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会令日本 重振核电吗

　　4月日本CPI（除去生鲜食品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2.1%。这是连续8个月同比上升，也是2015年3月以来升幅首次超过2%。 

　　 [ 截至2019年日本的核电在其总发电量占比下降至6.4%，跌落至6个发达国家的最后（意大利为零核电）。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由于西方对俄制裁以及俄罗斯反制导致的能源、粮食危机正在全球发酵并向其他领域外溢。日本作为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进口大国，受其负面影响也在持续发酵，能源等原材料涨价引发连锁反应，其中电价表现突出。本文拟从日本近来供电情况透视日本能源结构的脆弱性，进而探讨日本调高核电在能源结构中占比的可能。

　　 油气、粮食等大宗进口商品涨价

　　 引发日本物价上涨

　　 据日本共同社5月19日报道，4月份的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升幅创有可比数据的1981年以来的新高。这种受俄乌冲突影响引起的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企业成本负担增加，无疑将加速转嫁给消费者，推动CPI上涨。

　　 日本媒体称，受油气、小麦、大豆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影响，相关商品从4月1日开始调价。据日本总务省5月20日公布的数据，4月日本CPI（除去生鲜食品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2.1%。这是连续8个月同比上升，也是2015年3月以来升幅首次超过2%。

　　 该省的报告显示，4月日本能源类商品价格继续大幅上涨。其中，电价同比上涨21%，汽油价格上涨15.7%，管道天然气价格上涨23.7%。此轮涨价主要受国际油气价格上涨推动，属于“成本推动型”，而非“需求拉动型”。因此，长期备受通缩折磨而渴望通胀的日本社会并不乐见此轮2.1%的通胀率。

　　 有日本民调显示，为了节省因物价上涨而溢出的支出，有15%的上班族一周内有一半时间“缩食”午饭。由此窥见此轮通胀之一斑。

　　 从以上总务省的数据看出，此轮涨价的元凶是进口能源。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永濱利廣根据日本政府总务省“家计调查”结果推算出原油期货价格对于日本家庭支出的影响：

　　 以2021年2人以上家庭年平均支出总额334.8万日元为基数， 2022~2023年的2年间，如果原油价格平均涨至80美元，那么家庭支出则增加2.5万日元（100日元约合5.13元人民币）；涨至90美元，增加3万日元；涨至100美元，增加3.5万日元；涨至110美元，增加4万日元。

　　 面对俄乌冲突的负面影响引起的物价高涨，日本政府终于出手救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先是于3月29日指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紧急对策，以应对俄乌冲突导致的燃料和谷物等物价上涨以及奥密克戎病毒蔓延造成的影响。

　　 紧急对策从2022年度预算拨款5万亿日元（约合2580亿元）用于：应对油气价格高涨、稳定食品供给、支援中小企业资金周转、帮助生活困难者等四方面。

　　 紧接着4月5日岸田召集相关阁僚开会，磋商应对油气、谷物等商品价格高涨的紧急对策。除强化上述紧急对策内容外，岸田在会上强调，“必须避免（物价高涨）妨碍经济社会活动从新冠疫情中顺利恢复”，表示“为紧急并灵活地应对危机，（政府）将与执政党充分合作，4月内总结出切实而有效的对策”。与此同时，执政党自民党也在讨论物价上涨的对策，4月中旬左右汇总相关内容，并向政府提出建议。

　　 经过一系列的磋商、准备，日本政府于4月26日敲定了总额为6.2万亿日元（约合3179亿元）的应对物价上涨的紧急对策，加上民间资本，对策总规模达到13.2万亿日元。财政支出部分的6.2万亿日元中，1.5万亿用于向炼油厂发放补贴以抑制燃油价格上涨，1.3万亿用于家庭纾困，1.3万亿用于帮企业稳物价（避免成本推涨物价）。

　　 5月31日，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这个紧急对策的款项，将其纳入2022年度的补充预算。

　　 从以上日本政府、国会和执政党应对物价上涨的言行及紧急对策内容看，俄乌冲突的负面影响已经发酵至日本社会各个方面，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企，不仅冲击着民众的日常生活，也拖累了经济社会从新冠疫情复苏的步伐（2022年一季度的GDP增幅较前期下降了1.0%），给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并且直接影响今年夏季举行的参议院选举的选情。可以说情况十分严峻，因而引起政府和执政党的高度重视。

　　 及时调整能源结构是化解能源危机、

　　 稳定物价的必要选择

　　 能源价格影响着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俄乌冲突的负面影响导致的能源危机冲击着日本能源结构，暴露出其脆弱性，是今年以来物价持续高企的元凶。因此，因应俄乌冲突的影响酌情调整能源结构，是稳定物价的必要选择。

　　 据报道，日本政府经济产业省于3月31日召开首次“战略物资及能源供给链对策总部”会议，研究俄乌冲突爆发后如何确保战略物资及能源的供给，并制定了紧急对策。会议列出7种对俄乌依赖程度较高、急需采取对策的重要物资，其中包括石油、液化天然气、主要用于发电的燃料煤和用于炼钢的原料煤、制造芯片所用的氖等气体、净化汽车尾气所用的稀有金属钯和铁合金等7种。

　　 担任总部长的经济产业相萩生光一在当天的会议上表示：“希望以立竿见影的手段战略性且迅速地采取行动，拿出具体成果。”

　　 从上述会议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次紧急对策的表象旨在缓解依赖俄罗斯资源所造成的影响，实质反映出俄乌冲突的负面影响冲击着日本某些领域的结构脆弱性的问题，能源领域当数此类。

　　 日本的能源结构以石化燃料为主，占比高达88.6%，且几乎全部依靠进口。其中产自俄罗斯的原油占比为3.6%、液化天然气为8.8%、燃料煤为13%、原料煤为8%。萩生光一所要求的“立竿见影地拿出具体成果”，指的是什么？如果是“迅速脱俄”，那么“脱俄”造成的能源缺口如何填补？进一步说，假如中东产油国“有事”，那么，那部分的能源缺口又如何填补？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还需要解决能源严重依赖进口这一能源结构脆弱性的根本问题，还是要靠发展自给能源。只有确保相当部分能源的自给，才能使物价尽可能少地免受进口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那么，日本的自给能源是什么？

　　 俄乌冲突

　　 冲击着日本能源结构的脆弱性

　　 2021年10月22日日本政府公布的第6版《能源基本计划》，首次提出“最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占比将达到36%~38%。并在借鉴巴西利用水能和欧洲开发风能的利弊、结合日本实际的基础上，将可再生能源比例划分为：太阳能(000591)14%~16%、风能5%、水能11%，将太阳能确定为可再生能源的“主力军”。

　　 据中国能源信息平台的资料，截至2019年日本的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6184万千瓦，仅占当时可再生能源的7.2%，未来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为大力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日本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努力解决太阳能光伏发电低能效以及由此产生的电价过高等问题。

　　 这些可再生能源应该算是日本自给能源的一部分。但问题在于，无论是水能，还是风能，抑或太阳能，都是未来愿景，“远水不能解近渴”；也都离不开大自然的恩赐，都得“靠天取能”，一旦天公不作美，靠天的脆弱性便显现出来。

　　 最近一次供电紧张的原因确实是太阳能光伏发电出了问题。3月21日，日本的东京电力公司和东北电力公司发布其辖区内供电紧张警报。鉴此，日本政府同日首次发布了供电紧张警报，呼吁该辖区内用户于3月22日8时至23日23时节约用电。由于22日上午用电量仍在持续增长，萩生光一于22日下午紧急召开记者会警告说，“照此下去，大规模停电将不可避免”，再次吁请家庭和企业节约用电。

　　 据称此次供电紧张的主要原因，一是受3月16日福岛县近海7.4级地震影响，东京电力公司位于该县的广野火力发电厂停运；二是天公不作美，3月22日寒潮逆袭，出现降温和降雪的天气过程，太阳能光伏发电量因此大幅减少。虽然这场供电危机最终被水电所化解，仍然暴露出日本能源结构脆弱性的问题所导致的供电体制之脆弱。

　　 国际局势变化导致进口能源危机以及极端天气影响太阳能光伏发电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稳定。这样的残酷现实，使日本社会不得不重新审视进口能源和“靠天吃饭”的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性。于是，核电作为自给的、安全稳定的能源，其重要性和替代性被日本社会重新认识。

　　 供电紧急警报事件发生后，日本经团连会长十仓雅和呼吁重启核电，指出“在确保现有核电站安全，且征得（核电站）所在地居民理解的前提下，应该尽快启动核电，否则会出大事的”。他强调指出，“世界脱俄集中表现在液化天然气，事态严峻”“应该认真考虑有效利用核电”。

　　 在俄乌冲突升级、日本政府决定与七国集团保持一致对俄石油禁运的背景下，在夏季用电高峰来临之际，“电力不足”的问题被当前日本各界热议，同时进一步引起日本社会对于重振核电的热议。

　　 由盛及衰的日本核电能否被重振，

　　 值得关注

　　 核电同样属于绿电，但由于世界观的不同导致对核电认知的差异，一定程度影响各国发展利用核电的力度。有资料显示，2021年，法国的核电在其发电总量的占比高达69.9%，美国为19.3%，英国为17.4%,加拿大为15.5%，德国仅为12.1%。从这个比例可以看出它们受俄罗斯“断气”影响程度的不同。法国的反应不那么强烈，而德国受到的影响比较大。这与其核电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不无关系。

　　 日本的核电经历了由盛及衰的发展过程。根据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专家冈本孝司的介绍，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核电，从1963年位于茨城县东海村的非营利性试验核电站投入运转、1966年7月第一座商业性的东海核电站正式发电开始，至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共建成54座核电站，核电占全国发电量的30%，成为仅次于法国和美国位居世界第三的核电大国。

　　 由于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家，因此其在建设和运转核电站的过程中都将安全放在首位。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仍然发生了10多起事故。比较严重的一次是1999年9月30日茨城县东海村的核燃料加工厂发生核泄漏，造成2名工人死亡，核辐射范围达几十公里。

　　 最为严重的一次是轰动全世界的2011年3月福岛核电站事故。这次重大核泄漏更加绷紧了日本民众“谈核色变”的神经，也促使当时的民主党政府下决心，顺应“恐核恨核反核”的民意关停了所有核电站。虽然其后陆续有9座核电站通过新安全标准审查获准重启，但实际投产的都集中于日本西部地区，且都为压水堆核电站；虽然柏崎刈羽核电站6号、7号机组和东海第二核电站也已经通过新安全标准审查，但由于与福岛第一核电站同为沸水堆核电站，因而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反对，迟迟难以重启。可见福岛核电站事故的阴影在日本社会挥之不去。

　　 日本现有大部分核电站的寿命都已接近或达到40年，如果不进行延期使用的相关维修、更新，将面临退役。已经有19座核电站报废退役。截至2019年日本的核电在其总发电量占比下降至6.4%，跌落至6个发达国家的最后（意大利为零核电）。

　　 日本是自然资源非常匮乏的国家，绝大多数的火电燃料需要进口，受国际形势变化影响的概率极高，因此核电不失为自给的、稳定的能源。另外，核电作为绿电也可以为实现减排作出贡献。如果要做到既确保兑现减排承诺（到2030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13年度减少46%，2050年实现碳中和），又保证能源供给安全稳定，提高能源自给率，进而稳定物价，那么，重启、维修以及新建核电站不失为两全之策。

　　 然而，鉴于前面介绍的日本核电的发展简单历程、核电站“老弱病残”的现状以及“谈核色变”的日本民意，日本政府公布的第6版《能源基本计划》仍然坚持削减核电的方针，指出“在致力于扩大可再生能源的进程中，尽可能减少对核电的依赖程度”。

　　 不断有日本舆论批评日本供电体制之“贫瘠”和脆弱，俄乌冲突、首次供电紧张警报以及不断高企的电价更催化日本社会对能源安全的担忧情绪。这些批评和情绪以及未来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使日本政府面临调整能源结构的巨大压力，或促使其下决心根据本国国情选择核电作为自给的、稳定安全的、绿色的能源着力发展，增加其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

　　 当然，这样的选择不仅需要民众的理解和支持，还面临如何对待现有核电站的问题。重启现有核电站固然能够解燃眉之急，但如果单纯依赖重启和延期现有“老弱病残”的核电站，则存在诸多安全隐患，难以获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因为这些核电站所使用的技术都是40年前的，与其挽救，不如新建更安全的新一代核电站。且看日本作何选择。

　　 岸田文雄5月底在国会回答在野党议员就核电问题质询时表示，当前要尽力做好现有核电站的重启工作。当被问及俄乌冲突导致油气价格上涨进而拉升电价，是否有必要（由核电）“替代”，岸田说，“要在确保安全性、安全最优先的前提下，稳妥推进重启。政府的方针是，目前没有考虑‘替代’”。

　　 从岸田的上述表态不难看出，出于保供给、稳电价的现实需要，日本政府目前仅考虑最大限度地用好现有核电设备。虽然“现在不考虑”由核电“替代”，但并未明确否定“替代”，或许为未来进一步发展核电留下空间。即将到来的夏季、冬季用电高峰，或将拷问日本政府是否进一步调高核电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

　　 俄乌冲突的负面影响不仅增加了日本调整能源结构的压力，迫使其加大自给的、安全稳定的能源占比，而且也对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具有重要的、普遍的警示意义。在不确定的、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如何确保能源自给和安全稳定，既是迫在眉睫，亦是长远战略。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