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测绘世界：15世纪见证了地理学知识的显著膨胀

《灿烂的再生：意大利文艺复兴三百年（1305-1607）》，[英]弗吉尼亚·考克斯 著，付稳 伊娜 译，化学工业出版社2022年5月版

“波特兰海图”与“古世界地图”相比

精确性是非同寻常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再发现与经验探索和实验研究是不断进行互动的，而这种经验探索与实验研究往往是受现实驱动的刺激而推动。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领域。

可以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更完整地描述和测绘物质世界的冲动，最初更多的是源于商业航运的实用主义文化（商业航运是中世纪晚期商业贸易基础结构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不是源于思想的或人文主义文化的刺激。在12世纪或13世纪的某个阶段，在航海或制图学历史的重要进程中，一种或被称为“波特兰海图”（portolan maps）的航海图开始出现。这种航海图以前所未有的精度绘制了商船海员经常航行的海岸。这些海图的起源不明，但一个似乎可能的事实是，它们反映了拜占庭和伊斯兰制图传统的融合。

意大利的这种海图，如著名的比萨港海图（Carta Pisana），以极其丰富的细节展示了地中海的全貌，更遥远的海岸的绘制则稍显粗略一些。与当时被称为“古世界地图”（mappae mundi）的地图相比，波特兰海图的精确性是非同寻常的。古世界地图的特点是对空间的绘制采取了象征性的、彻底非现实的处理方式，目的是讲述世界，传播文化尤其是宗教的信息，而非在实质上为人类的导航和旅行提供帮助。

商船船队，摘自《黎明破晓的世界》（《灿烂的再生：意大利文艺复兴三百年（1305-1607）》内页插图）

波特兰海图的发展有赖于一项先前的技术进步，即引入罗盘作为导航的工具。在欧洲，关于在航海中使用“水罗盘”（悬在水中的磁针）的记录最早出现在 12 世纪（此前，这项技术已经在中国得到了发展）。“水罗盘”的下一代是“干罗盘”，逐渐形成于 13 世纪。除了这种反映在波特兰海图中的传统的近岸航行，罗盘的应用也促进了远洋航行。13 世纪晚期人们见证了第一次试图穿越大西洋(600558)寻找从西班牙航行至印度的航线的尝试。这次尝试于 1291 年发起，发起人是热那亚的乌格里诺（Ugolino）和奎多（Guido）这两位维瓦尔第家族（Vivaldi）的兄弟，其中奎多又名瓦迪诺（Vadino）。但是，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探险者一去不回，消失得无影无踪。

1339 年之前，神秘的热那亚人兰萨罗托·马洛切利（Lanzarotto Malocelli）大概航行到了加那利群岛（Canaries）。紧接着，1341 年，由葡萄牙人赞助的远航第一次为整个加纳利群岛绘制了完整的地图。而且，这一次远航的记录也更为完整。13 世纪和 14 世纪初的这段时期，到达印度、中亚和中国的远行也成了新的可能。

这一时期来到东方的旅行家包括：方济各会的修道士乔万尼·达·皮昂·德尔·加宾尼（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1180~1252），他是重要论著《蒙古史》（History of the Mongols）的作者；乔万尼·达·蒙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1247~1328），此人在东方大国建立了第一个天主教传道团体；以及更广为人知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此人与他父亲、叔父在传奇的忽必烈可汗的宫廷度过了20多个春秋。马可·波罗关于旅行见闻的回忆录，由比萨的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代笔，迅速成为早期游记作品的经典，并在约150个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且流传至今。

穿鞑靼人服装的马可·波罗，摘自《黎明破晓的世界》（《灿烂的再生：意大利文艺复兴三百年（1305-1607）》内页插图）

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

关于各种探险的书面记述得以传播

随着古希腊研究的兴起和古希腊世界的深奥知识第一次为世人所接触，15世纪见证了地理学知识的显著膨胀。在第一批最早被翻译成拉丁语的古希腊作品中，亚历山大港的托勒密（Ptolemy of Alexandria）的《地理学》（Geography）便位于其中。这本书翻译于15世纪 10 年代，译者是曼努埃尔·赫里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的学生雅可波·安杰利·达·斯卡佩里亚（Jacopo Angeli da Scarperia）。

托勒密的著作使用几何坐标或纬度与经度来绘制世界的地图，提供了以数学方法研究地理学的榜样。这为地图绘制的实践带来了变革，启发研究者取得了制图学的伟大成就，如15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由嘉玛道理会的会士、旅行家毛罗修士（Fra Mauro）与航海家、制图师安德烈·比安科（Andrea Bianco）创作的一系列不同凡响的手绘地图，以及德裔修道士尼古拉斯·日曼诺斯（Nicholas Germanus）为托勒密1470年的豪华精装本《地理学》绘制的插画地图。

在14世纪热那亚制图师彼埃特罗·维斯康缇（Pietro Vesconte）更早的技术革新的基础上，这些地图绘制者开始以早期波特兰海图的现实主义风格重新架构世界地图。在大量借鉴托勒密描述的同时，15世纪晚期的地图还吸收了古典时代之后的资料来源，有一些资料甚至非常现代。除了马可·波罗和穆罕默德·阿尔·伊德里希（Muhammed Al Idrisi，1099~1165），毛罗修士绘制的地图的资料来源还包括阿尔维塞·达·莫斯托（Alvise da Mosto，1432~1483）的作品。阿尔维塞·达·莫斯托又称凯达莫斯托（Cadamosto），15世纪 50年代，他曾为葡萄牙人效命，在非洲西海岸探险。此后，他将这次探险的历程编纂成了详尽的历险记录。

这是一幅由佛罗伦萨宇宙学家保罗·托斯卡内利绘制的热那亚世界地图，摘自《黎明破晓的世界》（《灿烂的再生：意大利文艺复兴三百年（1305-1607）》内页插图）

1508年，托勒密第一版的《地理学》将进行修订，新增一幅关于新大陆(000997)的地图。这片新大陆位于大西洋的彼岸，在一片朦胧中初露其形。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关于各种探险的书面记述得以迅速广泛传播。1492年，哥伦布开始首次航行。1493年，在哥伦布回到西班牙的两个月后，他描述这次首航的书信便在意大利以拉丁语译文的形式出版了。到了7月份，该书信的诗体版译文便出现在了意大利的本土语文学中——吉利亚诺·达蒂（Giuliano Dati）所著的《西班牙国王发现的新岛屿》（The New Islands Found by the King of Spain）。

据估计，1493~1500年间，这封书信在欧洲约被印刷3000份，其中一半在意大利。此外，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的书信集也流传甚广。皮埃特罗·马尔雷·德·安吉埃拉（Pietro Martire d’ Angheria）1516~1530年出版的《生活在新世界的数十年》（Decades on the New World），这第一部涉及探索航行的正式史学著作，也有各种版本广泛流传。

在这一时期探索文学的需求激增之下，旧的作品也被夹在新的作品中被一道付印出版。150年出版的一部作品集《新发现的陆地与新世界》（New-Found Lands and New Worlds）便收录了15世纪 50年代阿尔维塞·达·莫斯托关于西非探险的叙述，以及年代上更近的瓦斯科·达·伽马和佩德罗·阿尔瓦雷兹·卡布拉尔（Pedro Alvarez Cabral）的探索经历——达·伽马开辟了经由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线，卡布拉尔则发现了巴西。

《航海和旅游》是文艺复兴时期

对旅行最伟大的丰碑式作品

新世界走进意大利，并非仅仅通过文本的叙述。从最早的航行开始，探险家便带回了植物、动物、鸟类和一些稀有的木材等。其他类似的新奇之物（mirabilia）有的来自远东（1498 年达·伽马航行之后面向欧洲旅行者的新开放之地），有的来自非洲的沿岸地区（这一时期到达此地的航行也越来越频繁）。据估计，16世纪期间进入欧洲的植物新物种比之前2000 年以来引入的20倍还要多。

早在1515~1518年，当乔万尼·达·乌迪内（Giovanni da Udine）在阿戈斯蒂诺·齐吉（Agostino Chigi）位于罗马的河边别墅——现称法尔内西纳别墅——创作了他那五彩纷呈、种类繁多、惟妙惟肖的以水果、蔬菜和花卉为主题的画作时，里边描绘的170个物种里便包含了3个由新世界引进的植物，其中一样物种即玉米则是首次在欧洲的绘画作品中出现。这些新物种的到来与人文主义产生交集，促进了新的探索和研究，正和同时发展的地理学的情况一样。

1545年，欧洲第一座植物园在帕多瓦建立——一开始，这座植物园的建立名义上是为了提供药用资源，但是很快便作为更加独立的植物学研究的场所而存在了。在此前一年，锡耶纳的医生兼博物学家皮埃尔·安德列·马提欧利（Pier Andrea Mattioli）便已出版了他对古希腊本草学家狄奥斯科里迪斯（Dioscorides）的评论，书中提到了一百种这位古典时代的前辈没见过的物种，其中便包括首次被描述的西红柿。

航海船队，摘自《黎明破晓的世界》（《灿烂的再生：意大利文艺复兴三百年（1305-1607）》内页插图）

在文艺复兴时期对旅行的兴趣方面，最伟大的丰碑式作品首次出版于1550~1559 年间，即威尼斯的乔万尼·巴蒂斯塔·拉穆西奥令人瞩目的三卷本文集《航海和旅游》，书中收录了各种到达近东和远东、非洲以及新世界的远行的叙述。

拉穆西奥的文集明显体现了意大利人和威尼斯人对这个充满发现的时代的看法：第一卷以马可·波罗与哥伦布的对比开篇；这二人之中，一位是东进的陆地探索的伟大先锋，一位是西行的海洋探险的不朽先驱。拉穆西奥的选集中有个比较有趣的地方，也是 16 世纪游记作品的一个共性特点，那就是作品在涉及现代地理学知识优于古代时所表现出的自信。

在《航海和旅游》第一卷的第二版中，拉穆西奥在介绍插画地图时点评说，这些地图对世界的阐发详尽准确，“自此之后，再无需对着托勒密的地图耗费心神”。在谈到新世界的动物种群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曾提到“关于同样生存在那些区域的鹦鹉与其他鸟类，普林尼尚未触及它们种类的千分之一，兽类的情况也是如此”。

最值得一提的是，拉穆西奥翻译了一篇归于古希腊作家阿利安（Arrian）名下的文章，并在译文序言中对古典时代德高望重的地理学权威竟会犯下地名不一致的问题进行了恼火的评论。在评论的结尾，拉穆西奥写道：“以认识世界各地地名为乐的人，应该因上帝保证他们生在了当今的时代而对其感激不尽。

本文节选自《灿烂的再生：意大利文艺复兴三百年（1305-1607）》，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英]弗吉尼亚·考克斯

摘编/何也

编辑/何安安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