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新增环境资源界别，委员们关注什么？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将于3月4日开幕，委员们将带着公众期待开启履职新征程。十四届全国政协共设置34个界别，委员共计2172人，其中85人组成的新界别“环境资源界”受到关注。为何设立这一界别？界别委员由哪些人组成？今年带来了哪些建议？新京报记者近日进行了采访。

关注1:为何设立“环境资源界”？

顺应时代发展需要，使履职力量更加集中

全国政协增设“环境资源界”的筹备工作早已开始。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2020年工作综述中曾提到，“人资环委积极推进增设资源环境界别的后续工作”。

今年1月，各个省份进入省级“两会”时间。一些地方政协对界别设置进行了调整。目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的新一届政协委员名单中均增设了“环境资源界”或“资源环境界”。

对于新增界别的原因，四川省政协研究室主任曾秀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新一届政协增设了“资源环境界”。山东省政协委员李振函作为一名老委员，参加了环境资源新界别。在山东省政协新闻发布会上，他表示，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转变，设立环境资源界别，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符合国情民意。“以前，好多有着环境、资源、能源专业或行业背景的委员，分散在不同的界别中，难以发挥出集体的智慧和力量。”环境资源界别的成立使履职力量更加集中、更加有力。

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就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人选的推荐提名情况和建议名单作说明时表示，人选建议名单具有广泛代表性，“其中，也有一定数量的环境资源领域的党政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等，以适应全国政协界别设置调整需要。”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新界别的设立可能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和阶段相关。他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历了粗放式的增长，对资源环境的重视度不够，是世界范围内资源和劳动力的凹地，同时也付出了资源环境的成本和代价。目前，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粗放式的发展方式也要有所改变，对资源环境也日益重视。

“另外，老百姓(603883)对环境质量的诉求和自身健康的关注越来越高，我们不能再走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道路，要关注老百姓的健康和生态环境，包括空气、水的质量等等。因此重视生态环境资源也是回应社会的关切。”

他认为，国家治理要逐步走向精细化，专业领域需要更多专业人士参与。政协发挥高端智库作用，成立专门的环境资源界别可以使分散在其他界别的委员集合起来，从更专业的视角关注资源和环境问题。通过调研，委员可以在决策过程中发声，加强我国对环境的有效治理，更好地利用好资源。

关注2:“环境资源界”委员有哪些人？

由85名委员组成，涵盖政、学、企

1月18日，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公布。十四届全国政协共设置34个界别，委员共计2172人，“环境资源界”由85名委员组成。其中，有多位环境资源领域的党政领导干部，如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马建华、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何广顺等。

委员中还包括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如云南大学校长方精云院士、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所长张甘霖、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葛全胜、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所教授朴世龙院士等。

还有一部分委员来自能源化工领域企业，如中国核电(601985)董事长卢铁忠、中国中化董事长李凡荣、国家电投董事长钱智民、中国石油(601857)董事长戴厚良、国家电网董事长辛保安、中国稀土集团董事长敖宏等。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地理所资源生态与生物资源研究室主任闵庆文是连任的委员，上一届在农业界别。他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前参加全国政协农业界别小组讨论时，大家也会谈及农业发展中的资源问题、气候变化的适应问题等，但中心议题仍是农业农村，大家更多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进行建言。

作为十四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在今年1月举行的北京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上，他已经率先体验了在“环境资源界”履职的感受。“首先委员构成发生了变化，有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北京市水务局的领导，有中石油等能源领域企业的管理者，大家的议题更加聚焦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

闵庆文认为，我们已经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社会经济发展、我国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也发生了变化，界别的优化调整，体现了对生态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视。

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谷树忠表示，全国政协新设环境资源界别，体现了党中央和全国政协对环境资源问题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这将有助于全国政协深化生态环境问题调研，有助于政协委员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我也很期待和环境资源界别的委员们就资源环境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和研究，把握问题的关键，并提出针对性和操作性更强的对策建议。”

关注3：委员关注什么？

农业生态保护补偿、碳排放统计等

今年，环境资源界别的委员关注哪些问题？新京报记者对多位委员进行采访。

闵庆文表示，他这些年一直关注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问题。农业文化遗产多分布在生态脆弱地区或者重要生态功能区，应评估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价值，进行生态补偿。他建议，以农业文化遗产地作为示范点建立农业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他举例说，云南哈尼梯田是世界文化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还是国家湿地公园，其本身具有非常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维持生态系统功能的价值。但是，目前国家在生态保护补偿的政策设计上，主要考虑的是自然生态系统，如森林、草地、湿地等，这并没有错，但也不应忽视了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农业生态系统。“相较北方平原地区，这里农业生产的产值低，劳动强度大，而且因为处于重要生态功能区，人们从事的大多是有机生产方式，我认为应该对这里进行生态补偿。”

补偿机制有哪些？他说，一方面可以考虑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的横向生态补偿，“为了下游生态环境，上游在农业生产中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限制了发展，发展机会受到了影响。”另一方面，针对有公益性的保护野生动植物的生态农业，应当由国家进行补偿。

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农林科学院林业与草地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蒋齐建议，加快推动我国北方欠发达省区碳排放权改革。他说，碳排放权交易实施以来，欠发达的省区还存在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市场运行机制不完善、基础保障与发达省区存在差距等问题。

他建议加快欠发达省（区）配套基础能力建设。包括建立健全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提升省（区）、市、县碳排放统计核算能力建设。同时要加快提升碳排放监测能力，提高统计核算智能化、信息化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首创环保集团智慧环保事业部总经理黄绵松建议，提升运营智慧化水平，实现农村生活污水垃圾长效治理。他说，目前农村污水垃圾治理运营手段简单粗放，缺乏针对集中式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垃圾收集转运处置体系等基础设施运营管理的有效工具，传统的人工巡检模式，成本高、效率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滞后，亟须进行智慧化转型。

他建议，利用物联网、大数据、GIS等信息技术，结合集中式污水治理设施管理机制体制和运维标准要求，建设农村污水智慧运营平台，全过程监控设施处理水质水量；研发大数据平台，汇聚设施资产、运行维护、实时监测等各类业务数据。

黄绵松还带来了《关于以流域为试点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提案》。他说，我国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比如以区域开展的探索多，以流域尺度开展的探索少；省域范围内探索实践多，跨省域探索实践较少；政府主导的探索实践多，市场化参与的探索实践少。为此，他建议加强流域统一的生态产品顶层规划。“摸清流域生态产品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前提，建议流域沿线在大力推进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的基础上，制定流域生态产品顶层规划，开展信息普查，形成生态产品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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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别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各个党派、人民团体、各民族和各界人士在人民政协组织中的具体划分形式，也是政协会议的组织形式，反映了人民政协的组织构成，同时也反映了爱国统一战线的各个组成部分。

据《人民政协报》报道，1954年，全国政协设立了具有特定历史印记的“合作社”界别。1978年，合作社界别被取消，增加了体育界别。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增加了中华全国台胞联谊会和港澳同胞界别。及至第八届全国政协将原来的“港澳同胞界”分为“香港同胞界”和“澳门同胞界”，而由于改革开放的背景，第八届全国政协还增设了经济界别。

自1993年第八届全国政协界别调整为34个，界别总数便再也没有增加。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并合理设置界别，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

近些年来，不断有调整界别设置的呼声。2019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要“优化界别设置，增强界别代表性，更好反映各界各方面愿望诉求”。

除了新设“环境资源界别”，第十四届全国政协界别设置中的另一变化是，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两个界别合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一个界别。界别总数仍为34个。

新京报记者 张璐

编辑 唐峥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