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朱蕾：收案量年均增长20%，立案更高效便捷

朱蕾个头不高但精力旺盛，给人一种干练的感觉。她经常上午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立案大厅接待当事人，一边给当事人讲解专利制度、提示当事人如何整理侵权案件证据，一边无缝衔接手把手地协助当事人在自助服务区提交网上立案申请。稍有空闲，她又把自己埋在5G、超级计算机、IVD等技术文献资料里，“啃”一些连身为工科生的她都觉得艰涩的中英文专业术语。

立案岗位经常需要了解很多不同领域的专业问题，这锻炼了她检索资料和快速学习的能力。工作中的朱蕾不仅需要了解全球通信产业的发展前沿，还要时常关注生物医学、航空航天、半导体等领域的技术革新进度。

作为知产法院的“守门人”，朱蕾会最先接触到第一手立案资料，是否属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管辖、是否符合立案标准、是否关乎国家重点产业或项目、是否涉及全球竞争“卡脖子”技术，她都要第一时间作出判断。

朱蕾觉得，做好知识产权立案和审判工作，就是从司法上保护创新，提升创新型企业和创造性人才的价值感和获得感。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朱蕾。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和朱蕾的对话：

收案量年均增长20%，一半以上立案申请网上提交

新京报：立案庭主要做什么工作，为什么说你们是法院的“守门人”？

朱蕾：一份立案材料最终能不能被叫做“案件”，诉讼请求是否合乎法律规定，是否符合立案形式审查规定，能否正式登记立案，首先要经过我们依法作出的判断。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目前是两个法官团队在负责立案登记工作，一共16名工作人员，人均年审查3000多个立案申请。截至目前，今年我们已经立了2万多件案子，初次审核通过率在60%左右，绝大多数当事人根据我们初审后发送的一次性告知通知进行补充后就能登记立案。

新京报：从建院到现在，案件数量和质量有什么新变化？引发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朱蕾：从案件数量上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收案量年均增长20%，这体现了不管是个人还是公司，知识产权维权意识都增强了。

从案件质量来说，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我院专业化立案团队建设也逐渐成熟，多管齐下，共同促进了立案审判质效的双提升，我们乐于看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日趋完善，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

从制度层面来说，举个例子，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深化和细化，以及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引入，让大家觉得维权“值得”。过去专利法定赔偿的上限是100万，现在大幅提高到了500万，不仅如此，新的专利法还规定了3万元的赔偿“下限”，更加激发了权利人通过法院裁判去维护自身权益的动力。

从立案实践来说，随着全国大规模推广智慧法院建设，网上立案、云法庭等新机制从无到有，在实践中运用比例逐年上升。例如，今年九月以后，我们网上立案比例能占到全部一审案件的四分之三，其余少数是邮寄和窗口立案，立案渠道多元化，立案操作也比过去更便捷、更高效，这也是案件数量持续增长的一个因素。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立案大厅接待窗口，朱蕾在接听咨询电话。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网上立案的便捷和高效如何体现？

朱蕾：疫情以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直推行无纸化审判和网上立案，诉讼当事人或者代理律师不用跑腿，从网上就可申请。为了推广网上立案，我们立案团队研究了网上立案四个入口的不同特点和适用范围，梳理详细操作步骤整合推出了《全新京知版网上立案指南》，通过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知产北京”向社会公布，方便大家使用。

另外在我们立案大厅，还设立了DIY自助立案区域，有电脑、扫描仪等设备，立案人到现场也可以操作。今年全年50%以上的立案申请都是通过线上提交的。当然，有些案情过于复杂，或者立案人自己愿意到窗口咨询后再提交等情况，只要符合疫情防控要求，我们立案大厅也是开放办理的。

从司法保护角度服务保障国家创新

新京报：你遇到过什么棘手的案件？

朱蕾：从立案登记工作来看， 90%是比较容易判断的，但也有10%存在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比如药品、化合物、芯片、集成电路、动植物新品种这些重要领域疑难复杂的技术问题较多，有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案件甚至没有先例可循。我们会视情况启动重点案件立案报送机制，通过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采取的“四专”模式这一“快速通道”交给具有相当审判经验的专业法官团队审判。

朱蕾在工作中。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如何迅速识别“疑难杂症”并做出正确的立案登记决定？

朱蕾：我在从事立案工作之前，有过七年左右的技术团队审判辅助工作经验，处理过数量相当的技术类案件，加上我自己本科是学通信工程的，有一定的工科基础知识，自己也喜欢关注国内外各个科技领域的新进展、新突破、新技术，常年的积累让我对各个技术领域的信息具有一定的敏感度。所以，在一些关乎国际竞争的重要科技领域，比如航空航天、深海探测、能源勘探与冶炼、芯片制造、工业软件设计等，为了能够第一时间做出准确判断，我平时也会利用碎片时间主动检索和留意这些重点行业的新动向，并和团队分享学习成果。

不仅如此，立案岗位还要求我们对知识产权全部案由的立案依据了如指掌，能够及时准确地对当事人提交的各种各样的起诉理由和诉讼请求等进行反馈，遇到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还需要及时提醒当事人进行合法化调整，并对社会热点话题保持极高的关注度和敏感性。

立案工作对我们个人的综合素质要求也很高，有的时候一天就要处理三四个疑难复杂的立案问题，通常我们会按照“疑难立案三步骤研究法”，经立案法官会讨论研判后拿出明确的立案意见，再去咨询专家或者组织相关审判领域的会商，根据咨询或会商的结论及时准确做出调整。这也是我不断提升自己在法律适用上的认知水平和应用能力的过程。

随着司法经验的积累，我愈发理解了服务保障科技创新这一国家设立知产法院的初衷。

新京报：你觉得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

朱蕾：我们最近一直在学习二十大报告，立足于工作实践，我的学习体会就是，要努力围绕“三个服务保障”下功夫，即服务保障制造强国、数字中国建设，服务保障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服务保障国家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对我们知识产权法官来说，做好“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立案审判工作，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从浩如烟海的立案材料中，敏锐地捕捉到这些“珍贵”案件至关重要，法院在技术领域的裁判意义不仅在于裁判的结果，还在于通过司法公开这一国际通行规则，展现我们国家整体的创新实力，并积极引领社会公众支持科技创新的态度，激励创新主体勇于且善于攻克技术难关，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要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司法保障。

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编辑 刘倩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