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生 | 王景福：为患癌儿童打怪兽

【编者按】医生，是链接一线临床需求和新技术转化应用的枢纽。中国医生有着非常优良的传统，大医精诚的内涵也在时间浪潮中历久弥新。他们不应是困在论文、晋升等事务中的模糊面孔，而是修医术致精微、修医德怀仁心的时代英雄，也是医疗这一囊括了科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复杂体系的中枢环节，更是围绕提升医疗质量和普惠性目标所构建的创新链条上的核心主体。经济观察报作为中国健康事业的观察者、记录者和推动者，将持续为读者呈现致力于医疗创新的大医生和他们的故事。

这是本专栏的第十二篇，主角是山东省肿瘤医院儿童肿瘤科主任王景福。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这是一个普通的儿童肿瘤科，成立才四年，建在医疗资源不算耀眼的济南。

这是一个特别的儿童肿瘤科，它的病人和病床数，比北京、上海大医院同类科室还要多。

来自全国各地的父母们，带着得了神经母细胞瘤、肝母细胞瘤、肾母细胞瘤等恶性肿瘤的孩子，赶往济南求医。从病友的口口相传中，他们知道了这里，尝试来寻找治愈的可能。

他们的目的地在山东省肿瘤医院（以下简称“山肿”），要找的医生是山肿儿童肿瘤科主任王景福。

身着绿色手术服，摘帽后露出花白头发，面前的医生刚下手术台。采访比预约时间晚了两小时——手术有些棘手，这是常事。这样的手术，48岁的王景福每月要做五六十台。

罹患癌症的孩子太多了，他们在病房里，在走廊里，在医院门口的旅馆里，剃光了头发，穿着小病号服，打着吊针，与身体里的“小怪兽”对峙。

每天早晨7点，和孩子们一起“打怪兽”的王景福就到医院了。门诊、手术、科室建设之外，王景福常常被家长们围着，耐心解答他们的问题，直到深夜11点。

每个孩子出院时，护士会给孩子送去一张小奖状，奖励他们打败了“小怪兽”。

奖给打败“小怪兽”的孩子们 张铃/摄

偶尔治愈

能短时间内把科室做好、做大，王景福觉得原因很简单：自己的治愈率比别人“高一点点”。

几年前，北京女童甜甜得了胝尾部生殖细胞瘤，痛苦异常，跑遍了全国各大医院，都没有好的效果。无奈，家人带她前往美国求医，化疗十几个疗程后，病情却越来越重。

他们听闻山肿王景福的医术，便打来电话询问。

听了病情介绍，王景福答复：“到我们这儿来吧，我有把握缓解病情，争取治好。”

彼时正值2020年初，新冠疫情正在全球泛滥。这家人穿着防护服，绕道几个国家到了济南，隔离十四天后，住进山肿病房。

接诊后，王景福为甜甜制定了方案，用上了化疗、输血、靶向药物等综合手段。渐渐地，甜甜不痛了，不发烧了，各项指标慢慢变好，后来，身上的各种管子也拔掉了，甜甜可以下地了，可以走动了……一年后，甜甜基本康复，出院了。

像甜甜这样的好消息有很多，每治好一个孩子，家人就会自发帮王景福“宣传”，口口相传中，越来越多病人来到山肿，他们中很多都已在全国各大医院求治过。

王景福在手术 受访者供图

建科一年多时，王景福曾被一位患儿家属投诉“没有医德”。那是个约四五岁、得了肾母细胞瘤的孩子，疾病一直在进展，治疗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并发症。家属认为是治疗引起的，投诉后到其他医院做了手术。

过了半年多，他们又回到了山肿——多方求医时，医生们纷纷建议，“去找王景福”。

王景福拒绝再接收。除了曾不被信任，还有现实层面的难题：儿童的瘤体周围侵犯严重，他不清楚其他医生把手术做到了什么程度，这不利于自己的诊疗。

孩子站在旁边，突然说“我不治了”。听到这句话，王景福顿觉不忍，不想让孩子看到成人世界的“不堪”，决定收下孩子。最终，在他的治疗下，孩子痊愈了。

“怪兽”不总是被打败。恶性肿瘤是继意外死亡之后，造成儿童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十三年前，李萌带着还不满周岁的孩子找到王景福，那时王景福还是天津肿瘤医院（以下简称“天肿”）的大夫，四年前，李萌又跟着王景福转到山肿。

孩子生病时，年轻的李萌才步入社会没多久，她辞去了工作，常年带着孩子四处求医。王景福想，孩子妈妈不能没有工作，她也需要融入社会，需要有自己的生活，大约三年前，他对李萌放了“狠话”：你不回去工作，我就不给孩子治了。

李萌回到职场，成了一名会计。再带着孩子来时，王景福问她，你工作了吗？李萌点点头。

王景福先后为这个孩子做了12次手术。遗憾的是，去年，孩子最终出现骨转移。王景福只好告诉李萌：“我们该跟孩子告别了。”

平地起高楼

2019年2月，王景福离开“国家队”天肿，加入“省队”山肿，创办儿童肿瘤科。

开科时，科室没有病床，没有设备，只有三个大夫，还是从其他科室“借来”的。护士团队也临时组建，没人愿来，只好抽签调人。儿童肿瘤科护士长程方方回忆：“来这的每一个护士，都哭过。”

相对来说，儿科更苦、更累，不是“赚钱”的科室。而且相比成人，儿童肿瘤发病率更低，求医首选北上广，不会是济南。最初，医护们担心，新科室不会有多少病人。现在，科室有两个病区，约两百张床，但依然不够。

“我这的病人是全国最多的，这点毫无疑问。”从王景福了解的其他医院儿童肿瘤科情况来看，北京儿童医院有十几张床位，天肿有35张，广州某医院有四十多张，上海情况类似。

大多数病人奔着王景福来，每一个孩子都由他亲自收治。他明白，病人千里奔赴，所求无非三点：

最重要的是，谁能把我治好？

如果医生都没办法了，谁能把我的生存期延长，哪怕是半年、一年、三年、五年？

谁能让我不痛，让治疗和生命更有尊严？

肿瘤的治疗需要多种治疗方式，许多医院无法做到一体化。孩子在某医院做完化疗，需要做手术了，又到另一个医院手术，该放疗了再换地方，有时衔接不上，在等待中病情复发、反弹。

王景福擅长儿童实体瘤手术，同时能够做好化疗、免疫治疗和移植。他从零开始把技术铺开，其他医院有的，自己一定要有，其他医院没有的，自己一定要争取最先有，慢慢地，免疫治疗、移植干细胞，监护病房、临终关怀病房都有了。经他收治的患儿，可以在科室完成治疗全过程，该手术时就能手术，该化疗时即刻化疗，无缝衔接，这极大提高了治疗效率。

王景福看病不局限于肿瘤指南，而是尽可能为每一个患者做个性化的治疗，针对不同个体耐药程度，制定出不同方案。多数肿瘤药为成人开发，少有针对儿童的靶向药物，但有的药物在临床上显示对一些复发难治的儿童肿瘤病人有效，王景福就会在征得家属同意后，超适应症使用。

在他眼中，一个好的肿瘤医生，要能准确判断何时手术、化疗或放疗，不能因为自己是外科医生，所以见到瘤子就切，要判断是不是能全切，是不是化疗缩小后再切才有更好的获益；不一定能做全过程的治疗，但要做好统筹，在病人该接受某种治疗时，把病人交给对应的医生，并持续跟进治疗进展。

他希望科室是温情的。在给院长的信里，他写道：技术方面不用担心，我来办好，但医院要把人文方面做好。现在，科室建有三层高的儿童乐园，供孩子们玩乐、学习，有专设的萤火基金，用来帮助有困难的孩子。王景福还要求医院给孩子们更多照顾，优先安排他们的检查和治疗。

三层高的儿童乐园 张铃/摄

在治疗上，科室的原则是，不该用的药不用，不该做的检查不做，能用便宜机器完成的放疗就不上贵的。王景福连续三年被评为医院首席专家，享受与院士同等人才补助待遇，并可把挂号费调至200元，但他的挂号费至今仍是28元，门诊日之外，病人来了，他随时免费看病。

科室收治的是患有严重疾病的儿童，王景福认为医护必须能共情，病人悲伤，你要能感受到，病人不易，你得能体会到，这样才能发自内心主动工作，才能在治疗之外，给到病人温暖。

2019年底，新冠疫情暴发。王景福的病人遍布全国，包括15个来自武汉的患儿，不及时救治将面临生命危险。王景福向医院反映了这一情况，获准特事特办，在疫情最紧张的时期，科里仍有120多个孩子在接受治疗。此后三年，科室始终没有减床、减病人。

科室建立后不久，考虑到儿科特殊的工作强度，医院在绩效上作出倾斜，给到儿童肿瘤科医护1.4倍的绩效。到现在，随着科室口碑越来越响，儿童肿瘤科的收入已经在医院排到前列。

王景福成了很多孩子的家人，有的孩子出院了，家长又带过来，说，去看看王叔叔。在线上就诊平台，患者家属记录下他们看到的王景福：

“他责怪老病人挂号，说20块钱不是钱吗？直接去住院部找他不行吗？把这钱用给孩子治病不好吗?”

“为了抢救一个孩子，电梯没有下来，他爬楼梯上十五楼，十几分钟赶到现场抢救。非常不幸，孩子没有活下来。王主任说，为什么没给他一次机会？”

“孩子还需要在其他科室做相关治疗，怕家属联系医生不方便，他亲自领着我们去。”

……

士为知己者死

1999年，刚毕业的王景福成为儿科医生，二十多年过去，他没有炼出一副“铁石心肠”，孩子的难受、家长的眼泪，每每都能触动他。他头发白得很快，脱发也很严重。

拼命工作，除了对病人的不忍，还有对山肿院长于金明知遇之恩的感念。王景福说：“士为知己者死。”

山肿人都知道，王景福是于金明“三顾茅庐”请来的人才。

一次，于金明到天津出差，有关部门请他聚餐，他拒绝了主宾位置，说要把座位留给一位大专家。不一会儿，王景福进来了，于金明起身相迎。

一位领导悄悄拉他的衣角说：“你是不是弄错了，天津的大专家我都认识。”

“在我眼里，他可是真正的大专家，我就需要他来建儿童肿瘤科。”于金明说。

多年来，山东没有专门收治儿童肿瘤病人的科室，全国范围内也很少。孩子们来了山肿，只能被介绍到其他综合医院去，但综合医院儿科又不长于肿瘤治疗。山肿决心要建个新科室，开始在全国寻找合适的医生。

巧合的是，不久前，山肿一位职工的女儿得了一种罕见肿瘤，走南闯北求医后，在天肿遇到了王景福，最终得以治愈。出于对王景福医术、医德的高度认可，这位职工向院领导推荐了他。经评估，于金明决定引进王景福，他专门邀请王景福来医院做学术报告，全院科主任参加，并在会后正式发出邀请。

在天肿时，王景福只有九张床，病人无处安放，他原计划在孩子高考后南下。那几年，杭州、广州几所医院都向他抛出过橄榄枝，山肿所在的济南并不是他理想中的城市。

于金明对他说，患癌儿童不能没人管，你来，我全力支持你，给你扩病床；医院账户上有钱，不指望儿科赚钱，我们更看重社会效应；等医院质子中心建好了，还要给科室规划楼层，设立手术病区、化疗病区、移植病区……

王景福被打动了。很快，他写了一份详细的发展儿童肿瘤科远景规划建议书，从硬件软件两个方面提出目标和方案，希望打造出一个国内知名的儿童肿瘤防治中心。这份建议书得到了山肿的认可。

到济南赴任前夜，爱人送他到车站，他一挥手说：“我去闯世界了，哪怕碰得头破血流。”

初来乍到，王景福得罪了不少人。建科室要场地，要买设备，要后勤支持，不是所有部门都理解，他不愿多说，往往是撂下一句话：我临床需要的所有设备、技术，你们不需要找理由，“给我办了就行”。

在“知己”于金明眼中，王景福有些内向，是个纯粹的书生。有一天，王景福告诉他：“大家都说我情商跌到负值了，如果我不把科室发展起来，我就是个‘棒槌’。”

生活在21世纪的王景福，没去过KTV，不热衷吃喝玩乐，任何流行的娱乐和生活方式，都离他很遥远。骨子里，他认同古老的侠客精神、英雄主义，成为医生，能多救一些病人，能做成一件事，他很满足。

王景福看到，儿童肿瘤治理在不同地区的治疗水平极不平衡，沿海尤其是北上广治疗水平不错，内陆尤其是大西北就落后很多。在天肿时，许多病人收不进来，他的原则是沿海的病人可以不收，但大西北来的病人一个不拒，全收。现在，他有一个愿望：55岁之后退休去做公益、做科普，或到大西北去，给孩子们无偿做手术。

王景福很少参加学会，不愿“混圈”，不去接触线上问诊平台，不允许科室人员做任何宣传，不热衷参加医院的评奖评优活动。收到记者采访请求时，他会习惯性拒绝。

他自认有“精神洁癖”：不愿意别人说他好，因为做的都是分内事；也不愿被人揣测或贬低，因为“我不吃你的，不喝你的，每天拼命工作，你凭什么不满意？”

下午五点，把记者送出病区，王景福转身回到手术室。在那里，两个孩子正在等待着他，一起上手术台，把“小怪兽”打败。

（甜甜、李萌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