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炳哲的“社会病理”式分析，有何问题？

余明锋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哲学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和慕尼黑大学联合培养博士，慕尼黑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哲学、政治哲学和艺术哲学。译有《敌基督者》《何为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政治哲学与启示宗教的挑战》等，发表论文多篇。

《爱，死亡和机器人》第一季剧照。

《还原与无限》 作者：余明锋 版本：上海三联书店 2022年8月

我们身处在一个被称为“技术时代”的社会。虽然高新技术带给人类对进步的憧憬，但也产生了人被技术系统吞没而产生的挥之不去的焦虑。更重要的是，帮助人们反思以摆脱这种焦虑的哲学，当今也遭遇着越来越多的质疑和被边缘化的危机。

在哲学回应技术时代似显乏力的背景下，韩炳哲似乎成为一个“异类”。这名韩裔德国哲学家用短小精悍的“小册子”谈论现代人的抑郁、爱欲与互联网中的只言片语，用一个个精妙的隐喻做出先知式的判断：当今社会已经从福柯的“规训社会”转向“功绩社会”，从“他者剥削”转向“自我剥削”。一时间，韩炳哲似乎成为那个转型成功的哲学家，引领包括东亚社会在内的全球阅读热潮。

在新著《还原与无限》中，同济大学青年哲学学者余明锋认为，当下社会依旧存在一个对技术的误读，即技术依然主要是人类的工具，甚至在学者中，这种误读都难以破除。韩炳哲这种从人们最切身的生活经验出发进行的“社会病理学”分析，确实迎合了技术时代人们对哲学的需求，也值得当今的哲学学者学习。但紧接着的问题便是：止于一种生活现象的诊断，是否就是当今时代哲学反思的极限？他认为，“韩炳哲热”面临的争议也在于此。如果不最终从现象回到与那些真正重要的哲学问题的对话，或许“社会病理学”分析也会失去其生命力。

在最近的采访中，余明锋与我们分享了技术哲学相关的最新思考，也谈及了韩炳哲式的社会病理学分析可能的危险之处。

“技术时代”的哲学问题

新京报：《还原与无限》的定位是一部哲学导论，不过相较于现在很多以哲学史或者以多个哲学基本问题为框架的哲学导论，你主要选取了“技术”作为一个基点展开内容。为什么你觉得技术是一个对于当下的人们接近哲学来说如此重要的话题？

余明锋：首先可能需要明确的是，“导论”主要是针对于我自己的写作计划来说的，因为这本书是我的“技术时代”三部曲写作计划的第一本，后面还有《感知论：技术时代的认识论》和《拯救现象：技术时代的存在论》两本书，这本书最重要的任务是提出问题，打开一种切近现实的哲思路径。当然，对于读者来说，它也有一种导论的意义，也就是针对我们自己熟知而非真知的生存处境进行一种切己的反思。这个意义上的“哲学导论”是对哲思的开启，而不是对历史上的哲学理论的普及性介绍。

至于技术问题，首先要说，《还原与无限》意在讨论一个以资本-科学-技术三位一体为本质的“技术时代”，而非单单讨论技术。其次，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视角，是因为它构成了我们当代人最基本的一种生存境遇，但是我们又对之习以为常了，仿佛世界就只能是这样、就应该是这样的，而这就构成了哲学反思的恰当入手点。

新京报：近些年在中国兴起了一股阅读韩炳哲的热潮，他的理论也被大量地应用于分析文化、社会现象。有学者认为，他的写作经常是从现象出发去批判性地发展某个既有的理论，这里面可能就存在一些望文生义或是牵强附会的问题。你怎么看这种评价？我们常常说要让哲学“说人话”，但或许哲学问题与日常语言之间确实有难以通过“翻译”跨越的距离，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个难题？

余明锋：我觉得大家对韩炳哲写作特点的概括还是比较准确的，他的确更多是从现象而非哲学史上的命题出发去进行思考。不得不说，我们当下的中国非常缺少这样的思想家，即便我们有很关注现实的知识分子群体，但是能像他这样提炼具有解释力的概念、提出有现实关怀的真问题的人太少了。这是我们需要向韩炳哲学习的。

要理解韩炳哲这样一种哲思方式，我们还得谈谈当下哲学的基本形态。粗略地说，尼采之后，哲学基本上放弃了体系建构。之所以如此，根本上是因为哲学的反思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处在一个人类知识体系的语境中。今天的知识体系，和过去人类的知识体系有着巨大的不同，这种差异其实也和我谈的技术时代相关。那么差别在哪里呢？一言以蔽之，就是科学的目的，已经不再向着哲学所提的那些基本问题而去。科学更多以资本为驱动，以技术为导向，最终落实为技术的实现和资本的回报，以及社会效率的增加，而非朝向永恒问题的追问。可以说，现在排在科学考量第一位的不是“沉思”，而是“实践”，而且这个实践越来越具体、知识门类越来越细分。当下的知识形态让今天的哲学难以用旧有的方式建构黑格尔式的体系。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反思进路。

新京报：既然技术时代的哲学已经不同于过往，那么今天的哲学有什么比较理想的展开方式？

余明锋：我认为，尼采之后的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形态，是“社会病理学”。相较于过去的体系性哲学，这种哲学往往针对着那些与我们的日常经验高度相关的问题，比如尼采的“末人”诊断、海德格尔讲的“常人”、福柯谈的规训，这些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体验。我个人觉得，韩炳哲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病理学家”。如今不仅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他都有一个相当大的阅读市场，这是有原因的。他的作品通常不会跟你绕思想上的圈子，而是直接谈你的生活出了哪些问题：现代人的疲倦、倦怠社会及背后的原因、现代人为何丧失爱欲，这些都非常打动人。

需在语境比较中理解韩炳哲

新京报：韩炳哲善于使用隐喻来表述哲学论点，同时也习惯提出新的概念。不少学者都指出了他的一些新的说法本身合理性存疑，比如你说，从“规训社会”到“功绩社会”，这个转变是否存在是存疑的，可否展开谈谈？

余明锋：总体上来看，韩炳哲的诊断有很准的一方面。他基本上以我们所谓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为原型，尤其是西欧社会，所以对于我们国家一线城市的读者来说，是会觉得很有共鸣的。不过这里面的问题是，他可能夸大了一些“新现象”的影响，对于这个社会依然存在的一些19世纪以来的问题谈得比较少，重视不够。比如，我们现在有没有出现一种走向“功绩社会”的迹象？当然有，但如果说我们已经全面从规训社会进入功绩社会，这个诊断就有些夸大其词了，我们显然每一天都能感受到规训的普遍存在。

其次我特别想谈的就是，我们不能停留于韩炳哲，这是什么意思？现在可能很多哲学学者都面临一个“困境”——包括我在内。我们一方面希望让哲学变得更有活力，更加直面现实，甚至部分地走向公众；另一方面，我们要当心哲学的鸡汤化。大家的精神困惑所关系到的当然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我认为哲学学者还是需要守住一份清醒：哲学终究是不能完全化约为社会病理学的。社会病理学是当代哲学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使得哲学能提出真正有现实关怀的问题，但哲学不能仅仅在各式社会病理中打转。

我认为，这也是韩炳哲的一个缺陷。就是说，他的社会病理学诊断很有洞察，可他在深入思想史传统、重提哲学的永恒问题方面做得并不够。这可能部分和他的这种小册子写作的风格相关。同样，我认为略有讽刺的是，他的这种写作本身就很符合他所诊断的社会病理：在一个加速时代，每个人的时间都所剩无几，大家对韩炳哲的小册子趋之若鹜，但对那些更重要的大部头是提不起兴趣的。我想，这样的小册子可以继续写下去，应该也会一直对大众读者有所启发，因为它始终和大众的感知同频。但我们如果没有在这个基础上重提哲学问题，对人类的永恒之问作深入探究，那就简化了哲学。

新京报：在提到韩炳哲的绩效社会批判时，你指出他的批判遮蔽了绩效在历史语境中曾经具有的正当性维度。人们对桑德尔对优绩主义的批评同样类似：真正的问题并非优绩本身，而是机会不平等。你怎么看优绩主义的问题？当下对其批评存在这种错位吗？

余明锋：其实在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很多学科尤其是福利经济学就开始系统讨论所谓绩效社会的问题。绩效这种根据才能、功绩来分配的原则总体上是比较符合一种分配正义的，它也为无可避免的不平等现象做了合理化论证。当然，也正因为绩效成为二战后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韩炳哲的批判才会如此打动人。

但真正值得去反思的可能并非单纯绩效本身，而是绩效的基本前提。首先是机会的均等，机会不均等的前提下聊绩效就有点耍流氓。其次，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一个退出机制的保障，因为绩效社会很重要的一点是优胜劣汰，这时候就得保障一个所谓的“被淘汰者”，让他有最基本的福利，让他能够重新开始。即便对这个绩效社会本身来说，如此也才可能长久。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说，是非常现实且重要的问题。

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韩炳哲的绩效社会批判非常明显的是以西欧社会为蓝本的，所谓机会均等和退出机制的问题，其实恰恰这些社会确实已经做得比较好，这时候再去谈绩效社会批判，就格外恰当。中国当下对绩效社会批判产生共鸣，说明我们也部分进入了这种语境。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在语境的比较里去理解韩炳哲。

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亚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