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生 | 朱大龙：做一名受国际认可的中国糖尿病医生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编者按】医生，是链接一线临床需求和技术服务创新的枢纽。中国医生有着非常优良的传统，大医精诚的内涵也在时间浪潮中历久弥新。他们不应是困在论文、晋升等事务中的模糊面孔，而是修医术致精微、修医德怀仁心的时代英雄，也是医疗服务这一囊括了自然科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复杂体系的中枢，更是围绕提升医疗质量和普惠性目标所构建的创新链条上的核心主体。经济观察报作为中国健康事业的观察者、记录者和推动者，将持续为读者呈现致力于医疗创新的大医生，以及他们的故事。

这是本专栏的第二篇，主角是南京大学鼓楼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朱大龙。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英 编辑 陈哲 11月10日上午，在南京大学鼓楼医院见到朱大龙时，他正与使用他第一张糖尿病新药——多格列艾汀片（商品名：华堂宁）处方的患者通话。

“两个方案，第一个是你在二甲双胍的基础上，每天服用一次华堂宁，每次一片；第二个方案是只吃华堂宁，一天两次，每次吃一片。”这是朱大龙与患者沟通治疗方法的常见模式：给患者选择权。

朱大龙是南京大学鼓楼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的主任委员，是中国糖尿病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

在40年的从医生涯中，他不仅在患者诊治方面进行了糖尿病分级诊疗、糖尿病规范用药、内分泌疾病早期筛查等多项超前的实践，同时在临床研究方面成绩斐然。

官方数据显示，他在Nature Medicine、Lancet Diabetes Endocrinol、J Hepatol等著名杂志以第一及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93篇。

今年5月，他关于多格列艾汀片治疗糖尿病的临床研究成果在Nature Medicine上刊发，美国糖尿病学会前任主席John Buse在同期文章中评论道：多格列艾汀片将成为治疗糖尿病的新手段。

今年10月，这款历经10年研发的全球首个葡萄糖激酶激活剂类药物在中国获批。

朱大龙说，能够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非常重要，证明了中国医生具备为全世界的糖尿病病人提供新选择的能力。

11月14日是世界糖尿病日，今年的主题是“教育保护明天”。国际糖尿病联盟数据显示，至2021年，全球有5.37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每2名患糖尿病的成年人中就有1人未得到诊断。糖尿病导致超过9660亿美元的卫生支出，占全球医疗保健支出总额的9%。

中国是世界上成人糖尿病患者数量最多的国家，18岁及以上人群糖尿病患病率已达到11.2%。但在糖尿病知晓率、规范管理率等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朱大龙倡议，包括政府、企业、家庭在内的全社会都应关注和帮助糖尿病患者，政府与医学界应通过更好的分级诊疗方式，提升基层医务人员的糖尿病管理能力。

报名分级诊疗第一人

分级诊疗是深化医改的重点任务，糖尿病作为慢性病，是实施分级诊疗的重要疾病领域。

在2015年9月原国家卫计委颁布的《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就重点强调，糖尿病等慢性病应实行分级诊疗。时任江苏省糖尿病学会主任委员的朱大龙是全国第一个报名参与的医生。

2015年起，朱大龙所在的鼓楼医院内分泌科为南京市玄武区11个社区服务中心进行了为期2年的糖尿病诊疗技术培训，每个社区分别有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参与，旨在使基层医生“接得住、管得了、留得住”糖尿病患者，提高社区糖尿病患者血糖、血脂、血压代谢指标的达标率。

此后，朱大龙又联合了南京多家三甲医院，扩大培训规模，为市内128家社区服务中心提供培训。

其实早在20多年前，朱大龙就已经萌生了对糖尿病进行分级诊疗的想法。1998年，他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进修时发现，当地大医院的糖尿病治疗模式是“大门诊小病房”，糖尿病人基本上都由社区医疗机构、家庭医生管理。

但这一模式有赖于两大前提条件：一是基层医生的技术能力。据朱大龙观察、调研，目前中国社区医生的糖尿病管理技术能力与国外社区医生相比还有明显差距，因此上级医院对其诊治能力的培训尤为重要。

同时，相关调查显示，目前基层医疗机构胰岛素滥用、胰岛素使用不达标等问题仍然较为普遍，因此规范化用药等医德医风培训也相当重要。

第二个前提条件是医疗机构间的信息互通。朱大龙说，澳大利亚的上级医院可以直接查阅到社区医院的糖尿病患者数据，这样不仅有利于疑难患者的转诊，同时社区医生在疾病诊治、合理用药上也能更便利地获得上级医生的指导。

回国后，朱大龙开始尝试在南京推行这一模式。2007年，朱大龙所在的南京大学鼓楼医院与3家二级医院、5家社区医疗机构合作，探索分级诊疗。当时互联网工具尚不发达，只能通过邮件来交流诊疗信息，但即便工具落后，也没有妨碍医院间的合作，成功打破了各机构间的数据藩篱。

多年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朱大龙仍不免感触，“现在哪个地方能打开医疗信息系统，我就愿意到那里去”。

在他看来，目前在糖尿病管理方面的分级诊疗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关键是需要打通上下级医院的信息系统，而这不仅需要业内专家的努力，更需要政策端助力。

科室：从最小到最前沿

朱大龙开始主攻糖尿病研究是自墨尔本大学进修回国后，他成为中国国内较早开展糖尿病前沿研究的临床医生之一。

在当时，糖尿病还不属于热门领域。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社会的糖尿病发病率低。根据1995年7月至1997年6月中国医学科学院糖尿病防治中心对11省市4.2万20-74岁常住人口调查，糖尿病患病率为3.21%。而同期美国的成人糖尿病患病率已接近10%。

在医院内，朱大龙所在的内分泌科是鼓楼医院最小的科室，病人少，只有10张床位。因体量不大，只能“寄身”在呼吸科下。

而过去20年，中国糖尿病患者激增，糖尿病患病率增至11%左右，中国的糖尿病研究也在迅猛发展。在鼓楼医院内分泌科，最明显的是，医护人员数量翻倍了，床位也扩大到了61张。

中国的糖尿病临床研究也在世界崭露头角。

朱大龙的临床研究文章从国内刊物逐步“出海”，登上了亚洲糖尿病学会、美国糖尿病学会等主办的世界权威期刊。在他看来，与SCI文章数量、影响因子等指标相比，所做工作能够得到世界同行的承认是自己最为看重的。

现在，朱大龙在国内牵头的新药、新器械临床试验仍然有28项，同时正与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医疗机构合作开展2项多中心临床，他所在的内分泌科已经成为鼓楼医院以及行业内研究能力较领先的科室。

今年获批的多格列艾汀片是朱大龙牵头的临床研究取得的重磅成果之一。回忆起这款新药试验，朱大龙直言“过程非常艰难”。2013年开始一期临床试验时，全国几乎没有1.1类新药的一期试验，风险和挑战巨大。

招募病人是第一个难关，需要每位受试者住进病房，封控13天，采血测血糖。为了留住受试者，医生们花费了不少心力，比如与受试者一起散步、打牌娱乐等。

朱大龙看重试验安全性，对受试者尤其关心，整个一期试验期间，他经常打电话仔细询问每个临床中心每位病人的身体状况。

对于未来糖尿病新药的研发，朱大龙说糖尿病治疗还有许多未被满足的需求，他建议，应加强原创药物研究，当前国内部分企业从国外引进团队、技术的方式不能算是原创新药。

“把病人当做自己”

“我的治病理念是一视同仁，把每一位病人都当作自己来对待。”朱大龙认为，服务好每位病人是临床医生最重要的事。

回顾自己的40年从医经历，朱大龙从未与病人发生过争执，所在的内分泌科也极少发生医患矛盾。科内唯一一次医患纠纷发生在十多年前，一位糖尿病晚期病人在检查期间去世，尽管诊疗方面不存在问题，但为了抚慰患者家属，科室还是决定为其免除数千元的住院费。

现在，朱大龙每周有一个上午的专家门诊，一共看15个病人，一般到12点后才能结束问诊。遇到一型糖尿病这类需要终身治疗的患者，他会尤其耐心地解释治疗方式，这类病人的问诊时间至少在半小时以上。

他对科室医生的要求同样严格，每次查房是医生们最紧张的时刻。他对规范化治疗要求极高，医生必须充分了解患者的疾病史与治疗史，反对不经过临床思维判断随意进行CT、核磁共振等检查。

除了规范化治疗外，朱大龙还要求对内分泌疾病早发现，做到没有临床症状时就尽早甄别。以库欣病为例，库欣病是一种易导致骨折、败血症等的内分泌疾病，2010年朱大龙提出注意筛查库欣亚临床综合征，及早干预控制，到2022年科室已经发现了168例患有库欣亚临床综合征的患者。

有关糖尿病日的对话：

经济观察报：您为什么要提倡糖尿病知晓率和社会教育？

朱大龙：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内分泌代谢性长期慢性病，以血糖升高为主要特征，典型症状是“三多一少”，即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轻。

糖尿病主要分四种类型，其中以2型糖尿病最为常见，占比超过90%。患者常伴有肥胖、高血压、蛋白质等代谢异常。同时它导致的并发症危害极大，比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足、糖尿病肾脏病变等，可能致残甚至死亡，因此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通过提高糖尿病知晓率，让全社会更多关注糖尿病患者，尽早地把糖尿病患者的血糖、血脂、血压、肥胖控制在理想范围，可以减少相关并发症。

经济观察报：糖尿病主要由哪些因素引起？

朱大龙：随着经济水平提高，饮食更加丰富，体力活动减轻，中国的超重肥胖人群明显增加，也就导致糖尿病患病率明显增高。很早我就提出，中国预防糖尿病应该从胎儿抓起，在少子化家庭背景下，老人过度宠爱孕妇、胎儿，可能导致妊娠肥胖、妊娠糖尿病现象增多。

同时，在学校内也应采取措施控制青少年肥胖现象。另外，中青年工作负担增加、焦虑等负面情绪也可能产生应激性糖尿病。当然更为关键的因素是，中国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人群数量增加，糖尿病患者人数随之增多。

所以我们应该首先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超重和肥胖的发生率，这样才能更好地预防糖尿病。

其次，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而且早期治疗必须要达标治疗，这非常重要。所谓达标就是血糖、血脂、血压、体重达到理想的目标。

再次，应进行个体化治疗，目前大部分糖尿病病人还是需要个体化治疗，我提出应是治疗糖尿病病人，而不是治疗糖尿病。例如，病人1只是单纯的血糖高，降糖、减轻体重、改变生活方式即可；病人2还合并了高脂血症、冠心病等，或者有家族史，那就需要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媒体应该在糖尿病教育中发挥哪些作用？

朱大龙：目前还有部分媒体宣传一些不规范的治疗方式，这对糖尿病患者教育是有害的，所谓医生一百句话抵不过病友一句话。媒体应该提倡糖尿病患者的规范化治疗和日常健康管理，让患者正确对待疾病。

经济观察报：新冠肺炎疫情对糖尿病管理带来了一定冲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彭凯平说，疫情造成的次生灾害排第一位的是糖尿病。针对这个问题，临床医疗上做了哪些应对？

朱大龙：新冠肺炎疫情下，如果长期居家，会有比较大的影响，一方面是部分地区的长期封控限制了糖尿病患者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是药物的可及性受到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刚开始时，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就及时写具了两份专家建议：一是2020年2月发布的“糖友‘新冠’防控居家策略”，提出患者居家开展原地踏步、太极拳等中低强度的适宜运动、在附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药等7条建议；二是关于医院内合并新冠肺炎感染的二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救治专家建议。

同时，我们也组织了多位专家通过网络引导二型糖尿病患者以合理的自我管理方式度过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