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次分配到再分配,OECD(经合组织)国家也显示出社会支出越高,基尼系数也就越低,非常明显的负相关性,这也是作为一个证据,就是说我们要想改善实质性的收入差距,必须用再分配手段,到了这个时候了。”3月1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在由《财经》杂志、《财经智库》和沙特基础工业公司联合主办的“财经前沿——2023《财经智库》全球经济信心指数发布会”上如此表示。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蔡昉
谈及人口负增长时,蔡昉表示,我们的增长能力即使在人口负增长条件下,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那真正的制约因素是什么呢?增长缺口。
“当总人口负增长以后,跟需求侧的因素,甚至还达不到潜在增长能力,比如日本,长期以来的潜在增长率大概1%,但经常还达不到1%,这个1%和不到1%的实际增长率之间叫增长缺口。”蔡昉解释到。他进一步表示,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应对疫情之后,复苏经济的时候,正好短期的冲击和长期的变化接续起来,会不会将来出现增长缺口?这是又一个需要考虑的。
蔡昉认为,供给侧和需求侧要结合起来。“消费的复苏不足以支持经济增长时,需要有短期的措施,比如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直接消费刺激,比如政府拿出4万亿到真正低收入群体手中。”蔡昉表示。
“长期看,我们分好蛋糕是为了做好蛋糕,我们需求侧的因素越来越成为常态,因此,长期的制度建设就是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中国式的福利国家,当然也可以说基本公共服务的全生命、全民覆盖。”蔡昉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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