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丨面对全球通胀和加息进程，拉美会否重陷债务危机？

肖宇（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日前，阿根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8个百分点至60%，这是其今年连续第7个月加息。受利率与全球资本流动规律支配，美联储加息势必会带来海外美元回流。对于阿根廷等新兴经济体来说，这不仅意味着举债成本增加，还意味着不得不面对为应对资本外流而开启的加息进程。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大背景下，被动加息会抑制本国投资和消费，由此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将使艰难复苏的经济雪上加霜。

从这个逻辑出发，不难理解为什么美联储步入加息通道之后，大量观察人士指出，美联储加息可能拖累全球经济复苏。但是，如果考虑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以及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全球发达经济体本轮居高不下的通胀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溢出效应”所带来的“负外部性”仍然可能被大大低估。

以拉美地区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2年7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显示，今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实际GDP增速为3.0%，其中巴西为1.7%，墨西哥为2.4%。远低于同期印度（7.4%）和东盟五国（5.3%）预测值，甚至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中的尼日利亚（3.4%）。整体来看，IMF最新预测显示，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今年的实际GDP增速（3.0%），要远低于亚洲的4.6%、中东和中亚的4.8%、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8%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5.0%。

拉美地区国家今年的实际GDP增速在全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排名近乎垫底。分析这一问题有很多个维度，但无论从哪个视角展开研究，都绕不开这样一个通胀的逻辑链条。拉美地区外向型经济结构很容易造成输入性通胀，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巴西2021年的通胀率为8.3%，而环比前期值仅为3.21%；而阿根廷今年6月的通胀率已经高达64%。考虑到拉美地区长期“借新债还旧债”的现实困境，通胀以及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对拉美经济的副作用是致命的。

面对高企的通胀和不得不启动的“被动”加息进程，国际社会对拉美是否有可能重陷入债务危机问题高度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自身经济陷入“滞胀”后有效需求降低，继而削弱了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拉美经济体外贸增速，而外贸增速下降又会带来还债能力的坍塌。面对因疫情防控而激增的政府支出，拉美国家财政赤字缺口被再次放大。叠加美联储加息带来的美元走强和外资流出等因素，拉美国家的债务违约风险概率显而易见。

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不由让人想起历史上的拉美债务危机。上世纪70-80年代，西方国家启动加息进程以缓解经济“滞胀”压力。在美元走强、油价和初级产品价格下跌等多种因素叠加之下，拉美国家的借债成本大幅飙升，国内通胀上行，推动了更大规模的资本外流，经济陷入衰退，继而引发违约。

所以，如果把以上分析逻辑，置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拉美国家日渐攀升的财务杠杆率的背景下，那么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即当前拉美地区的经济形势和上世纪70-80年代债务危机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就历史维度而言，造成这一危机的源头，固然有当时拉美国家大量举债从而超出了自身还债能力的原因，但导火索却是不折不扣的美元加息。所以说，拉美一直是美国货币政策“泄洪区”的说法可能一点都不过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模型里，显然没有帮助拉美经济增长的这一自变量。

但是，“离美国太近，离天堂太远”的拉美国家并非没有选择题。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系，就为拉美国家初级产品出口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中国和拉美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生产要素上的互补性，也决定了二者具有稳固的合作根基。

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稳步推进，中国与拉美地区经济合作也在走向深入。当前，中国已与南美洲的阿根廷、秘鲁等多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巴拿马自贸协定谈判、中国-秘鲁自贸协定升级谈判正在稳步推进中。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是拉美国家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有力举措。

（作者：肖宇 编辑：洪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