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野兔和年轻人 湖笔还能写下去吗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英 浙江湖州一户家庭作坊内，一位来自甘肃陇南的年轻人，向端坐在木椅上的老人三叩首。在接过老人手上的择笔刀后，他正式踏入湖笔人的世界。

年轻人名叫杨文。在湖笔世界里，像他这样二十多岁的人凤毛麟角。他拜的师傅邱昌明，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湖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邱昌明71岁，至今已经收了11位徒弟——这是不同寻常的，邱昌明的师傅一辈子仅收了他这一个徒弟——而前8个徒弟，现在都已不再做笔了。正因如此，他在退休多年后仍坚持继续收徒。

邱昌明的继任者，现任善琏湖笔厂厂长马志良，对湖笔的传承问题同样忧虑。厂里退休笔工现在每天还准时出现在车间工作台前——他们退不了，因为厂里年轻人越来越少，30岁以下的没有了。

坐在邱昌明对面的61岁的马厂长抽着烟说，“传承了几百年的技术，如果在我们这代人手中被淘汰了，好像有点过不去”。透过烟雾，他看向墙面上挂满的中国书法和山水画。

类似的意思，马厂长已对无数人感叹过。去年疫情让整个湖笔行业销售受阻，他集合善琏湖笔行业协会的力量，在淘宝上依托善琏湖笔旗舰店打造了一个直播平台。开播第一天，因为请不起网红主播，马志良亲自出现在镜头前卖笔。

51岁的家庭作坊主姚真泉也在用他的方式留住湖笔。姚真泉是善琏湖笔在迅疾转变的时代中不断寻找出路的见证者之一。他从各省文具店、义乌小商品市场到企事业单位，再到旅游学习基地、老年大学、书法培训班，一步步谋取自立。为了传承家业，三年前，姚真泉让女儿女婿回到善琏学习制笔技艺，并让女婿杨文拜在了国家级湖笔传承人邱昌明门下。

新冠疫情，让这些湖笔人在技艺传承和谋求市场方面的努力变得更加艰辛，更紧要的是，新冠还掐住了湖笔原材料的命门。“天下湖笔出湖州，湖州湖笔出善琏。”浙江湖州南浔区善琏镇，被认为是“毛笔之冠”湖笔的发祥地，在这里，在这些湖笔人的支撑下，湖笔产业仍在早已不属于它的书写时代中逶迤求存。

从集体生产体系重回家庭作坊，从全部出口日本市场到转向内销，从试水学生笔市场转型到礼品笔，再到回归书写工具本身，湖笔一直在不断寻找出路。

现在它又来到了关口。

材料

像过去四十多年一样，每个工作日的早晨8点半，57岁的王晓华和丈夫还是按时到达善琏湖笔厂的工作台。按年龄算，她应该退休7年了。

王晓华的母亲是善琏湖笔厂第一批水盆工，1981年，17岁的王晓华从高中毕业，进入湖笔厂承接母业。到40岁左右，她连续三次在湖笔行业大赛中获得水盆技艺的第一名，受到行业认可，后被评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湖笔制作技艺传承人。

王晓华所从事的水盆，是湖笔八大工序中最关键、最复杂的工序，“千万毛中拣一毫”，湖笔的笔头就是从水盆中制作而成，没有水盆就没有湖笔。由于水盆要求笔工精心细作，历来水盆工都为女性，不传男。

水盆工，顾名思义就是整道工序都需要在水盆中操作，它既是关系到湖笔质量最关键的一道工序，也是最辛苦的一道，水盆工的手几乎全程浸泡在水里，夏天手指尖会被泡烂，冬天手会生冻疮，生冻疮的手皮破后还会出血，但还得日复一日地坚持。当地老人常用“不听话长大了送你去做水盆”来教育小孩。

做了四十年的水盆后，王晓华的手患上了腱鞘炎、关节炎，由于水盆工序极其耗费视力，她还戴上了200多度的老花眼镜。天气不好的日子，兔毫中花毫和紫毫都是黑色，很难看清，而水盆的操作需要持续的眼力跟踪，不能松懈，眼睛必须死死地盯着。现在王晓华会在工作台上放一盏灯，不过长期在灯光下干活，对视力损伤也很大。

在日复一日地对毛一根一根的挑拣和整理中，水盆工对毛的性能了如指掌，因此，是否能研制出符合用笔人需求的新品种，关键就在水盆工。在传统的七紫三羊等品种外，王晓华还创造了“小楷白毫笔”、“大楷羊毫加健笔”等新产品。现在57岁的她还在尝试研制新品种，将兔子胡须、各类狐狸毛整理起来备用。以往，这些都不属于湖笔的原料。

现在王晓华的尝试，重要的原因是原材料紧缺。湖笔原本的原料主要有三类：山羊毛、野兔毛、黄鼠狼毛，分别对应羊毫、兔毫和狼毫三大湖笔品种。受疫情影响，兔毫和狼毫原材料的获取变得十分困难。

兔毫是出口日本、韩国市场的主要品种，仅善琏湖笔厂一家企业，每年就要出口20万支。但兔毫原料价格已从两年前的每两2000多元涨到了现在的4800元。而一条黄鼠狼尾巴，两年间价格翻了两番。在野兔毛和黄鼠狼尾巴的带动下，山羊毛的价格也开始上涨。原材料价格暴涨，消费者却很难接受毛笔价格涨幅太大。善琏镇上许多做狼毫的师傅们都失业了，做兔毫的王晓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试制新笔料谋求“生路”。

水盆又分羊毫水盆、兔毫水盆和狼毫水盆，王晓华是兔毫水盆工。近两年兔毫原料不断上涨，今年8月进的兔毛是4300元一两，现在已经涨到了4800元。而放在新冠疫情前，一两的价格只需要2000多元。以现在的原料价格，如果还做传统的兔毫笔，会形成巨大的亏损。王晓华和徒弟们尝试着用兔子胡须、狐狸毛等以往不用的原料试制新品种，这需要反复不断地试笔来掌握新原料的弹性、吸水性等，在不亏本与保持湖笔质量水平之间取得平衡。

据马志良介绍，不仅兔毫所用的野兔毛大幅涨价，狼毫所用黄鼠狼尾巴面临更严重的紧缺问题。野兔毛来自安徽南部和湖南部分地区，而最好的黄鼠狼尾巴毛来自东北。相比于羊毫，兔毫与狼毫更有劲，更符合许多年轻书画家的用笔习惯，在善琏湖笔销售额占了很大比重。但野兔与黄鼠狼属于“三有动物”（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非法狩猎20只以上就可进行立案。2020年1月，在新冠疫情促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野生动物管控的紧急通知》、《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宣布疫情期间禁止一切形式的野生动物交易。

一位湖笔厂商介绍，现在除了地下市场极其少量的黄鼠狼尾巴外，正常情况下已经很难获取。这种短缺直接反映在价格上，此前一条黄鼠狼尾巴50元左右，现在至少要价150元。原材料短缺，善琏镇上许多狼毫笔工已经失业。

野兔毛、黄鼠狼尾巴毛的短缺也带动了山羊毛的涨价。上述厂商介绍，两年前500元一斤的山羊毛已经涨到700元。“我们的笔最多涨20%，涨太多经销商吃不消。”马志良说，以往效益最好时，湖笔厂的毛利能达到60%，但现在已降到15%-20%。

为了解决原料问题，马志良希望通过相关行业协会向有关部门呼吁，建议借鉴渔业行业的做法，设置禁渔期与开捕期。“部分动物，如果长期不捕，也会泛滥，可能造成生态失衡。比如野兔，繁殖率很高，一年大概有两三胎，每胎五六个。”

市场

原材料的紧缺是湖笔面临的新问题，而如何在书写工具不断迭代的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市场，则是行业中的老问题，今天的新冠疫情让它显得更严峻。

在1949年前，湖笔的销售网络主要集中在苏州、上海、北京等地，通过当地著名笔庄如北京戴月轩、上海杨虎臣等销售。1956年，善琏湖笔厂前身湖笔生产合作社成立，此后，善琏湖笔先后由上海进出口公司、杭州进出口公司代理全部销往日本。

改革开放后，集体经济时代的销售体系开始消解，私营笔厂和家庭作坊的出现，使得他们必须自立寻找新销路。

善琏镇上双鹿湖笔家庭作坊的作坊主姚真泉，是改革开放后湖笔市场化道路的亲身闯荡者之一。姚真泉1970年出生在善琏镇下辖的一个村落，他的奶奶和姐姐都是湖笔水盆工。奶奶提着篮子走在村里的小道上，早晨篮子里装着骨梳和笔刀，傍晚她的篮子里换成了湖笔的半成品，这些构成了姚真泉关于湖笔最早的记忆。

姚真泉20岁时，在集体湖笔厂跟着岳父学了一年的湖笔蒲墩工序。那时候，岳父母下班后也会在家中加工湖笔，然后在计划体制外自己做销售。姚真泉对销售自家的笔很感兴趣。起初，他的卖笔方式非常原始。带上大包小包的笔，骑自行车从乡下家里出发，到善琏镇上再换乘汽车前往全国各地。他没有具体的目的地，一路看见文具店就进去询问是否需要毛笔。当时他的目标市场还是学生，笔价也低，一支只有几毛钱，最贵的三四块。以这种原始的方式，他去过山东、河南、安徽等地。

之后，义乌小商品市场兴起。姚真泉开始尝试接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订单，订单量很大，一次就有几千上万支，但因为还是学生笔，价格很低，一支笔只能挣到一两毛钱。小商品市场时期，也只能勉强维持姚真泉家的生活，存不下来积蓄。

直到1996年，姚真泉家的生意才真正迎来转机。当时，上海城隍庙一位店主观察到，许多外国游客对毛笔很有兴趣，他告诉姚真泉，笔不仅是用来写的，也可以作为游客购买的礼物赠送给朋友。

这让姚真泉看到了机会，他回到善琏开发礼品笔。他将作坊开到了镇上，每个月会先去上海福州路文化一条街，打听什么样式的毛笔最受欢迎，回到家里按照样式制作，一个月后交货。

礼品笔与普通笔不同，需要精致的包装盒包装，笔杆的材质也更加多样和名贵了。一份礼品盒里可以放上羊毫、兔毫、狼毫各种品类。价格上，礼品笔也比传统的单支笔高出好多倍，单支笔里的高档笔价位在五六十元左右，而礼品笔至少要上百元，高档礼品笔可以达到三四千一套。礼品笔给善琏湖笔行业带来了更高的收入和利润。以姚真泉家为例，在礼品笔顶峰时期曾有达500万元的年销售额。

不过，礼品笔的兴盛没能持续太久。2015年后，送礼活动受限，礼品笔的销售随之慢慢萎缩。在姚真泉现在的客群中，礼品笔占比已经下降到40%，而以往可达80%。

姚真泉又开始尝试新办法，他在自家作坊里开办了一个学习基地。学习基地开在一间三四十平的房间里，房间的墙上除了挂满各种书法作品、获奖牌匾外，还挂着姚真泉家四代湖笔人的谱系，详细介绍了家里每一位笔工的师承、职业经历及荣誉等，在另一面墙角，放着一支巨大的长达数米的巨型笔，供人参观。房间里放着几套桌椅，供前来体验学习的人做笔使用。姚真泉认为，以往做笔的过程没人知道，现在通过学习基地的方式，让学习书法课的学生、来善琏的游客等亲自体验做笔过程，形成了一种新的湖笔销售方式。除此外，姚真泉还直接向老年大学、书法班老师推荐湖笔，不过这些群体所用的笔都是笔头好、价格实惠的单支笔。

新冠疫情后，无论是礼品笔还是单支笔的销售都大幅下滑，这是因为善琏传统的销售网络主要依赖线下渠道，很少有人在线上投入精力，疫情限制了人群流动，极大影响了湖笔行业。以姚真泉家为例，目前一年的销售额大约在100万左右，在善琏湖笔行业中可以排到前10。

2020年下半年，善琏湖笔开始集中转向线上，他们依托淘宝上的“善琏湖笔旗舰店”进行网络直播。善琏湖笔旗舰店并非一家店，而是由善琏镇上数家笔厂和作坊组成，他们将自家的精品放在旗舰店里售卖，现在这家旗舰店有8万多名粉丝。每家笔厂和作坊每周可以依托旗舰店进行一次直播销售，姚真泉家每周派出90后的女儿女婿在该平台上直播一次，可获得几千元的销售额。不过，直播销售并非没有成本，除了笔本身的成本外，还需要经费购买流量。

对于未来，姚真泉将家业和湖笔行业的发展期望寄托在了女儿女婿身上。他期望他们在学好手艺后，能够将生意做得更好。在他看来，只有做出更大的经济效益，才能说服本地其他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也只有如此，湖笔行业才可能真正的延续下去。

传人

姚真泉传承家业的期望，与邱昌明传承湖笔技艺的心愿不谋而合，他们将共同的希望寄托在杨文身上。2018年，在姚真泉家的作坊内，经过一场十分传统的拜师仪式后，姚真泉的女婿杨文成为了邱昌明第11位徒弟。

杨文来到善琏做笔是偶然。他是甘肃陇南人，在杭州念书时与善琏姑娘姚玉粼相恋。2018年9月，从学校毕业的两人回到善琏参加蒙恬会（每年农历9月16日，笔工们为缅怀笔祖蒙恬，会云集善琏蒙公祠举行隆重的祭笔祖仪式，称之为“蒙恬会”），在会上，杨文对做笔产生了兴趣。姚玉粼的父亲姚真泉考虑湖笔家业传承问题很久，这个现象无疑让他眼前一亮，力劝两人回善琏。杨文和姚玉粼是秘书学专业毕业，对营养师工作很感兴趣，本已在杭州找好了工作，还特意去培训机构学习以食疗的方式帮助老年人调理慢性病。在回到善琏的起初几个月，姚玉粼还坚持着帮助邻居食疗。不过慢慢地，姚玉粼从前来体验湖笔的游客身上，看到了他们对湖笔工艺的认可，才下定决心留下来。

杨文拜师时，其实邱昌明已随女儿移居杭州8年，但为了指导徒弟，在第一年中他每天都会回善琏，现在仍然坚持每周回来一两次。在邱昌明看来，只有像杨文这样性格沉静的人，才能耐得住做笔时日复一日重复单调动作，现在杨文已掌握了择笔的基本技艺，只是需要更加娴熟。

邱昌明在杨文身上寄托了他对湖笔技艺的希望，杨文是他第11位徒弟，同时也是他收的第3位来自善琏镇私营笔厂和家庭作坊的徒弟。邱昌明曾在1992年至2008年担任善琏湖笔厂厂长，他在上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时曾先后收了两批共8位学徒，都是善琏湖笔厂员工。不过，这8位徒弟在笔工生涯中却都没有收学徒，现在他们均已退休，不再做笔。这意味着，如果邱昌明不再收徒，他所继承下来的技艺面临失传。“工厂里的徒弟退休后就断掉了，但是私营笔厂或者家庭作坊的孩子总有家业要继承，技术更可能长久传承下去。”对于最近的三次收徒，邱昌明明显是经过了慎重的考虑，也抱了更大的期望。邱昌明认为，有了90后传人后，善琏湖笔技艺至少再延续四五十年，而镇上部分笔工则十分悲观地认为，最多还剩5年。

邱昌明的技术承自于制笔名家姚关清。出生于清末的姚关清，是一位在传统湖笔生产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笔工。湖笔自元朝开始取代宣笔的地位后，成为士人群体推崇的书写工具，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传承，在善琏形成了湖笔制作手工业群体。民国初年，善琏从事笔业的家庭已达300多户，笔工已有1000余人。这些笔工除了在本地做笔，还会前往苏州、上海、北京的笔庄谋生，姚关清就是其中一位。他在1949年前长期在苏州的笔庄中做笔，1949年后才回到善琏镇上的家庭作坊里做帮工。

1956年，善琏湖笔厂前身湖笔生产合作社成立，隶属于湖州市第二轻工局，姚关清与善琏其他五六百名笔工一起被统一招纳入社。在集体工厂时代，湖笔尚不缺传人，在传承上甚至还保留着很浓厚的封闭性。老笔工们选择徒弟非常谨慎，姚关清一生只有邱昌明一个徒弟。

1966年，16岁的邱昌明因家庭经济困难被政府安排进善琏湖笔厂做工，师从姚关清学习湖笔中的择笔工序，专择羊毫笔。择笔在湖笔八大工序中与水盆并列为两大最主要的工序，所谓“万毫之中挑一毛”，择笔决定的是一支湖笔是否能成为精品。择笔时要求笔工对前面工序做成的半成品毛笔以注面、挑削、择、抹等方式，对笔头进行整形，去除杂毛，将笔头（羊毫）变得又光又白。与水盆工相似，择笔也需要十分的耐心，择高档笔时单是几支就需要枯坐几小时。

按照传统的“三年徒弟四年半做”，邱昌明跟随姚关清学习了7年后出师，可以自主择低中高档所有档次的羊毫笔了。邱昌明回忆，姚关清并不识字，但对待做笔却异常较真。在姚关清的观念中，择笔技能是赖以生存的根本，技艺不精就是自毁饭碗，因此对待徒弟十分严苛，骂徒弟是常事。

到了邱昌明这一代时，无论是技艺的开放性还是师徒关系的平等性，都有了很大的不同，笔工担忧的问题也不再是“偷师”，而是后继无人。

从80年代起，善琏镇的人口就已开始外流。最初仅是城市中下放的知青返城，慢慢地，本地人也开始前往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寻找工作机会，这里到上海仅需两小时，年轻人很少愿意回到善琏了。平日里善琏的街道显得十分宁静，在溪边、在街旁活动的绝大部分人都是老人。即使留在本地的年轻人也更倾向于选择毛纺厂等企业，在毛纺厂做机修工每月的工资可至四五千，在施工队做木工每天可拿三四百元，但在湖笔厂做笔工，即使是技艺娴熟的师傅，现在每月也只能拿到两三千元。

水盆也同样面临传承难题。王晓华带了两个徒弟。收第一个徒弟时，她十分慎重，当时她43岁，徒弟25岁。选中这个徒弟有两个原因，一是她性格沉静、不浮躁，王晓华认为只有这样的性格才适合做笔，二是这位徒弟的外婆和姨都是水盆工，对水盆工训练的辛苦有认知，有可能坚持下去，不至于半途而废。王晓华收的第二个徒弟是在50岁关口前，这一次更多是一种“抢救”心态。这时，王晓华已马上到退休年龄，如果此时不收，等年龄大了后再带徒弟可能力不从心。更重要的是，愿意学习水盆的年轻人已经凤毛麟角，遇见一个已经是运气，只要是愿意学的人她就会倾囊相授。

湖笔的技艺传承更多是依靠眼看力行，而非口授。在水盆车间，王晓华的两个徒弟坐在她左右两个工作台，这样可以保证随时看到徒弟们的操作细节是否到位，徒弟们也能随时看到师傅的操作手法。

与其他毛笔相比，湖笔最独特之处，是它在笔工精细手艺下制成的带有“锋颖”的笔头。“锋颖是指笔头尖端一段透明部分，锋颖段越长、越透明越好。锋颖好的笔头，按下去笔毛散开饱满而整齐，书写时吐墨均匀、收放自如，收笔后笔头恢复锥状如初、不开叉，且经久耐用。”邱昌明介绍。

而锋颖的好坏，水盆工的手艺最为关键。为了让湖笔散开时饱满整齐，每一根笔毛的锋颖必须长短划一，锋颖缺损或过长、过短的毛都要在水盆的工序中除去。

对于制笔的秘诀，王晓华认为手工艺与现代工业产品不同，没有硬性标准，标准是依靠手工艺人自己的眼睛去定，因此除了师傅的指导外，笔工个人的悟性是关键，有人上手很快，有人一辈子也无法做精。不过，随着年轻人的流失，老师傅们对有悟性的传承人的选择余地已经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