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龙 用学术想象力走出传播学的学科焦虑

刘海龙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著有《重访灰色地带》《宣传》等。

《奇云》 作者：[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 译者：邓建国版本：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年12月

《宣传》（第二版） 作者：刘海龙 版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20年1月

自诞生之初，传播学就汇集了来自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不同学科的思想资源。“传播学有何独创的理论？”是这一历史短暂的学科常常遭遇的质疑。不过，这种学科的“主体性焦虑”却也意味着学科想象力的开放性，这给予了传播学更多可能的发展路径。正如米尔斯所写，社会学想象力的培养，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研究者不拘泥于“根据学院系科来确立自己的专门化研究”。

在刘海龙看来，我们需要更新既有的对人类传播现象的理解，传播问题并不只是信息传递的效率问题，它还是“身体”、物流乃至“病毒”的问题。在新技术的影响下，旧有的传播研究已经很难具有对当下的解释力，充分挖掘全新的看待“传播”与“媒介”的角度，才能赋予传播学持续前行的活力。

科层制：米尔斯与早期传播学的分歧

新京报：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他曾批评过传播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拉扎斯菲尔德，他们也曾经合作开展研究，不过在进行《人际影响》的调查时，二人的思路产生了分歧。我们如何理解米尔斯和传播学之间的联系？

刘海龙：米尔斯早期从事了很多传播学的研究，《社会学的想象力》里不止批评了拉扎斯菲尔德，还提到了斯托弗(Samuel Stouffer)、多德（Stuart Dobb）等，都是早期传播和宣传研究的重要人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拉扎斯菲尔德一起在迪凯特做意见领袖研究，后来的作品中，包括《权力精英》等，也非常关注媒体对社会的作用。

他前后期的这些研究也有关联。做意见领袖研究的时候，一开始所有的数据都是米尔斯带着学生去收集，做得很辛苦，这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发问卷那种抽样调查，而是挨个去访谈，比如问一个家庭主妇，在哪些议题上受到了别人的影响或影响过别人，然后再滚雪球式地继续找到这个影响者或被影响者。这里面其实就能看出他研究上的追求，并不是想浮在表面上去简单搜集数据，而是想亲身接触具体的人，在人际网络中把握实在的关系。后来到了《权力精英》，他把人际影响的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框架里，即精英借助媒体如何对大众进行操控，他也点出了这种操控对非理性舆论形成的作用，这个问题在今天自媒体时代和民粹主义时代更明显。

米尔斯对权力的批判立场，和当时去政治化的主流传播学很不相同，执行项目的米尔斯和主持项目的拉扎斯菲尔德因为意见分歧反目成仇，终生不在同一个场合共同出现。《人际影响》后来在米尔斯退出后由拉扎斯菲尔德、卡茨重新分析他留下的数据，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托德·吉特林后来在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媒介社会学》（Media Sociology）中对其提出了批判，其中特别提到了研究的资方背景。这个研究的赞助方是一个读者定位为中下阶层妇女的杂志。米尔斯通过研究试图说明：人际影响是一种从上到下流动的垂直控制，而非水平流动。这个结论不利于杂志及广告商。因为如果影响是垂直流动，那么广告只需要投放到精英杂志，而不用在各个阶层推广。此外，研究设计的问题也非常微妙,当时设计的4个研究领域中，前三个分别是日用品购买、时尚、电影，最后一个是公共事务（即政治）。结论是在最后一个问题上人际影响的垂直流动是比较明显的，前三个都是水平流动，因此人际影响主要是水平流动的。但其实前三个按照分类都可以归结到“消费”这一类，而消费，其实归结下来还是很受大众媒体营销这类垂直流动意见的影响。

新京报：米尔斯提出的这种理论取向，和美国传播学初创时期的迥异。施拉姆所奠定的传播学创始人神话，虽然使得学科走向建制化，但也因此窄化了传播学的学术想象力。米尔斯所批评的“抽象经验主义”，很多都适用于对传播学的批评。

刘海龙：吉特林的文章里就提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调查混淆了两种影响，一是结构性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的影响，一种是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影响，人际关系和权力本质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不能简单比较。这个其实也反映出很多学者对权力、结构的忽视，误以为通过人际的影响就能完成很多大的改变。缺失了这种观照，其实像拉扎斯菲尔德这类实证研究，看似是经验性的，但其实只是一种“抽象的经验”，摸不到社会真实的脉络。

不过米尔斯更多时候还是一个理论上的“孤勇者”，因为当时拉扎斯菲尔德他们的研究是依托在一个产业化的模式上，市场调查、民意测验是一个很热门的产业。整个传播研究其实比较像是在办“企业”，用一种很标准化的、项目制的方式做研究。到了米尔斯之后，这基本上也成为了美国传播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咨询式研究的风格，并且近年来也被国内大力提倡，米尔斯也批判了这种“科层制”的研究趋势，这其实和强调个人关怀、具体经验的人文社科研究是相悖的。所以其实米尔斯还是可以往前走一步，这种弊病背后有深刻的社会结构因素，并非是靠个体“想象力”的提高能解决的。

“深度学科化”：传播学的身份问题

新京报：说回到传播学本身。前两年清华大学拟取消新闻传播专业时，社会又开始讨论“新闻是否无学”的问题，其实学科焦虑的问题，传播学也存在。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交叉学科，传播学经常面临的质疑就是没有自己的独立理论，研究的问题都是在借用别的学科的视角。在您看来，什么是属于“传播”和“媒介”的独特视角？

刘海龙：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媒介/传播研究并非一个独立的学科，而是一个领域。其实传播/媒介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视角，本身确实一直有争议。我觉得如果从传播学的起源来看，“权力”或影响力可能是传播学的一个切入问题的重点，最开始传播研究处理的就是包括政府的宣传竞选、政治传播、说服中的修辞等问题。

此外就是这几年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媒介理论，媒介也是传播学引入的重要观念。那么什么是“媒介”的独特视角，我觉得可以归结为一个“第三性”。我们知道，西方哲学传统从古希腊开始更多强调的是“二元性”，比如主客二分、笛卡尔身心二元对立之类的。海德格尔想突破物和人的二元对立，认为其实是一元的，人拿起锤子就知道怎么用，是一种“上手性”。但这里面依旧忽略了一个“中介”的问题：拿起工具之后开始用，这个过程并非是自然的，里面至少有“手”的中介作用。“手”或者说“身体”，其实就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媒介。这个例子想说明的是，媒介并非一个实体，而是一种视角，让我们意识到很多二元对立中间有一个“中介”过渡。这是一种基础观念上的变革，将影响我们重新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现在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媒介化或者中介化理论，就是把媒介重新引入对社会问题的讨论之中。

我近些年特别关注“身体”问题，其实也是受到这种视角的启发。看我们今天最新的技术，包括VR、元宇宙等等，其实都和身体这个媒介非常相关。过去我们经常认为自己可以“直接”认知世界，和与世界打交道，身体的作用一直隐而不显，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抽空身体的交流状态，突然一下，你和世界的关系、你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就会出现颠覆性的变化。这在以往的传播研究很少被关注，但其实是传播研究最根本的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一些媒介理论家提出的新观点能够给我们打开想象力的边界，比如约翰·彼得斯在《奇云》中提出新媒介，其实是让我们回到大众传播媒介之前媒介的基本功能，而不仅是关注传递信息和符号。

新京报：传播学经常被称为“十字路口”，各路学科的思想资源都在此汇集。不过这里面有一个悖论式的问题，一方面，传播学者经常强调要注重跨学科的视野，另一方面，这个学科似乎一直又都有“主体性”的焦虑，很希望证明自己的高度学科化。您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海龙：就像刚刚我说的，我觉得传播学是有自己独特视角的，比如媒介的视角，但我们也不能说这种视角有多么独一无二。比如我们现在研究物流系统的问题，做管理学的可能更多会把重点放在物流的效率上，但我们可能会关心其中的技术基础设施，关心其中对劳动者的控制问题。

其实我一直认为学科主体性焦虑是一个很虚无的东西，我们只要面向真问题，用独特的视角去解决它，给出知识贡献就够了。而且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主体性”经常意味着“独立”，但传播学中的很多核心的概念本身就是不独立的，比如媒介就意味着“连接”，是他律的，我们不可能忽视连接两端的那个东西去纯粹地谈论媒介。所以我一直说传播学最严格的叫法应该是媒介社会学或者是传播社会学，它一定不仅仅是传播的问题。

其实我们也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越是缺乏“身份”的学科对学科身份越在意，反倒是一些早就不存在所谓学科合法性的学科，不会频繁地提这个说法。而这导致的一个结果，让传播学成为了中国形式上最学科化的社会科学。我把它称作一种“深度学科化”，我们在用各种形式不断地“筑墙”让自己显得很像一个学科，每年开社会科学当中最多的会，各种学科建制化的措施如火如荼地进行——当然也包括报考传播学变得越来越“卷”。但这更多还是一种形式上的“繁荣”，内在地来看，现在国内的传播研究在学术上还比较初级，甚至缺乏一个稳定的、有共识的判断研究“好坏”的标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焦虑也来自于时代的变化。传播学一开始很热的那些方向，比如舆情研究、各类效果研究，在新媒体的到来，乃至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崛起之后，能做出的新发现几乎乏善可陈。很简单的道理，以往我们做效果研究是希望通过抽样的数据来“推测”消费者的行为，现在的技术条件已经可以直接让你看到乃至预测这些行为了。所以传播学还是需要打破传统，去思考一些更根本的问题。这几年大家对“媒介”及其相关理论的关注也是做出的努力。

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亚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