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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经济vs实体经济:新兴经济体的平衡挑战”论坛文字实录

2013-04-07 19:22:45 和讯网 

  和讯网消息 4月6日到4月8日,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在海南举行,和讯网全程报道。以下为“虚拟经济vs实体经济:新兴经济体的平衡挑战”分论坛文字实录。

  Stephen Groff:首先感谢各位来参加这一节的会议,也就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新型经济体的平衡挑战。我叫Stephen Groff,我是亚洲开发银行分行长,我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主持这一节的会议。我们今天来的这些嘉宾是全明星阵容,简要为各位介绍一下。

  德勤全球常务董事Roger Dassen;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Edmund PHELPS;

  花旗集团高级顾问William R.Rhodes,他刚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全世界的银行家》,用六种语言写的;

  前商务部副部长、MeadWestvaco高级副总裁Wendell Willkie ll;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

  一开始我们界定一下什么是虚拟经济、什么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指的就是金融顾问,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金融,它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可以是实体经济,有一些具体的目标,比如说增长和发展。当然了,金融在实体经济当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确保目的也就是实体经济能够实现发展和增长。在全球以及金融危机当中出现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结偶,这样一种结偶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和成本。而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当中,金融部门脱离实体经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金融部门变得过于复杂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金融工具变得过于复杂的结果。而亚洲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当中,相对来说景况更好一些,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从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当中学到一些经验与教训,隔离一些风险,使得情况比美国欧洲更好一些。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亚洲也有自己的挑战,亚洲的金融部门正在发生变化,实际上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发展并不足,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积累了很多的储蓄,但是绝大多数的储蓄并没有再投资到这个区域,而是投资到美国以及欧元区的一些低收益的债券产品当中。所以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对于亚洲经济的长期增长可能是不利的,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变化,我也相信各位讨论的嘉宾就此肯定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但是最终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地区看到一个强大的有效的金融体系来支持实体经济及长期增长,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平衡他们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但是各个国家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刚才我提到这一点都是有挑战的,也带来一些问题。

  有一些问题是主办方提出的,我选出其中三个,邀请嘉宾就这三个问题就其他问题做一些评论。

  第一个问题,亚洲的新兴经济体从全球金融危机当中能够学到什么,特别是如何平衡金融的创新和金融监管?

  第二个问题,亚洲从自己的历史当中能够借鉴哪些教训,意义从发达国家当中能够吸取哪些教训使得金融系统更为有效。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虚拟经济也就是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结偶会使得政策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请各位嘉宾就刚才我提的这几个问题以及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观点做一个评述,然后会做一个总结,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和听众进行互动。

  首先请Roger Dassen做一个简单的评述。

  Roger Dassen:我看这一节的主题,虚拟经济VS实体经济。我就想这个背景是什么,我们怎么解读虚拟经济,你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义。但同时也给我带来一些问题,就是要去看虚拟经济的背景是什么,马克思的学生第三本书提到了虚拟资本这样一个概念,他的定义和你的定义不太一样,他会提到一些权益、一些股份的问题,那么在虚拟资本当中他也提了一些例子包括了结偶的问题。那么他在提到虚拟资本的时候,他讲到了1874年的大恐慌,在座的一些经济学家可能知道1874年大恐慌是铁路建设的泡沫出现了崩溃,在美国的铁路建设狂潮戛然而止。他说,如果泡沫的破裂不会影响到实体经济,也就是说对火车上有多少乘客并不会造成影响,那么整个社会并不会因此变得更为贫困,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我们知道他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看到在过去十年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对于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我们也看到了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于全球实体经济也造成了影响。

  我来自欧洲,我们在欧洲也进行了很多讨论,我们看到欧洲复苏过程中也是困难重重。因此,很明显,结偶肯定不存在,所以我们在讲到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应该考虑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密切的,而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实体经济未来怎么发展,不仅是讲一个区域到另外一个区域,而是讲欧洲、美国他们的关键挑战是什么,因为他们的情况很不一样,我们考虑金融体系的作用来制止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不利影响。

  Stephen Groff:非常感谢,有请Edmund PHELPS教授。

  Edmund PHELPS:我觉得虚拟经济这个词是卷土重来了,用这样一个词指金融市场或者指金融部门,这就像囚徒去看到底什么使得整个世界无法前进,特别是美国,那些有潜力的经济有意愿也有能力实现经济增长,它们有能力产生一些新的思想,而不仅仅拘泥于旧的思想。通过行业和商业界以及消费者之间的直接接触而获得一些想法的这样的经济,对那些不断产生新的理念的经济体而言,并且希望这样的一些理念能够产生商业的价值,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些财务的数据或者整个行业的财务数据应该使得人们做出判断,哪些想法值得支持和发展,哪些是不值得支持和发展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储蓄应该投资到哪儿去,比如说到底是美国的国库券还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高速铁路,还是摩天大厦,钱应该投到哪儿去,这个决策的依据是什么呢?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很多的国家因为对这个问题不理解,所以不允许金融部门去发展,金融部门并没有发挥我们所需要它去发挥的重大作用,也就是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并且决定哪些投资应该去做、哪些投资不应该做的过程中金融部门没有发挥其应该发挥的作用。

  我先说这么多。

  Stephen Groff:谢谢。William R.Rhodes先生有请。

  William R.Rhodes:谢谢,在前面两位同事发言的基础上,我觉得今天全球金融体系的挑战就是如何为增长提供资金,有很多的国家从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一直没有恢复,亚洲增长很快,但是美国和欧洲的情况不尽如人意。作为一个银行家,我当然要讲银行了,银行是一个非常好的中介机构,对于储蓄者来说是把社会资金向投资倾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在美国无论是在房地产还是其他的领域,还有在欧洲其他的一些国家深陷金融危机中。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如何为这样一个复苏提供资金,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挑战。显然,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比如说我们看巴塞尔协定3从中产生的一些新规范,对于资本的重心放的太多,并没有过多关注流动性,其实流动性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看全球的银行系统,如果有足够的资本以及流动性能够去借贷,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进行借贷,那么我们能够实现更好的经济增长。毫无疑问,这个体制也需要调整,能够应对2007年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但这不应该是过度的监管,它会使得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没法发挥自己的作用,而应该是非常精明的监管。我们看到巴塞尔3协议,应该是在全球加以实施包括在中国,到2019年它有自己的目标,但是每个国家和地区似乎都有自己的做法,比如说在美国有一些地区的法律,在英国也是如此,在欧美也有所谓的报告,瑞士也有自己的监管方案。所以每个国家如何去实施巴塞尔3都有一些不同的做法。我们去监督巴塞尔3实施的委员会总的来说是对20国集团负责和报告的,金融机构如果处于最缺乏监管的地方你可能会看到最大的损失。

  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不然我们会减慢复苏的进程,我们要确保金融机构有足够多的资本、流动性来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前面我提到过,这是我们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未来的几年当中我们需要去应对。在亚洲,之前我也提到过亚洲地区的增长模式,整个亚洲金融危机当中我们展现出来这样一种增长模式和发展模式,目前仍然有这样的情况。还有我们从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当中吸取的教训和其他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当中所吸取的教训。,目前还不清楚什么时候能够真正摆脱欧洲的债务危机和衰退,我们在整个贸易方面也存在国际贸易战的危险,所以我们需要回头看这些基本的问题怎么样解决。

  Stephen Groff:谢谢。有请Wendell Willkie ll。

  Wendell Willkie ll:非常感谢Stephen的介绍,我是来自实体经济的代表,因为我所代表的公司是包装化工制造业的企业,同时我们在实体经济经济方面有很多具体的厂房和生产,在过去那么多年当中我们经历了金融危机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当然大部分后果对世界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当然我们对经济有些方面也产生了误解和误读,我们看这些危机的真正原因,我们不能把所有原因都归结于金融系统本身,在美国的脱钩效应,在美国的家庭有一个基本前提,在华盛顿的决策者也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前提,就是所有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从经济来讲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但是千家万户个人在买房子的时候以及美国的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都是以房地产价值会不断地升值作为一个决策的前提和假设的。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房地产价格调头向下的时候,以前房地产领域所出现的或者隐藏的这些问题就一下子暴露出来了,其中包括杠杆比例过高。美国人突然发现他们自己美国梦的一部分也就是他们的住房价格开始向下的时候,实体经济的问题最终刺激了传统行业进行崩盘。

  第二,西方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老龄化社会,美国社会对于老年公民的福利制度,设计的本意是要支持所有这些年龄越来越大的公民,让他们能够享受到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服务。但是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膨胀以及现在面临金融危机之后所带来的很多后续的影响,这部分的福利从哪里来提供资金,这个产生了巨大的一个政治问题。所以我们不得不对美国现在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制进行一些调整和改革,这个也对我们的资本体系或者其他的所谓的虚拟经济产生了一些影响。

  目前我们的金融体系当然是不完美的,整个资本市场也是不完美的,刚才PHELPS教授也提到了,这不光涉及到华盛顿的政策,还涉及到其他的一些个人或者共同集体做出的错误决策。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进行考虑的。

  谢谢。

  Stephen Groff:谢谢。有请张先生。

  张燕生:非常感谢主席先生。在中国人的眼睛看,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就像一块硬币的两面,也就是说虚拟经济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也就是我们讲美国为什么要发展农产品(5.86,0.09,1.56%)期货,为什么世界要发展外汇期货,实际上都是为了农民或者是外汇的交易商也就是说做风险管理和发现远期价格所需要的,因此我们说虚拟经济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另一方面,我们说虚拟经济的定价和实体经济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知道虚拟经济更多的定价是风险定价,而且包括投机的偏好定价。我们就讲一般虚拟经济可能中间包括更多的风险的爱好者,实体经济包括更多的风险的厌恶者。我们说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一块硬币的两面,实际上我们是在说虚拟经济只要它为实体经济服务,那么虚拟经济对整个世界的福利增长将会作出重大贡献,但是如果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那会为世界带来很大的麻烦。刚才各位美国和欧洲的讲员都告诉我们,如果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确实给世界带来很大的麻烦,而且我们发现这个麻烦往往是世界上市场经济最完善的国家发生了问题。我们就会问为什么,我们觉得金融全球化,大家的金库都打开了,大家都按照世界经济规律做的时候,我们发现虚拟经济带来的开放红利往往会使虚拟经济走的很远。对中国来讲,应该说过去的十年深受虚拟经济伤害,比如说过去十年中国有什么情况呢?一个是房地产,另外一个是房地产泡沫、资产泡沫和产能过剩所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过去十年所遇到的。

  另一方面,中国也好,亚洲也好,恰恰是我们的虚拟经济不发达,因此我们非常巨大的储蓄不得不存在华尔街。因此对中国来讲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一个方面如何大力发展虚拟经济,能够在亚洲和中国创造我们的储蓄转化成投资更有效的市场。另一方面,对中国来讲如何防范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尤其是脱离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个我觉得是中国从这次危机中间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我们总在想如何能够为落后地区、落后国家和落后的人民开发出更多的为他们脱离贫困的一些虚拟经济的市场工具,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下一步对中国来讲要下更大的努力的方向。

  谢谢。

  Stephen Groff:非常感谢张先生。刚才大家都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观点,有一点我专门提出供大家讨论,PHELPS教授刚才提到我们之前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需要有充分多的自由,需要金融机构有足够多的空间和灵活性分配他们的存款、分配这些资源,这样的话才能真正推动无论是虚拟还是实体经济的发展。张先生提到了我们必须防范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过分偏离的现象。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过度监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担忧,如何做好平衡?在金融创新和金融行业过度创新之间的这种平衡,怎么样用智能的监管、智慧的监管来替代过度的监管,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以前的历史上,可能某一个国家做的非常好,但是大部分的历史时期,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怎么在全球范围内更好的协调智慧的监管,比如说巴塞尔3在执行过程中怎么样进行全球的协调,各个国家对于巴塞尔3的解读可能是不一样的。刚才Rhodes也提到了监管套利的行为,我们怎么避免这种行为出现。

  回到Roger Dassen的观点,我们怎么推动实体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在美国我们的金融行业怎么在实体经济增长过程当中重新发挥重要的作用,怎么样来克服过去金融危机当中所出现的负面因素,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们考虑这个平衡的问题之后,我们希望听到各位的观点,非常简短的请大家回答或讨论一下这样一个问题。请大家深层次的发表一下您的观点,怎么实现这种观点,特别是亚洲地区怎么确保这种平衡能够实现?

  William R.Rhodes:我要讲的就是在亚洲地区,在执行巴塞尔3的过程中有一个比较公平的环境,习近平主席在今天早上的讲话当中也提到地区贸易现在非常重要,大概有3万亿美元的亚洲地区性贸易。我们看到亚洲一体化进程在不断地推进,金融体系和贸易是紧密相关的,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地区统一协调执行巴塞尔3新资本协定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张先生也提到房地产泡沫的问题,还有其他国家其他性质的一些泡沫,这方面我们需要平衡。在日本我们看到了失去的二十年,我们需要增长,但是以一种有序的方式进行增长,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因此这些规则在银行业是非常重要的。

  主席先生有讲到影子银行和金融系统的问题,这在美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也开始显现出来,问题在巴塞尔3之下,这些影子机构到底占据怎样的地位,并不明确。谢谢。

  Roger Dassen:我讲两点,一个是关于亚洲的,一个是关于欧洲的。关于刚才Rhodes先生提到,我觉得在这里需要发生也是中国的领导人在支持的就是实现经济的平等竞争。经济的增长力要不断增加,拉加德[微博]早上也提到我们正在进入前所未有的变化的时期,这是因为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我同意他的观点,我觉得技术的爆发是前所未有的,这就需要企业必须要创新,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企业。因此,企业必须把自己的主力放在核心业务上,有强的创新力。如果我们看中国目前的情况,有很多的企业也在做一些房地产融资的业务,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核心业务上。

  第二点是关于欧洲的,上周《金融时报》里有一个文章提到西班牙意大利以及法国因为缺乏资源很难进行重置,欧洲对于实体经济的改革已经完成了,他们必须不断地实现实体经济的创新。

  Edmund PHELPS:从我的视角来看,绝大多数的经济体包括美国最需要的是一种非常基础的经济结构的调整,

  Roger Dassen:我讲两点,一是关于亚洲,一是关于欧洲,关于刚才提到的,我觉得在这里需要发生,也是中国的领导人,也在支持的就是实现经济的这样一种平等的竞争,无论是在市场方面还是在销售还是在资助或者金融方面,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看经济在未来的挑战,最重要的就是经济的创新力要不断的增加,今天早上提到我们正在进入前所未有的变化时期,这是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我觉得技术的爆发是前所未有的,这需要企业创新,这样他们才能成为一流的企业,这需要企业有很强的创新力。如果我们看中国目前的情况,有很多的企业也在做一些房地产融资的业务,而不是把自己注意力

  Edmund Phelps:我觉得我的国家也就是美国,我更倾向于我们就实现复苏,我觉得这个倾向是不对的,复苏完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这是不对的,也许有一定的正确性,但并不完全正确,我们应该先做结构调整,要让金融机构以及我们的企业把他们的问题先解决,把这些关系先梳理清楚,这样才能带来经济增长的动力,然后就业自然而然就来了。经济本身就能够发展起来,这就会提高就业的质量以及数量。

  William R.Rhodes:我就之前大家提到的做一点评述,财务问题、金融问题说了很多,但这并不是我的专业领域,我不理解其中的术语,但是我们并不需要财务创新和金融创新,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创造出各种各样新的金融实体,我们应该回到过去的结构,比如说小型银行,本地的银行,或者是一些个人的财务师或者是对冲基金,也许这个对冲基金可以回到18世纪苏格兰模式。也许它能够说服我,我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那些庞大的银行现在这些银行太大了,太复杂了,不好管理,他们希望做一些过去借贷的这样一些非常传统的业务,是吗?我要说错了,请纠正我。

  Wendell Willkie ll: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最基础的银行业务,今天看到的很多事情是文化的变化,虽然这个变化不够快,在全球的银行系统中我们需要,特别在美国和欧洲,我们需要回到原点。我认为不仅对于金融机构,以及其他机构,你需要实现公司治理的整顿,对金融机构尤为重要,董事会是进行人事任命的,他们任命或者解雇CEO,在未来的银行业会看到一个趋势,在中国也是如此。比如国有银行也要考虑,你需要决定你们这些银行的核心业务到底是什么,我们来自荷兰的同事提到,你必须了解自己的核心业务,然后专注于核心业务,否则你有多少资本都成功不了。这是我对刚才教授提的问题的回应。

  张燕生:虚拟经济或者实体经济,我个人觉得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对金融或者对虚拟经济来讲,最迫切需求的是五个方面,一是我们现在在下面调研发现,中国的实体经济是过去30年前所未有的需要。二是我们需要人才,你到中国的企业,民营企业调研,民营企业会告诉你,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人才。这个人才是多层次的,既包括高级技工,也包括外汇风险管理这些方面的人才。

  张燕生:三是订单,发展订单是实体经济最需要的。四是实体经济最需要的是小企业的融资,往往全球的流动性是泛滥的,不是少,但是这个流动性你会发现很难在发达国家转化成投资,往往在中国就会表现为外汇帐款套汇套利的钱太多,这时候央行就会紧缩,这时候小企业融资环境就恶化。五是需要规范,也就是中国市场经济已经到了要由转轨到规范,我们突然发现这五个方面从中国来讲,它对中国下一步的金融的发展也就是金融如何为解决这五个问题提供融资。

  张燕生:既包括传统银行的融资,也包括我们讲直接市场的融资,还包括PE等,还有新的衍生品的融资,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困境,发展虚拟经济尤其是衍生品很像赌场,中国有能力管理吗?这样对中国来讲,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结合,实际上是两难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想,中国下一步要过这关是非常难的。我就说这些。

  Stephen Groff:Wendell Willkie ll先生,我想听听您的观点,因为您是在座嘉宾中唯一实体经济的代表,我们想听您对于企业治理还有张秘书长讲的五点有什么看法。

  Wendell Willkie ll: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就是我们过于短视,我们过多关注短期财务的目标,我们整个的经济的金融机构或者经济的实体,他们有过多短期的驱动。他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回报的最大化,长期回报和短期的风险以及回报会进行平衡。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等,他们都是有一个短期的回报的预期,前面我们提到公司治理的结构、董事会等等,他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才能再次平衡我们整个管理层把短期和长期的回报给充分的结合在一起。

  Wendell Willkie ll:这是很重要的工作,这其实也是导致我们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很多专业人士还是在想怎么实施这个法案,以及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讲公司治理结构的时候,泛泛而谈的时候,我们大型企业的这些管理层以及中小型企业的管理层,我们怎么样通过很好的机制,通过设计好我们的激励机制来让他们真正的把长期的利益和短期的财务目标给充分的平衡好,这是非常好重要的工作。

  Wendell Willkie ll:怎么样更多的去关注创造长期的价值,我觉得你讲的观点非常有意思,把这些要点都结合在一起。

  Stephen Groff:刚才张教授也讲了,中国未来希望防范,我们进行怎样的调整,使虚拟经济怎样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这是我们世界这部分的地区可以从发达国家那里学到的。刚才Wendell Willkie ll也讲了,涉及到金融行业,我们更多关注短期的财务目标,而其他的经济的领域可能像制造业可能更多的关注长期的回报,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怎么调和好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做好再次的平衡。我们大概还有20分钟的时间,我们请在座的各位,如果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提问:我来自印度,对这节的内容,我以为是讨论实际的世界和虚拟的世界,看来我对这个话题理解错了。我们实体的世界当中怎么样有一套更好的规则,怎么推动发展中国家更快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在未来也会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国际贸易当中,中国销售的产品在世界市场各个角落都能发现,都能找到,这对我们整个世界的经济来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Stephen Groff:非常感谢,我们先找几位一起提问然后一起回应。

  提问:我是来自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我想问中国的经济转型的既包括实体经济的转型又包括虚拟经济的转型,大家都知道所谓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在我理解可能更多是实体经济转型的问题,我想问两位教授,服务于这个转型,我们的虚拟经济,中国的虚拟经济应该做怎样的转型,未来5-10年中国的金融改革,在你们看来它的切入点或者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谢谢!

  提问:我的问题是过去10年,中国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是非常好的,令人瞩目,但是我们的股票始终上不去,是什么原因,各位专家有什么好的看法?

  Stephen Groff:我们有几个问题需要回应,请张教授先回答。

  张燕生:我想先回答印度朋友的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印度朋友提的第一个问题,讲虚拟经济如何为发展服务,也就是刚才讲虚拟经济如何能够为落后地区、落后国家和落后的人群服务,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中国,我很同意我们主持人刚开始讲的,我们中国对外金融资产有将近5万亿美金,但是这5万亿美金由于储蓄转化投资的能力不强,因此这个钱都放到了华尔街、伦敦城、欧美的虚拟经济,因此对我们来讲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虚拟经济如何为发展服务呢?我觉得这个是整个世界应该解决的,不仅仅是我们亚洲和中国。

  张燕生:第二个我想回答中改院朋友提的问题,中国虚拟经济应该如何转型,中国的虚拟经济如何转型实际上就会涉及到前面的衍生工具如何转型。饲料厂的工厂组会生产饲料,但是它也没有办法应对市场的风险,最后就出现了一批商人,也就是做买青苗、卖青苗的合同,最后发展出农产品的期货,这实际上对农民的风险管理、饲料、粮食需求者的风险管理,也包括粮食的远期价格、平抑物价也起了重要作用,这也是虚拟经济为中国如何转型需要做的%A

  张燕生:这样就会涉及到中国在发展向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的问题上,一是坚持为实体经济服务,二是怎么坚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去发展,对中国来讲,我觉得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刚开始我就讲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高端市场,我们发展商品市场、服务市场发展的比较快,但是发展虚拟经济这个高端市场,中国实际上还是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很大的槛要过。我就说这些,谢谢!

  Edmund Phelps:中国非常明智的选择了最简便、最便捷的增长方式,制造业可以充分的利用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供应,然后通过投资对有形资产的投资,对有形企业的投资,然后利用中国的劳动力然后利用资本密集型的这些企业来快速的提高生产力,然后技术的转让,通过西方进行技术转让来到中国之后不断提升中国的劳动生产力,然后把资本和劳动结合在一起,使生产力不断提高。这条道路几乎或者最终将引向一个死胡同。一旦大部分人都就业了,在一个市场经济当中,在制造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你的物理资产或者实体经济的资产,经过发展之后已经发展到极致,你几乎把该学的西方技术都学到了,技术转移基本上都完成了,那么你就要考虑下一步怎么继续推进快速增长。你要有更高层次的增长,你要使中国的生产力达到西方国家的水平,甚至超越西方国家的水平来推进更加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和增长,这时候我们要解决很多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实现中国经济的调整和人力资源的发展,或者我把它称之为中国发展的第二阶段。有一点能做的就是大规模的减少国有银行的规模,当然有很多的原因。

  Edmund Phelps:这些银行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市政项目,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向那些小企业借款,而不是说像四川这样的地方,一个小企业有一些好的想法,但是没有资金,大银行不会给他借钱。所以要给各种金融机构生存的空间。同时,中国政府也可以允许甚至是激励、建立一些正常的金融实体,让他们获得一些经验以及专业知识,让这些实体知道怎么贷款,怎么去对一些初创企业放贷。

  Edmund Phelps:而这样的企业可能会是一些有企业家精神或者创业精神的人所创立的,我觉得这是中国可以考虑的一个问题,如果不对金融街(6.01,-0.07,-1.15%)进行全面的、根本的调整,那么中国各种各样的企业就无法获得他们开发新产品、新流程、新工艺所需要的资金。

  William R.Rhodes:我很高兴我的朋友Edmund Phelps教授谈到了对中小企业的借贷,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在欧洲也是一样的。印度的同事刚才问题了一个问题,我想他对印度的国情可能更了解,贷款对于印度的小企业来说很重要,如果我们能够获得你所需要的创新能够产生,他们就需要资金的支持。我相信在中国是这样,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我们今天讨论,我很高兴Edmund Phelps同意我的意见,不管是中国的银行还是全球的其他国家的银行有一个非常自然的倾向,就是向国有企业、大企业借钱。也非常容易去忘记真正推动经济的驱动力,我把这点提交给主持人,作为我们获得的非常重要的得益。

  Roger Dassen:您刚才提到关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但是我想首先讲美国的情况,我们从美国可以学到很好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的收益不断提高,因为能源改革,比如页岩气的开发所带来的。第二个是技术,技术的变革我们也在讲,它会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带来很大的收益。还有3D印刷还有其他技术的创新都说明他们给整个实体经济的生产效率带来很大的提高。并且能够弥补在过去二十年,美国所遭受的损失。对亚洲来说,要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参与者,就必须有非常高级的创新,而融资是实现创新的手段,因为我们都知道,创新并不仅仅产生于大企业,很多时候是来自一些非常小的企业,他们需要一些资金、需要风险投资,需要启动资金,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我们知道创新不仅仅是讲一个人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想法,它其实是需要不同的方面,整个系统、整个框架所带来的,比如说对知识产权的监管是很重要的,这是推动和保护创新的非常重要的手段,你只有一个创新,但是你没有一个系统,你可能没有办法从中获得资金和利润。还有教育也很重要,我认为在很多国家没有足够的本科生以及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在美国没有足够的工程师也没有足够理工科的毕业生,这是很重要的。在亚洲很多国家有这样的问题,这是必须认识到的教育的缺陷。我觉得刚才提到的几点是需要解决的,需要创造创新的环境才能真正提高生产环境。

  Stephen Groff: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Wendell Willkie ll:关于创新以及中国要实现自主创新,包括新产品、新服务的自主创新以及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我们看到了一些进步的迹象,但是还做的不够,但是我有一些北京的同事也提到保护创新对中国来说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不仅是外国的企业希望保护知识产权,如果中国能够在这方面做的更好,中国人的创新包括在产品和服务方面的创新带来很大的动力。如果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做不到的。

  Edmund Phelps:我全心全意的同意Wendell Willkie ll的观点,他说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而大型的国有银行和大型国有企业之间的联系也是中国经济现在所面临的挑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很大的问题。

  Stephen Groff:我觉得刚才的讨论非常丰富,我要做总结并不容易,时间也不太够。但是我尽量做一个总结,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嘉宾都提到一个主线就是金融部门能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对它进行妖魔化,显然是不好的。因为有些发言人也提到,在有些国家对于金融部门进行了妖魔化,这其实是不利于生产力提高的,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确保金融部门能够发挥它的基本作用,实现对于储蓄的合理分配。我们要确保这个部门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但是我也认为,发言人提到我们在考虑金融部门的时候要回到原点和起点,就是去贷款,让中小企业获得资金,确保并不仅仅是大企业能获得资金,也要给企业家、创业者提供资金。

  Stephen Groff:很大程度上他们是产生创新的源泉,而金融机构、银行应该帮助识别这样的创新潜力,同时我们也要确保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去避免一些经济的短视行为。能够更好的去指导董事会还有CEO在实体经济中做一些决策。我们也提到了知识产权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显然这对于有限资源的投资的决策是很重要的。而知识产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我还想讲最后一点。

  Stephen Groff:是张秘书长他们提到的教育和人力资源的发展,对此投资不仅确保我们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回到我们要确保金融系统能够对于贫做出贡献,确保经济均匀增长。我希望我尽可能全面的总结大家进行非常丰富的讨论,以及听众所提的问题。我想请各位对他们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李欢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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