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春礼：企业基础研究决定产业优势的长久性

由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指导，《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主办的“《财经》年会2026：预测与战略·年度对话暨2025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于12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变局中的中国定力”。

12月1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白春礼在论坛上表示，随着科学与技术边界加速融合，产业迭代周期显著缩短，技术路线快速演进，国际竞争明显前移，基础研究越来越成为产业竞争的“先手棋”，越来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工程”。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 白春礼

“基础研究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源头，企业基础研究决定产业优势的长久性。”白春礼指出，必须把企业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际竞争加速向基础前沿前移。大国竞争的焦点正在从单点技术优势，转向底层理论、关键机理、核心算法、重大科学装置等更深层次能力的竞争。企业是否有良好基础研究基础，也决定了其能否直接地把“前沿原理”转化为“产业范式”。

二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边界更加模糊。过去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周期相对较长，现在周期明显缩短，基础突破常常迅速外溢到工程实现和产业化路径。同时，产业发展中遇到的瓶颈，也越来越多地回溯到基础研究层面，倒逼在机理、原理、算法与系统架构上实现突破。

三是，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角色正在升级。企业是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应用的主体，也是最贴近真实需求、真实场景、真实成本边界的主体。更重要的是，企业正在“变强”，而且在一些前沿领域呈现出对科学界的超越。这不仅体现在资金体量，更体现在算力、数据、工程平台与人才集聚能力。

同时，白春礼提到，企业对基础研究的认识与定位也发生了趋势性转变，衍生了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新模式，新变化体现为，企业把基础研究当作“核心竞争力资产”，开始内生化、体系化经营；企业在“新范式基础研究”上开始具备原始性贡献能力，甚至改写科研与产业速度；企业对基础研究的不只是意愿变了，相应的投入资源结构也变了。

面对当前基础研究仍存在的投入占比偏低等问题，白春礼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把企业基础研究纳入国家战略任务体系，形成稳定牵引和长期安排。第二，完善可兑现的激励与风险分担机制，让长期投入形成长期回报。第三，以科研机构与企业协同为主线，构建基础研究面向产业创新的平台体系和运行机制。第四，强化人才供给与评价导向改革，形成支持企业做基础研究的制度环境。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各位领导、各位企业家、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一年一度的财经年会。今天，我想同大家交流分享一个科技界和产业界都有关注但是关注度不高，但是实际上事关国家竞争力的议题，就是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问题。

过去，我们谈论基础研究，通常把它当作一个科学界的话题，更多把基础研究视为高校、科研院所的主阵地，企业更多承担应用开发和工程实现。我记得，五六年前，我参加与产业界讨论的时候，经常还遇到“基础研究有什么用”这类问题。我当时就多次呼吁社会各界都要关心基础研究、重视基础研究。但是当时大家认识还有一些不同，我经常引用，明代徐光启所说的“无用之用，众用之基”，法拉第所说的“问基础研究有什么用就好像问一个初生的婴儿有什么用”，希望社会尤其是产业界能够更加关注基础研究。

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随着科学与技术边界加速融合，产业迭代周期显著缩短，技术路线快速演进，国际竞争明显前移，基础研究越来越成为产业竞争的“先手棋”，越来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工程”。产业界对基础研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今天我们在财经年会上讨论这个问题，应该说已经不是把它当作科学界的问题来讨论，也不仅把它当作科技部门的专业议题来推动，而是把它放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来审视，放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目标中来谋划，放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安全底座能力中来进行深思，重新审视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作用和价值。

我今天的交流重点讲4个方面的内容，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启发：第一，为什么必须把企业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第二，企业对基础研究的认识与模式发生了哪些变化？第三，我国企业基础研究面临哪些短板与问题。第四，推动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建议。

首先，基础研究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源头，企业基础研究决定产业优势的长久性。回顾科技与产业发展史，每一次科技革命的兴起，都离不开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蒸汽机革命的背后有热力学体系的建立，电气时代背后有电磁学理论的突破，信息时代背后有半导体物理与计算理论的发展。基础研究从来不是远离现实的，它是未来产业的源头供给，是颠覆性创新的原点，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动能。

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国际竞争加速向基础前沿前移。大国竞争的焦点正在从单点技术优势，转向底层理论、关键机理、核心算法、重大科学装置等更深层次能力的竞争。企业是否有良好基础研究基础，也决定了其能否直接地把“前沿原理”转化为“产业范式”。例如，在历史上最典型的基础研究融合的例子就是贝尔实验室，以晶体管的发明为标志，三位科学家获得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接着计算机、信息网络、软件等全新产业涌现，就是企业基础研究引爆产业革命的典型路径。近年来，这种情况更加凸显。例如，mRNA从基础研究走向产业就同样具有代表性。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mRNA关键基础发现，体现了基础研究支撑疫苗以前所未有速度开发的价值认可。在基础研究突破的基础上，Moderna与BioNTech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不到一年即完成疫苗开发，相比传统疫苗往往需要数年甚至十多年，清晰展示了“基础研究厚度决定产业响应速度”。同时，全球mRNA治疗市场2024年规模超过196.8亿美元，预计2034年达到426.4亿美元，十年复合增速约8.28%，也说明基础研究一旦跨越关键门槛，就会迅速形成可观的产业空间与长期赛道。

第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边界更加模糊。过去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周期相对较长，现在周期明显缩短，基础突破常常迅速外溢到工程实现和产业化路径。同时，产业发展中遇到的瓶颈，也越来越多地回溯到基础研究层面，倒逼在机理、原理、算法与系统架构上实现突破。这里我举一个例子，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被称为“超级显微镜”，是我国大陆第一台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装置，由国家发改委、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共同投资建设，现已建成34条光束线、46个实验站，总体性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它原本主要服务基础研究，但开放运行15年来已近乎满负荷运转，累计服务全国近800家单位，并在生命科学、材料、能源等领域形成高密度成果产出。更重要的是，上海光源正在从“基础科研设施”加速升级为“产业创新设施”。产业用户已成为主要增量来源，直接企业用户接近10%，并已为100多家企业提供定制化服务，覆盖生物医药、化工、新能源、高性能材料等领域；在新能源方向，装置还直接支撑“新能源汽车电池材料研发迭代”等关键环节，把微观机理研究与工程放大、产品迭代更紧密地连接起来。比亚迪(002594)正是这一趋势的代表性用户之一。相关团队曾与比亚迪合作，依托上海光源开展锂电正极材料研究，突破材料低导电性等瓶颈，推动磷酸铁锂电池在新能源汽车与大规模储能领域的应用抢占先机。

第三，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角色正在升级。企业是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应用的主体，也是最贴近真实需求、真实场景、真实成本边界的主体。更重要的是，企业正在“变强”，而且在一些前沿领域呈现出对科学界的超越。这不仅体现在资金体量，更体现在算力、数据、工程平台与人才集聚能力。以人工智能为例，斯坦福的研究指出，前沿AI研究的产业—学界差距正在快速拉大；李飞飞等人也公开强调，大学在芯片、数据中心与能源成本等方面难以负担“基础型”的生成式AI研究，学界正在被产业的资源优势与高薪体系挤压。这意味着，在基础研究领域，企业不再只是“把科学用起来”的一端，而越来越成为“把科学做出来”的一端，甚至能够反过来影响科学问题的提出、研究范式的形成与技术路线的选择。

总体来看，这些新的变化，推动企业深度参与基础研究的定位逐步改变，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已成为提升国家原始创新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形成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选择。

二、企业对基础研究的认识与定位也发生了趋势性转变，衍生了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新模式。在过去，企业主导或深度参与基础研究虽然不是新鲜事，且往往发生在“科学密度最高、产业外溢最强”的领域，比如早年的化学和医药领域。例如，最典型的，杜邦在上世纪就推动建立面向物理化学、材料等方向的基础研究体系，并产生尼龙等标志性突破。尤其在医药与健康产业，企业长期以来就是全球基础研究投入与原创成果产出的关键力量之一。

一般来说，过去传统模式里，企业更多把基础研究当作“外部供给”。企业做基础研究往往通过高校院所合作、委托课题、设立联合实验室等方式实现，企业负责提出需求、提供经费与场景，学界负责理论探索与人才供给。其优点是成本低、风险可外包、见效相对可控；但短板也很突出。一是两方的目标不同——学界追求“可发表的新知识”，企业追求“可落地的确定性”；二是周期和节奏不同——学界天然允许长期不确定，企业更难承受持续投入却看不到里程碑；三是成果形态不同——学界产出多为论文与原理验证，企业真正需要的是“可工程化的机理、材料、工艺窗口、算法范式与数据资产”。这些差异会导致合作容易停留在“蜻蜓点水”，很难沉到关键机理与底层范式上，形成真正的代际领先。所以，企业开展基础研究一直是我国的一个大问题。

近年来，从国际发展趋势来看，企业基础研究的定位和参与方式，与过去相比，也在出现几个新的变化。

一是把基础研究当作“核心竞争力资产”，开始内生化、体系化经营。以IBM 2nm为例，它宣称相较当时主流7nm节点，可实现约45%性能提升或75%能耗降低，这类跨代跃迁背后靠的是器件物理、材料科学与工艺机理的长期积累，而不是短期工程堆料。这也表明，企业的基础研究不再只是“单点项目”，而是一整套可复用的能力体系，从基础理论储备、关键实验平台、工程验证链路、专利与标准组合、人才梯队与组织机制都开始受到关注。

二是企业在“新范式基础研究”上开始具备原始性贡献能力，甚至改写科研与产业速度。例如AlphaFold的意义不只是一个模型，而是把“AI for Science”推成一种新的科研基础设施：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将一半授予计算蛋白设计方法，另一半授予蛋白结构预测（包括AlphaFold相关贡献），这本质上是对“企业也能在科学范式层面做出原始性贡献”的确认。同时，Alpha Fold Protein Structure Database在2024年已覆盖超过2.14亿条蛋白序列结构预测，成为全球科研与产业研发可复用的数据底座之一。这和传统产学研最大的不同在于，企业不仅在应用端受益，而是在“方法论与底座端”直接供给——把算法、数据与算力平台化、公共化（至少在可控范围内可复用），从而把科研范式整体向前推进。

三是企业对基础研究的不只是意愿变了，相应的投入资源结构也变了。例如，在AI等前沿领域，大学往往很难在算力、数据、工程化人才密度上与企业对齐。企业的投入也越来越多。以谷歌为例，Alphabet在2024年财报中披露其研发费用为493.26亿美元，研发强度约占营收的14%，对应的正是长期化、体系化的前沿研究与工程平台投入。谷歌在《Nature》发表核心论文，体现了企业在科学方法论层面的原始性贡献。再比如，强生2024年研发支出合计约172.32亿美元。辉瑞在其2024年用于内部研发项目的投入约108亿美元。这类投入背后对应的，不仅是产品管线，更是对疾病机理、分子机制、药物靶点、递送体系等“底层科学问题”的持续攻坚——也正因如此，化学、医药等领域历来更容易形成企业基础研究的深厚传统与强外溢效应。同时，企业支持“给充分学术自由”的基础研究机构也曾创造世界级影响力，例如罗氏支持的巴塞尔免疫学研究所（BII）被《Nature》称为由药企全额支持、并给予充分学术自由的长期实验。

我国的一些龙头企业这些年也在逐步地介入基础研究。例如，华为在公司发展历程中明确披露，2011年整合成立“2012实验室”，作为其战略研究机构与面向未来技术能力构筑的重要载体。2014我曾带领中国科学院的团队到华为调研学习，任正非先生跟我说他们高薪聘请了一些俄罗斯的数学家做基础研究，后来这些数学家在推动华为从2G跃升3G，随后到5G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一定程度上助力了中国算法的崛起！此外，比亚迪也在提升基础研究能力方面迈出更实质步伐，成立基础科学研究院，向基础研究延伸的趋势。

三、当前基础研究仍存在的问题。第一，从国家投入结构看，整体在进步，但基础研究占比仍偏低。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持续攀升，2024年R&D经费约3.6万亿元、研发强度2.7%；基础研究经费2500亿元，占比6.9%。这一结构在改善，但总体仍偏工程化。对比国际主要科技强国，美国基础研究占比约18%、英国约17%、日本约12%、法国超过20%，差距仍然明显。基础研究投入结构的差距，最终会外化为原始创新能力的差距，也会外化为产业链关键环节受制于人的差距。

第二，从企业投入行为看，企业是研发主力，但基础研究投入不足。企业已成为研发投入的主力执行主体，但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明显不足。前几年有个统计，企业基础研究支出约200亿元左右，仅占企业R&D支出的1%左右。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企业研发仍主要集中在试验发展和产品迭代层面，对底层机理、材料体系、算法范式等慢变量的长期积累不足。与此相对应，从基础研究经费来源结构看，基础研究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企业占比不足10%，企业作为基础研究出资人的角色仍偏弱，企业端的源头投入没有真正形成规模。

第三，从政策体系看，企业做基础研究面临三重卡点还未解决。一是企业预期不稳，不愿投。短期财务压力、资本市场绩效考核等因素，使企业更倾向于短周期、可见度高的项目。二是企业风险难分担，没钱投。缺乏长期资本和有效风险分担机制，尤其对中小企业而言现金流约束突出。三是企业组织能力不足，不会投。前沿判断能力、跨学科组织能力、平台支撑能力不足，导致难以把基础研究做成体系化、可持续的能力建设。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外部竞争加剧、封锁向源头环节延伸的背景下，一些行业仍容易出现高端材料、核心软件、关键装备、基础算法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第四，从趋势看，国家正在把企业更深地融入基础研究体系，但总体仍处在破题阶段。国家开始推动企业从应用端参与走向源头端出题。比如2025年6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签署，首批4家民营企业加入，释放出民营企业以出题人身份参与国家基础研究的明确信号。但总体看，能够长期稳定投入、形成体系化基础研究能力的大企业仍不多，企业基础研究要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支柱，还需要在投入结构优化、风险共担机制、评价导向调整和平台支撑体系等方面形成更强合力。

四、建议。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出发，对“十五五”时期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明确提出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主要目标，并强调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全会同时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突出位置，要求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企业开展基础研究事关推动融合发展的源头，至关重要。

面向未来发展，更好推动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

第一，把企业基础研究纳入国家战略任务体系，形成稳定牵引和长期安排。要把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从自发探索提升为制度化安排，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未来产业制高点，建立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任务清单和组织机制。支持企业围绕关键瓶颈凝练科学问题，鼓励领军企业牵头组建跨学科、跨机构、跨链条联合团队，推动基础理论、关键机理、核心材料和底层算法协同攻关。对战略性强、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的研究方向，完善长周期支持方式，减少短期化、碎片化项目对企业研究布局的干扰，形成可持续的源头供给能力。

第二，完善可兑现的激励与风险分担机制，让长期投入形成长期回报。企业不敢投、投不下去，根本在于风险难以分担、回报缺乏预期。要优化财税激励政策，提高对基础研究投入的支持力度和精准度，探索对重大原创性突破实行后补助奖励与持续激励。要用政府采购、首购订购和重大场景示范，形成初始市场预期，降低企业从基础研究走向应用验证的风险。要发展耐心资本，健全风险补偿机制，推动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优势互补、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为企业开展长周期研究提供稳定资金来源和制度保障。

第三，以科研机构与企业协同为主线，构建基础研究面向产业创新的平台体系和运行机制。企业基础研究既不能关起门来做，也不能停留在零散、浅层的项目合作上，关键是把科研机构的源头能力与企业的场景能力、工程能力、产业化能力有效结合起来。科技界与产业界的合作可以以重大应用场景和共性关键问题为牵引，推动科研机构与企业从“单项合作”走向“长期共同体”，进行长期性的合作。国家层面可以考虑构建一个基础研究能力面向企业创新的供给平台。比如，把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从“以学术用户为主”进一步拓展为“科研机构与企业共同使用”，让企业更多使用装置能力开展基础研究。

第四，强化人才供给与评价导向改革，形成支持企业做基础研究的制度环境。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人才、靠团队、靠长期稳定的组织能力。要推动高校院所与企业之间人才双向流动和联合培养，支持企业建设基础研究岗位和高水平团队，鼓励企业探索更具竞争力的中长期激励机制，稳定关键人才。要完善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长周期评价体系，突出原创性、突破性和体系贡献，减少短期指标对基础研究的扰动。国家人才计划、重大项目评审和重要荣誉奖励，要更加重视企业基础研究人才和企业牵头形成的原创成果，形成导向鲜明、激励有效的制度安排。

谢谢大家！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和讯网无关。和讯网站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邮箱：news_center@staff.he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