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来：经济高质量增长需要考虑效率问题，提升投资产出率与劳动生产率

由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指导，《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主办的“《财经》年会2026：预测与战略·年度对话暨2025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于12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变局中的中国定力”。

12月18日，金融专业人士、中金公司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清华大学管理实践访问教授朱云来在论坛上回顾了历史14个五年规划，指出我国人均GDP在1988年首次超过低收国家均产水平，2007年超过中收国家均产水平，2021年首次超过世界均产，我国经济在每一个五年规划的不断加持下，通过70年的努力形成了很高的经济增速和雄厚的资产规模。

金融专业人士、中金公司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清华大学管理实践访问教授 朱云来

他提到，“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门槛，根据新华社的解读应该是大概2万美元的水平，未来10年年均增长约需4.2%。而根据对全球210个经济体研究，可以看出增长和投资的关系，中长期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投资净额占产值比或需提高3个百分点。如果按此计算，中国未来10年年均增长约需达到4.2%左右，净投资率可能需要13%。

朱云来表示，过去我们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现在更要追求经济的高质量增长。高质量增长意味着投资形成的资产收益更高、质量更好，因此在未来的五年或者是更长的时期，要着重考虑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提升投资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要从考虑资产的增长速度、资产规模，转向考虑资产的质量、收益率、可持续性等问题。

他也列举出未来规划中的一些新机会，比如绿色转型方面，光电、风电以及电池储能等成本仍有快速下降潜力；提振消费方面，在合理分配的前提下，居民消费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密切，正向相关，在未来的发展中可以更多地重视医疗保障系统、养老保障系统等；“以旧换新”等短期消费补贴实施时，家电等增长有所提速，但另一方面，财政对消费的支持可以关注基础服务型的卫生健康等长期常态支出；支持对医疗健康的更大投入，应对老龄少子化挑战；抓住出口机会，加大对外投资实现对贸易正向拉动，电动车出海等等。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朱云来：谢谢主持人，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研讨会。经济确实很复杂，我们也是一直在学习，还是不敢说能看得那么透，希望我们能认识越来越准确，经济的发展也能够越来越顺畅。

我这里有一张图表，展示了从 1953-1957 年 “一五” 到 2020-2025 年 “十四五” 的 14 个五年规划期间，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体增长成效显著。借此机会想提醒大家，随着经济的长足发展，我们面临的情况也在不断变化。过去是物资匮乏，如今已实现供给充裕。今天有嘉宾提到我国的工业体系，国际工业体系分类中的所有行业我们均已覆盖，未来发展需充分考虑市场饱和、产业转型等多方面问题。

刚才谈到七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再来看看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状况。从改革开放到1988年差不多改革十年后，我国人均GDP超越了全世界低收国家的平均产值，到2007年我们超越了中收国家的平均产值，到2021年我们又超越了世界的平均产值，而到2023年我们也接近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十五五”的目标是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门槛，按新华社的解读大概2万美元的水平。如果按此计算，中国未来10年年均增长需达到4.2%左右。

我们的经济发展在系统性地增长着。根据对全球210个经济体研究，基本上可以找到增长和投资的关系，特别是从前20大主要经济体投资与增长统计上看，中长期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投资净额占产值比需提高3个百分点。随着投资额的增加，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变得比较高。如果中国未来10年年均增长需达到4.2%左右，净投资率可能需要13%。

思考经济问题时，有一个概念需要重点关注：过去我们较为重视增长速度，在改革开放近五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速位居全球前列，而如今更需要追求增长质量的提高。

高质量增长意味着优质的增长与高效的投资。何为优质与高效？即投资形成的资产需具备更高收益与更优质量，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增长的效率问题。一方面，要关注资本效率与整体效率的关联。1992 年起，我国开始有系统的国家资金流量表，我对相关数据进行了折算，投资产出率等于当年产值（即当年经济流量）除以累计固定资产投资。1992 年至 1996 年间，投资产出率呈系统性增长；1996 年后，受当时经济过热调整的影响，投资产出率逐渐下降；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再次出现系统性下降趋势。截至 2024 年，投资产出率约为 34%，这是衡量经济资产回报效率的重要指标之一。当然，经济系统复杂，可从多个角度进行衡量，这一指标只是其中之一，我们需同时关注经济投资规模与投资后的产出效果。

另一个重要视角是劳动投入与效率的关系，即劳动生产率与整体效率的关联。1992 年至 2011 年，劳动生产率总体呈系统性上升趋势，此后开始出现系统性回落。

我们通常所说经济流量，即每年生产产值，是经济活动的核心流量指标；除流量外，还有存量指标 —— 生产活动中，扣除消费后的部分即为储蓄，储蓄转化为投资，形成社会积累。每年流量的累计构成存量，也就是中国的资产总量。

2022 年，我国产值达到约123万亿元人民币。同期的资产总量已超过 1200 万亿元，资产规模增长迅速，甚至可能快于产值的增长速度，这主要得益于我国较高的储蓄率与投资率。由此引申出一个需要关注的效率问题：产值与资产（或资本）的匹配效率，以及劳动效率的提升问题。

2020我国约1200万亿的资产，主要包含两部分，一是建筑类资产，其相关固定资产累积投资扣除折旧后的总额，约为 456 万亿元，这里包括了所有的厂房、铁路、基础设施，同时也包括了居民住房。二是金融资产，包括持有的债券、贷款等。理论上，资产质量可追溯核查，例如这些资产的具体构成、当前状态、收益情况等。尤其是在制定规划时，如有可能也应明确资产总量、效率水平、配置方向等关键信息，判断是否需要调整优化，至少形成宏观层面的认知。每年的 GDP 增速是重要参考指标，但大量投资形成大规模资产后，资产的状态、质量、规模是否合理等问题，同样需要重点考量。

基于这一视角，如何做好未来规划？规划需综合考虑增长速度、增长质量及资产效率等核心因素。以养老金为例，养老金的本质依托于这些资产，若资产能持续产生稳定收益，就能为民众提供更完善的养老保障，这也是规划制定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过去，我们更多聚焦于增长速度与规模；如今，更需要关注资产的质量、收益率及可持续性等具体问题，这些都应纳入新的规划框架中。

同时，在看到这些挑战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诸多新的发展机遇。以绿色转型为例，已经实现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比如北京的空气质量就已实现系统性改善；而从绿色产业的经济账来看，成本下降速度显著。2010 年至 2024 年的十几年间，光伏产业年均成本降幅达 15%，累计降幅约 70%，在不经意中它已经实现迅速地成本下降，而且这个降幅还没有停止，未来三年还可有下降的技术潜力。当成本迅速下降以后，可以彻底改观对过去很多问题的看法，当时觉得它很贵，其实一转眼已经不是那么贵了，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进步。后来电池储能成本也在下降，每年降14%，五年累计下降近50%的成本，改进都非常可观。这都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基础可能性。

电池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太阳能(000591)存在天然的间歇性，仅在白天有光照时能发电，夜晚、阴雨天等无光照时段则会中断供电。从物理学原理来看，将间歇性的太阳能与电池技术相结合，就能转化为稳定持续的电源——白天光照充足时可将多余电能储存起来，夜晚、阴雨天等无光照时再释放电能供使用。光伏板与电池的组合，实现了持续供电，这一技术突破具有重要的本质意义，且发展速度迅猛。中国的发电量位居全球首位，年发电量达 10 万亿度，占全球总发电量的 1/3（全球总发电量约 30 万亿度），我国制造业整体水平也处于世界前列。随着相关技术的持续优化，中国有望彻底解决自身的碳排放问题，而中国碳排放问题的解决，将意味着全球 1/3 的碳排放问题得到缓解；若与欧洲展开深度合作，将能解决全球 2/3 的碳排放问题。

下面是不同国家经济活动水平与创新活动水平的对应关系图，如以人均的产值代表国家经济的水平，粗略地讲，创新的活动越活跃，经济水平越高，人均产值就越高。从2016年到2023年可以看出，我国在不断扩大创新活动，经济水平也在不断加速提升，这是未来10年我们可能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重要基础。

关于提振消费、提振经济，我们关注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研究角度，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1970-2023年数据显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可能推高了消费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以看成平均的科技发展的水平，就是资本和人力之外，各种技术改进等等产生的生产提升。发达国家经验显示在相当长的经济发展中居民消费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密切，正向相关。

如果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更多地重视医疗保障系统、养老保障系统，也会有提升经济提升消费的作用，当然核心是提升居民收入提升，只有收入提高才能根本上提升消费信心。

这里简单总结一下城乡结构，这也是中国社会很重要的特点。统计显示，无论是居民收入还是居民消费的提高，都跟城镇化有一定的相关关系，当然城镇化未来的进一步发展空间以及如何将常住居民与户籍居民的保障等尽可能拉平，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另外时间深入探讨，这里仅从思考框架完整的角度提出该问题。

讲到政策，我们都注意到“以旧换新”等短期消费补贴实施同时，家电等增长有所提速。另一方面财政对消费的支持，或许基础服务型的卫生健康等长期常态支出在未来的规划里可能要特别关注。如何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增长，科技很重要，硬件提升很重要，很多社会软性的服务基础设施同样重要，也值得系统性统筹考虑。

为什么要特别重视卫生医疗服务呢？这里简单重申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可以称为人口的百年变局。中国的人口总数在 1949 年的时候大概是 5.5 亿，到 2021 年达到峰值 14.13 亿。根据生命表推测的平均变化规律，70 年间人口从 5 亿多增长到 14 亿多，翻了两倍；而再过 70 年，如无根本性重大变化，人口将逐步回落至原有水平，这一变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未来 70 年，人口总量持续减少，老龄化加重就尤其需要卫生医疗的支持。它的影响是广泛的，可能有些服务行业刚启动推广，目标群体就开始减少，这就需要我们采用更科学的管理和预测方法，要充分意识到人口因素是影响发展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变量。

最后谈一下外部循环，疫情后我国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速，但与进口的相关联度明显下降。出口是另外一块市场，有机会还是应该抓住机会，但也不妨适时预留调整的余地，跟世界做生意，要有一定的弹性，保持双向往来循环可能还是很有必要的。投资也是，随着全球发展进程的推进，中国的持续开放为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无论是积极“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还是主动“引进来”吸纳优质资源，都能为发展赋能；而海外投资的稳步推进，也对我国对外贸易的提质增效起到一定作用。

我们之前提到了绿色转型领域的成本大幅下降，总的来说也让相关产业具备了广阔的投资前景，其中光伏组件的潜力尤为突出，而电动汽车与绿色转型的契合度更是极高。电动汽车最初的宣传亮点是自动驾驶，但实际上其核心优势在于 “电动” 属性 —— 依托电力驱动，而电力来源正逐步向光电、风电等绿色能源转型，形成了 “绿色能源 - 电力 - 电动汽车” 的完整生态体系。结合绿色产业的成本变化来看，光电、风电的低成本优势为电动汽车提供了廉价且清洁的能源支撑，而电池储能成本的下降，不仅解决了绿色能源的间歇性供电问题，也为电动汽车的续航能力提升、充电成本降低奠定了基础。当前，风光 + 储能的平准化度电成本已降至约 0.1 美元 / 度，这种较低成本能源供给体系，将进一步推动电动汽车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同时也让电动汽车出海具备了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可以说，绿色能源成本的持续下降，与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既可能在前面谈到的注意双边双向平衡贸易的前提下，扩大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为我国应对碳排放挑战、实现能源自给自足提供了有力支撑。

十五五规划与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课题，这里提出这么一个分析框架来探讨所涉及的方面以及值得深入研究的点，以期未来更准确地定量化研究问题，希望能有利于随着规划实施的进程将后续更多问题的深入分析和讨论，落实好发展的蓝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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