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高风险地区的15天，一个社区服务站的“抗疫”样本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当疫情来袭，居民们“静止”了，但生活却不能停滞。此时，一个特殊群体成为社区的“人工心脏”，他们不知疲倦，持续稳定地“泵”入物资和养分。

位于朝阳区潘家园街道的松榆里社区，在北京本轮疫情中最早被划定为高风险地区，其间封控区与管控区交织，各项防疫工作千头万绪。社区服务站的19名工作人员，成为推动社区运转的重要节点。

▲4月29日，松榆里社区松五小区，社工们和医护人员准备上门为隔离家庭做核酸检测。 新京报记者 刘瑞明 摄

转运密接人员、组织居民核酸检测、为隔离家庭上门服务、给行动不便的居民运送物资……他们日夜不停地在社区穿梭忙碌，直到身体接二连三地亮起“红灯”。社工们的辛劳也被居民看在眼里，他们纷纷加入志愿者队伍，共同协助抗疫。

5月8日下午，松榆里社区由高风险地区降为中风险地区，所有人长达半个月的努力，终于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社区服务站站长张建军说，现在她最大的心愿是早日解封，回到家人身边，“好好睡个懒觉。”

一夜没合眼的转运

松榆里社区的居委会办公室设在26号楼内，与23号楼仅一楼之隔。4月23日，当后者报告出现确诊病例后，居委会商议决定，19名工作人员分为两组，一部分驻守“核心区”，为后续极有可能被划定为封控区的楼栋服务；另一部分则撤至“外围”，负责其他楼栋的管理工作。

4月24日下午，北京市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将松榆里社区定为高风险地区，其中的23号楼被划定为封控区，24-27号楼被划定为管控区。居委会的提前预判起效，一场“双线并行”的“战疫”开始了。

张建军是松榆里社区服务站的站长，今年52岁，从事基层社区工作已有20多年。本轮疫情开始后，她带领七八名社工负责“外围”防疫管理，为周边28栋楼内的数千名居民提供服务——转运密切接触人员，组织大规模核酸检测，为居家隔离人员提供日常服务，保障老年人的生活物资、用药等需求。

▲松榆里社区服务站站长张建军在小区大门外给居民递送外卖。 受访者供图

事实上，一场高效的运转早已提前打响。

北京汇文中学垂杨柳分校出现多人感染后，居住在松榆里社区内的学生、家长、亲属等很快被判定为密接人员。从4月22日晚开始，张建军和服务站副站长张闫，便负责配合将小区内的密接人员转运到指定的隔离酒店。

当晚，张闫骑着电动车赶到附近的朝阳区妇幼保健院，领取登记有密接人员信息的转运单。顾不上喘口气，她立即按照名单，一一拨打电话告诉对方尽快收拾行李。与此同时，身在社区的其他社工，正火速把防护服、面罩、口罩、手套等物资送至密接人员的家门口。

张建军负责在指定区域组织密接人员上转运车。一些居民突然得知自己是密接人员后，比较紧张，情绪上也不是很愿意配合，她得耐下心来一一安抚。待4辆转运车上的人员集合完毕时，天已经亮了。

完成这项任务后，一夜没合眼的张建军仍然顾不上休息。社区大规模核酸检测即将开始，准备工作必须提前到位。

大量琐碎而细致的工作摆在社工们的面前。社区内多个核酸检测点位的物资调配、参检人员的秩序维持，都离不开他们。此外，残疾人和孕妇等特殊人群，还需要开通专门的绿色通道。

“感觉手臂的血液都不畅通了”

本轮疫情开始后，劳累缺觉、高度紧张的超负荷运转状态，社工们已经习以为常。张建军还记得，4月22日到24日的两天多时间里，自己的手机随时都会响起。就像一个最小单位的信息枢纽，来自社区和相关单位的即时信息，在这里被一一梳理、分配。

“那两三天，我基本没有时间睡觉，眼睛浮肿得厉害，只能戴副眼镜遮一下。”她向新京报记者回忆道，“有一次，在接医院来电的时候，电话还没来得及挂断，我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但很快，转运车的司机又打来电话，我唰地一下醒过来，赶紧安排转运事宜。”

忙碌的时候，多项紧急任务也同时压在了张闫的身上，她恨不得自己再多生出几双手。她向记者回忆，有一天，她正忙着转运密接居民，核酸检测点的电话又打了进来，“闫姐，我们这个点的物资没了，居民们都排着队等着呢。”

转运不能拖。分身乏术的她，只能先拜托同事尽量做好居民的情绪安抚工作，等忙完这一摊后，又赶紧往核酸检测点位赶。当时，她一边骑着电动车，一边用双脚撑住装有物资的塑料袋，防止袋子在地上拖行。

▲松榆里社区服务站副站长张闫正在核酸检测点位工作。 受访者供图

社工王倩告诉记者，4月23日，社区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当时，她守在检测点位，负责用手机将居民的身份证信息一一录入系统软件内。看着似乎是一项轻省的工作，但连续11个小时干下来，她双臂止不住的发麻颤抖，“一直保持一个姿势，感觉手臂的血液都不畅通了，总想甩甩胳膊松活一下。”

连续数日的高强度工作，社工们自己还没感觉，身体倒先发出了预警信号。张建军和服务站里的几名社工，都接二连三地闹起了毛病。

4月27日，张建军协助医护人员上门做核酸，下楼时便两腿发软，全身冷汗直冒，实在撑不住了，她只能滑坐在地缓一缓。后来去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被诊断出急性肠胃炎。“可能是那几天每天只顾得上吃一顿，而且一般吃的时候饭已经凉透了，最后导致腹泻。”

张闫前几天也发过一次烧，一度还烧到了37.7℃。到医院做了核酸检测、拍了胸片，做完一系列检查，确认没有感染新冠病毒后，她又赶紧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不只是她俩，社区里还有几名社工陆续出现了咳嗽等症状，虽然检测后身体无碍，“只是说了太多的话”，但张建军意识到，社工们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迫切需要短暂地休息一下。

幸好此时，朝阳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按照上级指示，到社区报到做志愿者。受益于此，服务站的社工们得以休息一日，但第二天，放不下工作的他们，又不约而同地“返岗”了。

委屈与磨合

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但打乱了日常节奏，也让许多人陷入不安和焦虑，这也成为社工们要面对的一大挑战。张建军还记得，4月23日那天，社区里不少居民的健康宝都弹窗了，感到不知所措的他们，一早便涌进了服务站的办公大厅。

“大家最关心的是，自己什么时候能去上班？健康宝的弹窗什么时候可以解除？”当时，并未接到进一步指示的张建军，也无法给居民们一个准确的答复，“我们只能不断地安抚他们的情绪，真的是磨破了嘴皮，才让大家散去回家。”

有时，一些难以纾解的情绪沤出了火气，一不留神，就被点燃成埋怨和脾气。这是社工们最怕遇到的场景，但即使再委屈，他们也只能默默消解。

“临时管控期间，社工是居民的主心骨，我们要是情绪不稳定，会影响到大家。所以我叮嘱站里的社工们，委屈了也要回到办公室再哭。他们哭，我也不拦着，人总得有个发泄的时候。最多的时候，有两三个年轻社工抱着一起哭。”

▲松榆里社区的部分社工。 受访者供图

不可否认的是，如何做好自我心理调节，也是社工们在繁忙工作之外，必须面对的一大课题。

疫情来临前，王倩家中遭逢变故——4月初，她的父亲被确诊为直肠癌三期。还未待消化这个事实、厘清下一步的治疗计划，社区疫情防控又成了迫在眉睫的考验。父女俩的感情一直很好，如今，不能回家照顾父亲，甚至没有时间关心父亲是否按时做了化疗，王倩满心都是说不出的愧疚，“我跟我老公说，我爸的命就交给他了，让他替我照顾好我爸。”

打击接踵而至。一周前，王倩得知，家中一只养了18年的贵宾犬离开了。它曾陪伴了她整个青春期，已经是堪比家人的存在，“要是没有疫情的话，我可能会尽情地大哭一场，因为这对我来说，就像失去了孩子一样。但是现在这种情形，我根本不敢放任自己悲伤。直到现在，我都不敢问家人，最后把它埋在了哪里。”

偶尔地，家人会在家庭微信群里发她两个儿子的日常视频，王倩瞄见，却不敢点开，“不想看，看了就会流眼泪。”

但毫无疑问，情感的付出与收获，是一场彼此激发的双向奔赴。社工们的努力和付出被更多人看在眼里，主动加入的居民志愿者们，渐渐汇集成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在松榆里社区松五小区，有二十多户居民需定点居家隔离，他们的日常物资、外卖快递的领取、垃圾的收取，都需要有专门的人员进行上门服务。

“我们实在是抽不开身，就想着能不能发动小区里的志愿者们来帮忙。”王倩说，当时她在社区居民群里发送了一个志愿者小群的二维码，很快就有十多位居民参与进来。更让她意外的是，“每当有快递和外卖到了的时候，志愿者们就在群里‘抢单’。有时，他们甚至还正在和面、炒菜，看到消息后，放下手里的事就跑去忙活。”

▲松榆里社区的志愿者们正在收集统计居民们的购药需求。 受访者供图

4月29日下午，记者在松五小区遇到了一名脚步匆匆的志愿者。他说，自己叫冯强，是小区一名租户，今年32岁，来北京已有10年，平日里，在三里屯附近从事零售行业。

成为志愿者后，冯强主要负责帮助居家隔离的住户和行动不便的老人，从小区大门口把快递和外卖搬运送至家门口。“我们年轻人只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邻里之间互相帮忙是应该的。”

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种爱心的传递和接力。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他因为出差等原因，在家隔离过几次，当时，正是热心的社区工作人员帮他把垃圾拎下楼。

但王倩觉得，志愿者的存在无异于雪中送炭，不但缓解了他们人手紧张的燃眉之急，也切实分担了相当一部分繁重的体力负担——有时候，隔离期的居民下单的物资很沉重，志愿者需要扛着它们徒步爬上6楼。“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志愿者帮着把一箱瓶装矿泉水、两桶5升的矿泉水搬上楼，要知道我们是老小区，楼栋里都没有电梯。看着志愿者那么辛苦，我很心疼，也很感激他们，因为这原本都是我们的工作。”

很多居民们也默默奉上了自己的关心与慰问。连续十多天的奔忙，社工们的嗓子集体嘶哑。小区里的一位老人特意给社工们送来了热水壶和保温杯，并叮嘱他们要多喝热水，少喝凉水。还有一些居民们送来水果，“润润喉吧”“补点儿能量”。王倩说，每每这时，都觉得心里暖暖的，“感觉居民们也把我们当半个孩子来宠爱。”

社区里的“万金油”

张建军原本是朝阳区华威里社区的居委会主任，2021年1月，她被调至松榆里社区担任居民服务站站长，日常负责帮助居民们解决一些日常“小事”，比如办理低保、保险、退休手续等。

去年，松榆里小区启动老旧小区改造。施工期间，张建军一直在现场跟进施工进度。此前，一些居民占用公共空间开辟“自留地”，阻碍了小区新停车棚的修建进度。按照施工要求，这些区域内的花草、蔬菜都必须铲除，“这个时候，就有居民们来骂我了，有的还骂得挺难听的，但我也只能耐下心来，一点一点把道理掰碎，最后说服他们。”

做了二十多年的社区工作，张建军早就懂得，这是一个“万金油”般的岗位，琐碎但必不可少，润滑着社会最基层模块的日常走向。

她还记得，自己转任半年后，社区一位老人拨打了12345市民热线求助，要求给家里更换一个马桶，最后解决这一诉求的任务，落在了她的身上。

这似乎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但据张建军了解，这是求助老人短期内遇到的“最头疼的问题”——那是一对老人，膝下并无子女，其中一位患有抑郁症，另一位行动不便。他们不会在网上购买马桶，就算能成功购买，也没有力气搬上楼自行联系安装。

当时，张建军告诉两位老人，“要是信得过我，这事我帮您安排。”她找了一位负责装修的师傅，上门安装好了新的马桶，在她的要求下，师傅还在旁边加装了扶手。两位老人特别满意，不停感谢她“想得周全”。

“有什么事，您找我，我帮您解决。”这也成了张建军的一句口头禅。在日常工作中，面对社区里居民们的各种需求，张建军总会多想一步，在满分之外附上更多贴心惊喜。经常地，走在社区里的她，会遇到这样的打招呼：“张建军，好久不见你了，很想你。”

新冠疫情持续两年多，这是松榆里社区第一次面对成为高风险地区的挑战。“这次疫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张建军觉得，最近的十多天，就跟打仗一样，“两年前那会儿，我们社区是24小时值班，每个班2个人，主要负责在小区大门设立卡口，核实进小区的人员是否来自疫情高发区。夜间休息时，就在办公室里支一张折叠床。但是那个时候远没有现在这么辛苦。”

5月8日下午，北京召开新冠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经市疾控中心评估，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分级标准》，即日起，松榆里社区由高风险地区降为中风险地区，所有人长达半个月的防疫努力，终于有了阶段性成果。

张建军告诉记者，她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社区早日解封，这样她就能早点儿回家，陪陪家人和孩子，好好睡个懒觉了。

新京报记者 刘瑞明

编辑 李彬彬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