一个机构、一块牌子、一种标准。

新京报：在整合过程中如何平衡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与原住居民生产生活的关系？

张绍军：为平衡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与原住居民生产生活关系，我们对居住在国家公园内交通信息不畅、地质灾害问题凸显的区域原住居民，结合地质灾害搬迁、易地扶贫搬迁等政策，实施了120户搬迁，使原住居民生活环境更加安全优美、发展机会更多。对现在仍居住在国家公园重点保护区域的原住居民拟逐步实施生态搬迁，短期内不能搬迁的拟设立过渡期，过渡期内原住居民在不扩大现有建设用地和耕地规模的前提下，允许修缮生产生活设施，开展生产生活必需的种植、放牧、捕捞、养殖等活动。

对划入核心区的原有产业，制定了试点期间生产经营等人为活动管控方案、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和小水电清理退出实施方案，对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工矿企业、小水电设施等实行限期退出政策，目前正有序推进。

建立国家公园需要原住居民调整原有部分传统生产生活方式，遵守新的管控要求。比如核心区内暂时不能搬迁的居民，过渡期内不能扩大现有建设用地和耕地规模。针对农牧民的传统种植、养殖方式，下一步将按照国家公园建设总体要求，通过设立公益岗位，发展生态旅游、生态体验、生态服务等拓展农牧民增收渠道，以多种方式解决好群众生产生活问题，推进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

在开发公益岗位方面，我们将进一步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政策，统筹运用好国家公园有关财政政策，选聘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就地转移成为生态管护人员，确保收入有保障、生态得保护、农牧民得实惠。

谈未来发展

一般控制区会划出一定范围对公众开放

新京报：大熊猫国家公园在5G、人工智能方面未来有哪些运用？

张绍军：大熊猫国家公园在试点之初就定下了逐步建立国家公园“天空地人一体化监测体系”的工作目标。在试点工作中，充分依托和发挥数字科技的重大支撑作用，结合日常监测巡护，在有条件的区域优先开展试点，最终逐步推广到整个公园区域，在此基础上创新探索“资源数字化、数字流量化、流量价值化”数字经济新模式。

我们推动了智慧唐家河建设试点，将卫星、无人机、视频监控应用相结合，建立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实现唐家河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森林防火、生态因子、游客安全及景区容量、违法盗猎等监测功能一体化。

全面推进红外相机网格化监测。2017年制定发布《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技术规程》地方标准，有效规范红外相机监测方法。试点期间，国家公园内增加监测点位7830个，总监测工作量达169万个相机日。为解决监测数据收集、存储和分析困难的问题，构建了生物多样性数据平台，截至2020年底，共有30个区域、7.6万余个监测点位红外数据进入平台，监测数据达415万条、监测物种170余种。

红外相机监测不光为科研管理提供了海量数据(603138,股吧)，还为国家公园对外宣传提供了大量素材。试点以来，唐家河先后向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推送了唐家河水獭的视频和照片，向《秘境之眼》栏目推送了大熊猫、扭角羚、黄喉貂、黑熊、红腹锦鸡、斑羚等红外相机视频；蜂桶寨区域拍摄到的雪豹、大熊猫母子同框、金钱豹等珍贵影像资料，被中央电视台及多家国家级、省级主流媒体争相报道；王朗近期在高山区域采集到狼和雪豹、赤狐、石貂等食肉动物的影像，确认了大型食肉动物在岷山的分布，也是岷山山系近些年首次拍到雪豹影像资料。

新京报：未来国家公园是否会进行一些旅游活动？

张绍军：大熊猫国家公园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坚持全民公益性，同时兼具科研、教育、游憩等多种功能。其中，核心保护区原则上只对科学研究、考察、监测等活动开放，一般控制区会划出一定范围对公众开放，为公众提供走进自然、体验自然、了解自然的国民福利和游憩机会，让公众感受国家公园自然与文化之美，享受最优质的生态产品。

新京报记者 陈琳

A10-A11版图片（除署名外）/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