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生育率靠75年-85年这批人？任泽平：印2万亿促进生育

“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让未来更有活力，而且不增加老百姓(603883)、企业和地方负担，我们研究认为现在只有这个办法最务实有效可行。”

1月10日，任泽平团队发布了《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找到了——中国生育报告》，该报告随即引发了热议。

在报告中，任泽平表示，低生育的主要原因是生养孩子成本太高、房价太高，占比分别为41.5%、27.2%，因此降低生育养育成本是主要出路，建立鼓励生育基金的支持率高达66.5%。

他表示，推出鼓励生育基金刻不容缓。

中国生育率低于日本，养老金缺口日益增加

报告认为，全球的总和生育率数据，欧洲是1.6，北美洲是1.8，拉丁美洲是2，大洋洲2.4，亚洲2.2，中国1.1，日本1.34，非洲是4，穆斯林国家是3.6。中国生育率已经低于日本。

从老龄化看，由于计划生育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0年中国老龄化达13.5%，2021年左右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

中国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3.5%时人均GDP均在2.5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余美元。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

“剩男”问题日益突出，2020年已达3490万，到2040年或约4000万。此外，失独家庭已达百万。

大家为什么不生？晚婚晚育+高房价等成本抑制

大家为什么不生？任泽平认为有两方面原因：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

首先是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2013-2019年离结比从26%攀升至44%；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主要初育年龄从20-27岁推迟到22-29岁。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

其次是教育医疗住房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9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房价快速攀升，2004-2018年房贷收入比从17%增至48%，全球前十大高房价城市中国占了一半。“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

不指望90后？要抓住75-85年最后的窗口

任泽平报告中一个观点引发了网络热议。

该报告称，一定要抓住75-85年还能生的时间窗口，抓紧出台鼓励生育基金，再不出台就晚了，不要指望90后00后。我国育龄妇女正在以每年300万-400万的速度在下降。

原因也很简单，就是75年-85年的这批人还有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而90后和00后不要说生二胎或者三胎，很多人甚至连结婚都不愿意。

根据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的单身成年人口还有2.4亿，其中处于独居状态的就有7200万人，预计到2021年这一数据可能会涨至9200万人。

除此之外从2013年起我国的新婚登记人口人数也是一年不如一年，2020年年新婚登记人数只有813万对。所以，想要鼓励生三胎还是要看75年-85年的这批人。

延长产假用处不大？同时要加强女性劳动权益保障

任泽平报告称，女性休假长度和生育率高低相关性很弱，其中原因在于延长女性休假时间与保障其就业权益存在一定矛盾。

产假过长可能会让女性在职场中面临更大的歧视和排斥，提高就业门槛、降低职业升迁机会。如德国的女性生育总假期长度为42.6周，但2017年生育率仅为1.57；而英国的总假期长度为11.7周，但总和生育率为1.79。

因此，保障女性休假必须与规范劳动力市场、加强女性劳动权益保障、完善父亲陪产制度的举措同步推进。

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990-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73.2%降至60.6%，大幅下降12.6个百分点，但在全球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尽管中国保护女性就业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少，但职场的性别歧视仍然较为严重，1990-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8个百分点，而全球、美国、欧盟、日本男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均呈缩小态势。

完善儿童0-3岁托幼服务体系是关键

报告认为，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大量兴建托幼机构，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大部分OECD国家通过政府新建托幼机构和鼓励私营托幼机构发展来支持生育，2017年OECD国家大部分0-2岁入托率在10%-60%之间，平均为34.2%。此外，韩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还出台政策鼓励（外）祖父母隔代照料孩子，以减轻父母压力。

其中法国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接近2。法国2017年0-2岁入托率达56.3%，远高于OECD水平。日本通过三次“天使计划”扩大托幼服务，并且制定了“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意图将需要进入保育所、但由于设施和人手不足等只能在家排队等待的“待机儿童”降为零。

目前我国除了0-3岁托育服务不足外，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9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

公立幼儿园供给大幅下降，许多家庭被迫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2001-2019年全国幼儿园所数从11.2万增至28.1万所，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未有回升，从83.1%降至43.8%。当前双职工父母面临中小学子女的接送难题。

OECD经验：发放经济补贴对提高生育率有用

在国际上，按生育率走势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法国、瑞典为代表的，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8以上的国家；二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总和生育率停滞在1.4左右的国家。

发放经济补贴，2015年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例平均约2.4%，家庭福利开支比例与生育水平存在一定相关性。

目前法国已建立比较完善、多样化的津贴制度，涵盖幼儿出生、养育、托幼、对父母收入损失的补贴等多个环节，且补贴金额依据家庭收入和孩子数量等存在明显差异。根据OECD数据，2015年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为3.7%，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一，高于OCED平均水平的2.4%。

2015年除土耳其外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例均在1%-4%范围，平均为2.4%，。家庭福利开支占比越高的国家，生育水平越高。如冰岛2015年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3.4%，2017年总和生育率为1.71；而韩国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1.4%，2017年总和生育率为1.05。中国在2018年新个税改革时将3岁及以上子女的教育费用纳入税前抵扣范围，金额为固定1000元/孩/月。

日本鼓励生育力度较弱，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仅1.6%，低于OECD32国的平均水平2.40%，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

窗口期尽早全面放开生育，大力鼓励生育

报告认为，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第三轮婴儿潮的峰值在1987年，中后期出生人口尚处于35岁之前的主力生育年龄，特别是1990年后出生的人口尚处于25-29岁最佳生育年龄。一旦错过第三轮婴儿潮，未来再想提升出生人口，则将事倍功半。并且，全面放开，宜早不宜晚，必须尽快。

必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解除家庭（再）生育的后顾之忧，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且把孩子养好。

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

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

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

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尽管不鼓励非婚生育，但对非婚生育的女性及其子女仍需给予一切平等权利，特别是落户、入学等方面，不得歧视。

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加大医疗投入，并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医疗费用。

编辑 徐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