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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复苏与亚洲的共同发展”分论坛实录

2013-04-08 13:17:27 和讯网 

  和讯网消息 4月6日到4月8日,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在海南举行,和讯网全程播报。以下为4月8日举行的“全球复苏与亚洲的共同发展”分论坛实录:

  主持人:尊敬的来宾,大家早上好!本次分论坛“全球复苏与亚洲的共同发展”现在开始。当我们接到本次论坛所确定的主题,我们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许多的问题,包括如何看待全球经济复苏和亚洲未来发展的前景,世界主要国家的财政可持续性和量化宽松的有效性以及发达国家目前重振制造业的方向,以及亚洲下一步如何实现从依赖外需能够转变到扩大本地区的需求以及亚洲的经济如何转向促进生产率增长和绿色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未来的发展在全球和亚洲经济中应当发挥的作用,等等。

  主持人:这些问题始终停留在我们脑海里,因此我们今天请了众多非常重量级的嘉宾对这些问题进行研讨。下面首先请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先生首先为我们作主旨演讲。有请!

  曾培炎:谢谢主持人,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这个峰会讨论的是世界复苏和亚洲的共同发展。我先抛砖引玉,做一个靶子提出来,请你们大家来分析讨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这个情况应该说还存在相当的不确定的一些因素。我们亚洲各方面来的同事们在这里一切来共同探讨事关亚洲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且使之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力或者我们叫它引擎吧。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曾培炎:当前全球经济状态呈现一个企稳回升的状态。欧债危机总体趋于缓解,美国应该说暂时躲开了财政悬崖,经济形势向好。亚洲经济继续保持了发展的势头,去年亚洲平均增长达到了6%,市场的信心在逐步恢复,所有这些因素都预示着今年的世界经济的增长的势头会比去年好,得到增强。但是我认为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这些积极的态势,这是在各国政府近几年来所采取的一系列反危机的刺激措施所取得的阶段性的效果。而这场危机造成的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因素还远未解决。这种治表而不治本的做法,它的结果必然给我们世界经济复苏带来了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曾培炎:亚洲经济体,昨天在习主席讲话里已经讲了,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一个主要推动力。据统计亚洲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一半左右。但是亚洲各个国家也面临着保增长与调结构的这么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我们必须加快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否则经济复苏经济增长将无法持续。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稳健的经济增长作基础,结构改革也是无法进行的。这个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因为在中国低迷的时候,任何结构性改革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与社会的风险。换句话讲,当前经济结构的改革的紧迫性与确保增长的必要性,这两者交叉随行,互为前提。所以说到底谁先谁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面对这种两难困境,越来越多亚洲的发展中经济体开始敏锐地抓住结构调整与确保增长这两大难题的交汇点。

  曾培炎:这个交汇点是什么呢?扩大投资,加快设施建设。比如泰国,泰国政府计划以港口、轨道系统建设、公路网建设来加强基础设施,来改变目前物流基础设施的短板。印尼政府也计划2013年把公共开支提高到GDP支出的15%。菲律宾政府计划在2013年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提高到19%。去年8月份在柬埔寨举行的第44届东盟的经济部长系列会上,东盟国家也提出2013年就互联互通的问题到中国进行一些宣讲,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参与东盟和中国的互联互通的建设。印尼总统苏西洛说全球经济下行情况下,亚洲经济增长也必须依靠基础设施这个建设的推动。印尼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优先的事务。在后金融危机情况下,全球市场需求放缓,这种放缓估计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曾培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亚洲经济必须在这个时候转型,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使他形成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也补一下过去我们的短板。来推动结构的调整、催生新的产业的门类。我想这就成了加快结构调整、同时确保增长和就业的一个必然的选择。

  曾培炎:根据相关研究,基础设施投资乘数效应,每投1美元基础设施投资就能拉动3-4美元其他产业投资的需求。基础设施领域投资10亿美元的话,如果在亚洲地区就能够创造出1.8万个就业机会。从亚洲情况看,过去几十年亚洲经济主要靠外向出口型拉动,保持了经济快速增长,这是使原来这个地区比较薄弱的基础设施承担了非常繁重的可以说不可承担的任务。从快速发展的经济,当前日益多元的经济社会结构,这个基础设施越来越不相适应。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10-2020年十年期间,亚洲地区需要投8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资金,才能支撑目前经济增长的水平,可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融资的需求相当巨大。不少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财政状况还不错,相对良好,外汇储备也比较充裕,居民储蓄比较高,具备开发投资基础设施的实力。

  曾培炎:但是也有亚洲一些国家应该说发展还是不平衡的,这些发展中国家势单力薄,力不从心,你说他来更多的投资于基础设施,当前从各方面条件来讲还欠缺一些。显然市场有这个需求,亚洲也具备了这种开发的潜力。关键就看我们怎么去做。我曾经过去长期主管中国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工作,从中国发展经验表明,经验表明基础设施必须先行,而且先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只有连成网、片,效益功能才能最大化。我们很多省内部也有了一些路、电网,如果路跟网之间,各省之间不能很好联系起来,这个效益不是很好。推而广之到亚洲地区同样,亚洲内部自身的贸易规模越来越大,如果这个路网能够成片的话,相对基础设施就能得到充分发挥。世界上也有许多地区成功的经验。

  曾培炎:简称AICI,亚洲基础设施合作倡议,为了推动这个倡议,我认为有两项工作必须做。一个是开展各经济体之间的基础设施规划的交流与合作,把各自基础设施开发规划和推动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目标要紧密结合起来。随着亚洲地区经济和人文的关系日益紧密,我们应该主动把亚洲经济体各自进行的基础设施开发建设作为一个大的规划来考虑,各经济体之间有必要就跨国、跨区域、跨流域的基础设施的网络化进行一些共同的愿景的探讨与交流。可以各个专业的领域逐步形成一些共识和规划,比如电力、铁路、公路、通信。包括有一些在水利方面。我想这些领域都可以按照专业形成一些共识或者一些共同的愿景探讨形成一些规划。这样制定一些经济体之间相应的中长期规划与安排,来促进亚洲地区这些生产要素,包括经济、包括文化、包括人员在更加开放、更加顺畅的网络上能够自由的流动。

  曾培炎:所以在经济转型的时候,加大一点力度投资开发基础设施,有助于经济长远发展和结构的合理调整。从中国和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实践看,要做这件事,政府还是要作为主导力量,把整个社会包括企业、私人调动起来,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市场化原则来投资运行,同时也要注意到加强基础设施他本身的工业性的职能。这样做不仅现实可行,而且应该说是我们在亚洲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一个方向。为此,我在这里慎重地提出亚洲基础设施合作倡议。

  曾培炎:第二点要做的事,解决亚洲基础设施开发巨大的融资缺口问题。刚才讲10年间可能需要8万亿,我估计这个数字可能还小。在这个方面,亚洲开发银行长期来为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但是亚行并不是专门服务于基础设施投融资的金融机构,有着更加广泛的发展的目标和任务,特别是在消除地区贫困方面,亚行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鉴于今后这么一个时期,亚洲地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最佳的时期或者是一个最佳选择的话,我想成立一个专门服务于本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投融资需要的一个多边的金融机构势在必行,或者是一个基金、或者是一个金融机构。这种多边的金融机构应该是开放的,既对亚洲区域内各国政府参与开发,也对区域内外私人资本参与开发。作为专门投资基础设施的一个投融资平台,这个金融机构应该是以商业化运作为主,不过在追求盈利性同时也应该确保所投的基础的工业性,这个机构应该有独立的专业人士管理,专注亚洲区域内最具全局性的重大的民生利益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融资业务,包括交通、能源、电信、市政建设、生态环保、农田水利等这些领域,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效而可靠的中长期的金融的支持。

  曾培炎:各位在座的,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本来就是博鳌亚洲论坛的宗旨,而推动本地区的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使之互联互通,这是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必要条件。去年11月份博鳌亚洲论坛在印度工商联合会配合下,在印度孟买我们联合主办了亚洲金融合作会议,会议讨论了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如何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瓶颈问题,与会者通过深入探讨和交流,就开展多种形式多边和双边金融合作来加强基础设施开发的问题形成了一些共识,也提出了不少的建设性的观点和建议。作为博鳌亚洲论坛的副理事长,我希望亚洲基础设施合作倡议能够得到大家认同,这也是为把印度会议上许多与会者就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问题所表达的远见共识进一步推动下去,落到实处。当然这个倡议的落实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不仅需要有宗旨、需要有原则,还需要有专业的人才,还应该有切实可行的路线图。显然需要大家在这方面共同的智慧,因此我希望博鳌亚洲论坛能够在这方面发挥交流平台的作用,为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加快亚洲基础互联互通提供有效的智力的支持,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曾培炎理事长。刚才曾培炎理事长讲到了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中间不确定性和亚洲地区未来的转型,并且对亚洲转型提出一个重要的倡议,也就是如何能够使基础设施这个先行官能够先行。也就是刚才提到了基础设施特性往往是有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从面到网络、从网络到跨境覆盖整个亚洲地区,为此刚才曾培炎理事长提出了也就是亚洲基础设施合作的倡议,中间有两个很重要的要点,一个就是如何能够对我们的基础设施包括像铁路、生态、通讯、水利、电力能够进行规划方面的合作与交流。第二个方面就是如何做出融资的安排。尤其是这方面资金需求对亚洲来讲,它有可能会大于8万亿美金,在未来10年。这笔钱从哪来?这些问题的讨论对全球的复苏、对亚洲未来转型都有重要意义,我们再次对刚才曾培炎先生的演讲表示感谢。

  主持人:下面进行论坛第二部分,请在座这么多世界上顶尖的各个方面的一些嘉宾,请他们对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也就是全球复苏与亚洲共同发展,来发表他们各自精彩的观点。首先介绍一下各位嘉宾,离我们最近的嘉宾有一个非常美的中国名字,他还在很多地方学过中文,能够讲很好的中文,Richard Boucher(包润石),来自OECD副秘书长。第二位嘉宾最近一段时间是我们中国讲坛上的明星,在发展论坛、博鳌论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主持等等,来自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Stephen Groff先生,另外一位是我们中国最大的财富基金中投公司监事长金立群先生,曾经担任过中国财政部副部长。还有一位重量级嘉宾,也就是美国驻华大使,曾经担任过美国商务部长的骆家辉先生。另外一位嘉宾来自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郑晓松先生。还有一位来自另外一个临近的大国,最年轻、最帅气的印度企业事务部部长Sachin PILOT先生。首先请OECD副秘书长发表精彩观点。

  Richard Boucher: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趋稳的迹象,并不是每个经济体都是健康的状况,但是更多经济体是依靠国内,而不是依靠外部来增长,所以要利用新兴市场的发展,这是每个人都想的。世界跟以前完全不同,我们必须要进行改革,要利用现在的情况发展我们的经济。习近平主席昨天讲到新的增长的来源,这是每个人需要关注的。中国如何从中等收入变成高等收入国家。全球价值链的变革,这不仅是一个贸易的问题,而且是对经济的影响也非常深刻。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增值这部分,我们就会对于全球贸易有不同的了解。中美贸易赤字其实并不像中美实际贸易赤字那么大。但是受到影响的产品涉及到世界上很多的国家,我们必须从另外一个方式看增值的部分,我们要了解自己在价值链当中的位置,中国生产的增值部分是有限的,如何上移呢?有各种各样方法,首先有很好的基础设施,包括贸易基础设施,必须有相关技能,必须投资知识资产。

  Richard Boucher:所有货物和人员的流动变得更加困难的时候,都把你在价值链当中位置降低,如果你能够使跨境流动变得更加容易,你就可以在价值链当中提升自己的位置。我们不仅要钱,而且要工作的机会,包括体面的工作的机会,包容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能够建立基础设施,现在有些地方没有基础设施,如果建立了基础设施,就可以使人们融入这个经济当中,可以使人们更加容易从非正式变成正式雇员,中国有户口系统,使得人口移动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应该提供可移动的养老金、医疗保障制度。另外还有教育,对技能的教育非常关键,我们环顾世界看看教育的结果,现在表现最好的国家的教育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往往是有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学校,因为使学生能够获得很好的教育、技能教育是非常关键,对个人发展非常重要,对国家发展也非常重要,这样国家在价值链的位置才能得到提升。每个人都要应对这样的世界变化,亚洲也要复苏,亚洲有很多强项,我相信亚洲的转型会成功。谢谢!

  Richard Boucher:投资于知识产权,而并不是投资工厂基础设施,这是很大的变化。看价值链和价值链当中的投资,我们要理解制造业如何发展,技术是价值产生的重要来源。80%的增值部分仍然来自OECD国家,所以真正的增长是来自那些带来增值的国家。中国在知识方面的投资翻了一番,现在达到7.5%GDP比例。2006年投资于技术方面。我们知道此后发展也非常迅速。另外一点,服务行业非常重要。服务业也是来自知识资产的。每个制造业的产品都有一个服务的组成部分,我们希望创立服务,并且发展服务,提供给我们的终端客户。这个服务包含各种各样组成部分,我们过去对服务业有很多限制,有很多银行、金融机构都是提供服务的,包括环保服务,还有其他一些服务。在经济体当中需要的服务是各种各样的,如果有更多服务部门就可以增加你在价值链当中的位置,提升你的位置。还有更多因素,贸易促进、监管负担等等。

  Stephen Groff:谢谢你的发言。在两位发言之后,我都没有太多可讲了,我讲其中主要几点。我完全同意这样的基本前提,就是曾培炎先生提到的区域一体化和合作将会越来越重要,对本地区越来越重要,如果我们要使我们增长持续下去的话。但是这样也会面临一些挑战,过去10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合作、越来越多区域一体化,自从金融危机以来尤为如此。很多地方挂的低的果子已经被摘下来了,我们面临的任务更为困难,下面我想突出提几点我认为我们要处理的重要领域,这一点,曾培炎先生、Richard Boucher都提到过了,但是我想再强调一下。其中一个显然是贸易,正如曾培炎先生所言区域之间的贸易相对而言仍然停滞,这方面必须尽快增加。而这又为对非关税壁垒产生影响,仍然存在交易的成本很高,这是由于基础设施的不足。

  Stephen Groff:我非常赞赏曾先生提出的亚洲基础设施合作倡议,这一点值得我们研究,因为目前有大量储蓄还未能用于回报更多的投资。而且也没有给本地区区域发展带来更多贡献。基础设施不需要谈的太多,事实上在区域之间互联互通方面可以有很多工作可做,而且这个领域也已经加速了。我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确实需要找到办法来利用金融制度、利用金融市场的增长,改善金融制度、促进区域一体化,这样我们就可以满足本区域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这一点对于区域和全球的公共品也有影响。气候变化、学术发展、灾难准备、跨境犯罪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更好的实体的互联互通,同时也需要金融和经济的一体化和互联互通。我重复并且同意前面两位发言人的说法。另外一点,我们要非常小心,就是对于亚洲工厂的影响。有三个特别广泛的趋势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对于亚洲工厂有很大的影响。看到一些工厂,正如曾副总理所说他们一直依赖于出口的增长,亚洲正在转型从出口驱动型转向国内消费型增长,这一点对亚洲非常重要。我们应该看到并且确保决策者了解这一点,并且建立激励措施,使得本地区的制造业能够对这些变化的全球趋势作出反映,并且能够对国内和区域消费者的需求作出反映。

  Stephen Groff:服务贸易增长仍然少于实体贸易增长,这个领域我们需要增加。跨境的程序必须加以简便,以便促进贸易,而且这些程序必须统一一致。我以前的老板多次提到本地区相关贸易协议要加以合理化,并且进行调整和改变,以便应对中长期发展。金融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领域。曾先生提到金融基础设施非常重要,但是金融一体化方面的进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金融架构仍然是以银行业为主导,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仍然发展不足,而且也不够高级和精深,我们需要一些工具来使我们获得这个区域大量的储蓄用于投资,现在这些大量的储蓄都只是投资于回报很低的欧元区和美国的国债。我们应该确保这样一个投资更多的用于本地区。

  Stephen Groff:正如Richard Boucher所言,我们看到增值的内容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比如软件越来越是一个大的增值部分,我们要看到这样一种变化将会对整个亚洲产生重大的影响,包括创造就业有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这种变化对增减就业有什么关系,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需要具有创造性的思维来作为一个整体支持亚洲的发展,以及各国如何采取措施来促进区域的发展。我非常赞赏曾先生提出的建议,就是要找到办法能够更好地使这个区域的储蓄得到更好的投资和利用,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讨论的起点。谢谢,

  Stephen Groff:因为消费者需求也在变化,这个地区制造业一直在看区外的趋势,而现在他们要考虑本国情况、本区域情况。要了解本国和本地区消费者的偏好,可能和他们传统出口市场偏好不一样。另外一点就是本区域生产成本越来越高,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在过去十年间的生产成本大大增加了,过去它的生产成本比其他地区要低,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这对基础设施带来了压力,有交通成本,另外还有一些工厂,原本设在这个地区,现在企业主可能会决定关闭本地区工厂,转移到其他地方,西方的工资增加实际上已经停滞了,而亚洲地区的工资却在增长,这对贸易也有影响。另外还有一点,新技术正在出现和发展,而且生产方法也在发生变化和演变。

  金立群:我想讲一下英文,这样就可以让外国朋友感受到超国民待遇,因为我的中国朋友都知道我要说什么。曾副总理提出的这个设想非常伟大,我们应该有亚洲的融资机制,他应该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机构,这个想法非常好。建立一个融资机制,为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提供资金将会给亚洲国家带来重大利益。这不会削弱亚行,因为我们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做了一点事情,结果使得亚行地位降低。我想应该是要加强亚行的作用。EBRD、EID之间的关系,它的设立就是为了应对前苏联崩溃后新出现的欧洲国家,EID更关注的是基础设施投资。这两者同时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如果欧洲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什么亚洲人做不到呢,这是非常好的想法。同时他也需要所有亚洲国家更多的合作、协调。

  金立群:回到全球复苏这个话题上,我特别爱参与争论,我对全球复苏这个词感到疑问,其实没有全球复苏这么回事,他有一个假设,就是存在着全球衰退,才会有全球复苏,这是胡说八道,因为有些经济并没有衰退,中国从来没有衰退过。有人会谈到硬着陆、软着陆,但是实际上中国一直在飞翔,他没有着陆,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想一想我们大家都面对着复苏的问题的话,我们或许就需要有同样的宏观政策。但是如果那样的话,就会是灾难性的。中国的宏观政策会和美国、欧洲国家的宏观政策非常不一样,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这样断定说存在一个全球复苏,并不合适。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亚洲国家发展的不错,一些欧洲国家正面临债务危机,他们需要寻求亚洲的帮助。我们可以向你们保证,亚洲会非常愿意拯救欧元区,但是欧洲先要拯救自己。人们呼吁中国做一些事情,中国其实已经做了不少事情。我想给大家一个非常基本的计算或者非常简单的算术。

  金立群:中国8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如何拯救一个总GDP达到35万亿元的美、欧、日经济体呢,这是不可能的。每一个经济体,每一个区域都得把自己的事情干好,所以我的观点是:中国当然会做更多的事情来改善增长的质量,而不是它的速度和数量,但是欧元区、欧洲美国等国要考虑速度的问题,在中国我们是要使我们的质量增长得以扩大,我们要使我们的空气、水、医疗服务、教育等等都要量化。我们要更多更重视质量,而不是数量,但是在那之前我们要使质量被量化,这样我们才好衡量他们。我完全同意曾副总理的想法,在有些区域他们只不过是在治表而不是治本,比如欧洲,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他们在处理银行业问题、债务危机问题,但是真实问题在于他们的社会福利制度过时了,他们的劳动力市场十分的荒谬,除非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否则的话我觉得他们的经济没有找到根本性的解决方案,我强调这样一点这是因为我认为那些政治家们或者政客们面临的任务非常棘手。我引用一个人的说法,多数人的暴政比一个暴君还可怕。我呼吁政府,他如果不能想出真正解决办法的话,如何解决问题呢?如果你觉得一周工作30小时最好,那你如何和亚洲国家进行竞争呢?因为亚洲国家每周工作40小时甚至50小时。我受邀参与了法国商会一个午餐会。

  金立群:我当时就说你们请我吃这么好的午餐,但是我要挑战你们的观点,真不好意思,但是我的本能就是挑战你们的想法。学生们在街上抗议两年的合同,因为他们想签署终生合同。当然它会对劳动力市场有影响,但是我告诉你,你到中国来,中国学生会去找任何一个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说给我一天时间,我干一天活都行,第二天你还会愿意让我回来,而且第三天你也愿意让我回来上班,这是中国的情况。如果你说我想一下子签署一个终生合同,不然就上街抗议,这是欧洲的情况。各个主权国家必须要处理相关的根本性问题,我强调这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教训对亚洲国家特别重要。如果我们不迎面面对这些问题的话,将来就会有问题。如果社会福利制度自二战以来就一直是很大的投资负担,如果这个制度被滥用,该怎么办呢?我觉得中国和所有其他亚洲国家都必须要考虑我们这个区域人口非常众多,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口,社会负担再过20、30年会非常重。所以我对这样一个主题提出挑战,我认为全球复苏不是一个好的题目。谢谢!

  骆家辉:有不少嘉宾提出了不少问题,我知道有听众提问时间,我就提一两点。我希望大家特别听一听银行家、金融专家们的观点,如果我们看看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面临的挑战,很显然我们必须实现各个经济体再平衡,中国已经表明他也需要再平衡。这一点对大部分亚洲国家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应该更关注国内消费而不是出口,美国更应该关注储蓄,而应该减少消费者驱动,我们金融市场应该更有秩序。虽然各国的速度不均衡,在欧洲和美国的结果也不一样,但是我们在做出努力,美国我们在努力增加收入,减少支出,使我们财政更有秩序,在美国一些家庭也同意减少自己家庭的负债,我们看到了美国经济开始得到改善。正如美国这位同事所谈到经济速度也在上升,或许在2014年能达到3%。

  骆家辉:关键在于我们我们努力实现再平衡的时候,亚洲如何前进?特别考虑到亚洲环境问题?亚洲其实有增长的机会,并且是以对环境友好方式进行增长,并不是增长和经济对立起来,而是在增长同时保护环境,我们在美国的州长和市长,因为我当过8年州长,我们已经认识到保护环境有助于创造就业。而且我特别赞赏曾副总理的说法,他强调了基础设施规划的重要性以及公司项目的重要性。对亚洲来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领域就是饮用水、农业用水、清洁水,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协调,适应水供应方面的基础设施规划和形式。一些气候变化、高川冰融化等等问题,因此在环境方面也应该有规划、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都很重要。

  骆家辉:我们努力实现亚洲经济再平衡的时候,正如我们谈论如何使价值链增加的时候,我们来谈谈教育,我们要减少城乡差距,教育特别重要,而教育在这方面,互联网也非常重要。住在偏远地区的学生不仅听到自己老师的课程,而且可以听到北京上海最好的老师的课程,听到世界上最好老师的课程。一个学生可以听到最著名大学教授所教的课程,通过互联网有可以实现这一点。所以互联网的力量使得人们可以联系在一起,可以拯救亚洲人民,也可以拯救美国人民。互联网可以教育偏远的美国农村人民,使得他们获得最好教育,所以平衡非常重要,使我们经济平衡,并且实现环境友好经济增长,全世界经济体都面临的增长的问题,我们需要开放市场。在亚洲、中国开放服务业非常关键,能够帮助亚洲人民、中国人民,不再依靠用现金支付。而不是说把储蓄用来养老,可以把钱花在消费品方面。这样会促进国内消费发展,并且能够使中国的工厂工人获益,因为他们生产的东西不仅要出口,而且要用于国内的消费。谢谢!

  郑晓松:尊敬的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当我看到今天参加研讨会主要听众是中国人,我决定用中文讲,外国朋友可以通过他们非常好的同传了解我说什么。今天我们研讨会题目是全球复苏与亚洲的共同发展,我认为这两个全球复苏和亚洲发展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关系,亚洲经济发展必将对全球经济复苏作出贡献,而且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全球经济复苏必将对亚洲经济发展提供良好外部环境。正如昨天习近平主席发言中讲到的近几年来亚洲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的引擎。在过去几年里,亚洲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已经超过了50%,给世界带来了信心,刚才各位嘉宾讲的我完全同意,特别是我们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先生讲的我完全同意,特别他提到基础设施重要性。我也曾经在亚洲开发银行做过中国的执行董事,在亚洲开发银行与其他的机构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增加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来讲在亚洲地区从事基础设施的一些安排,还有一些框架还是比较多的。从东盟来讲,他自己有他的AIFF,在AIFF框架下,也在强调基础设施建设重要性。湄公河区域合作就是GMS,我们也把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非常重要地位。同时我们有东盟10 3合作,基础设施建设也是非常重要方面。今天曾理事长又提出新的倡议,我们要认真研究,和几个已经有的倡议看怎么结合的更好。

  郑晓松:刚才几位嘉宾谈到亚洲经济发展的问题,我没有更多的要补充,但是我刚才也说到了亚洲经济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大家都知道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特别是货币储备发行国最近推行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政策究竟对亚洲、对世界经济有什么影响,我有一些个人观点和大家分享。我觉得从2012年起,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储备货币发行国实施了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稳定金融市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你看它的实施效果,它的实施效果和前几轮相比,这个效果是递减的。而且值得注意的的就是这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债券市场干预是没有规模限制、没有时间限制。美国把量化宽松政策是从和他的6.5%失业率挂钩,失业率不降到6.5%,看来他很难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提出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要使它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才停止。虽然目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稳定金融市场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长期的、无休止的对金融市场投入大量过剩的流动性,必然会导致国际跨境资本无序流动,不仅不利用本地区金融市场稳定,推高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而且也会使亚洲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面临更大的是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也可能会导致资产泡沫。我的观点,主要货币发行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一方面要考虑自己本国利益,同时也要更多考虑一些对其他国家负面的溢出效应。这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亚洲国家有什么影响呢?

  郑晓松:亚洲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它的经济增长率、投资回报率以及基础利率都和拉美国家相比都是比较高的。过剩的资本处于追求高回报驱动,肯定要把资本流向亚洲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这种情况下输入性通胀压力就可能会增加。特别我要说一点,现在发达国家也在讨论退出战略,这个退出战略他什么时候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在他实施退出政策之后,一旦国际资本大量的流出,反逆向流动,流出新兴市场金融市场的话,很可能就会造成资产泡沫破灭,甚至引发金融危机,这是在历史上是有过教训的。所以我的观点,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作为亚洲的国家、亚洲新兴经济体,一定要有一种风险的意识。

  郑晓松:在今后发展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注意提高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要妥善管理热钱流动,要采取措施保证总体物价水平的稳定。另一方面,恐怕我们要加强区域合作,建立健全和完善经济的监测和金融的监管框架,使我们能够掌握短期资本流动规模和频率,而且能够使我们防止金融市场的波动产生不稳定性,使我们能够了解热钱流动的过程,尽量避免热钱在一个国家大进大出或者快进快出,保证金融市场稳定。谢谢大家!

  Sachin PILOT:我和其他的嘉宾的话题稍微有些不同,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在讲为什么整个世界经济正在放缓,根本原因是什么?亚洲并不是这些根源,当我们往前看的时候,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是在于亚洲。为什么这么说呢?欧洲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来解决他们的债务问题,在一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可能不适用另外一个国家,每个国家情况完全不同。我们非常重要的是要理解当我们增长的时候,实际上美国房地产市场对中国经济会产生巨大影响。美国的软件产业会对于印度IT产业产生重大影响,在亚洲最大经济体就是中国和印度,我们人口占了世界1/3,3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中国人或者印度人,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可持续增长速度,不仅为了自己,也为了亚洲、为了整个世界找到一个可持续增长速度。中国增长非常快,8%-11%,印度增长是8%-10%,去年是5.5%左右,这对我们就是一个衰退了。几个月前法国总统到了新德里,他认为印度经济增长5.5%,两年前是8%,法国总统的发言说,我来自法国,如果法国能够实现2%增长,我们就高兴了,因为由于劳动力市场问题,还有社会开支比较多的问题。

  Sachin PILOT:我们讲到改革,全球各个国家都需要改革,亚洲需要改革。比如曾副总理说基础设施改革,印度需要2万亿美元在未来5-7年投资基础设施,包括水陆空基础设施,这来自公共和私人部门投资。融资是非常难的,全球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在分析项目的时候使用传统方法,我们希望在亚洲进行合作,建立新的机构和组织,能够理解这些项目的重要性,能够融到资。亚洲基础设施合作倡议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这个倡议,看看这个倡议如何变成一个可实施的计划。

  Sachin PILOT:IMF说明年世界经济增长3-3.5%左右,亚洲是7-7.5%左右,这个增长率是可能实现的。但是我认为经济增长和地缘政治有关,对于长期增长来说,我们必须对于在资源进行保护,对我们水资源进行保护,这些问题需要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不仅包括亚洲国家,也包括全球的共同的努力,我们要保证我们应该能够逆转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地缘政治也非常关键,除非我们能够有达成共识,知道周边国家发生什么事情,否则的话经济就不能稳定增长。稳定的经济增长来自于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我非常高兴听到习近平主席昨天讲的我们应该有和平和繁荣,这样才能发展。

  Sachin PILOT:全球复苏可能需要10-20年时间,取决于我们在亚洲我们做得怎么样。在亚洲这些国家我们必须在价值链上一致,但是不同国家不同目标,印度有非常好的软件产业,达到1000亿,将来能达到3000亿,我们希望在软件行业产业链上上移,我们希望制造。中国制造发展的很好,价值链上移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我们也要实现多元化、全球化,最重要的是自由的货物、人员和资本的流动以及较低的进入成本。欧洲、美国和发达国家坚持这种原则已经很长时间了。

  Sachin PILOT:我们必须有自由的想法、人员和货物的移动,这样印度和中国才能进行创新,才能有这样的创意,有这样的基础管理水平。复苏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的复苏,是多个地方的复苏。互联网的技术可以帮助亚洲经济体进行蛙跳,从传统基础设施很难获得教育、资源。现在很多人使用互联网,有10亿手机用户,我们希望进行蛙跳,跳过障碍,使我们教育、娱乐信息都是经过互联网的。年轻人增长超过了60%。所以我们的人口活力非常巨大的,我们要保证教育这些年轻人,亚洲是人口最多的一个洲,这是挑战,也是机会。英国只有6500万人,我们三个城市就是这么多人。往前走我们希望可持续增长,向人们提供他们值得获得的生活生活。

  Sachin PILOT:亚洲要保证世界经济回到适当轨道上,欧洲、美国必须要进行必要的改革,不尽一方努力,各方都要进行努力。在亚洲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优先考虑的是什么,基础设施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要进行很好的投资,而且投资回报是不错的,我们需要5-10年才能建起这样的基础设施。这会保证我们亚洲经济体回到较快的经济增长。最终我想强调一点,好的投资、好的经济增长、好的财政货币政策,首先需要一个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邻国都能够相互信任、相互理解才能实现共同繁荣。谢谢!

  提问:我是经济观察报记者,关于全球经济复苏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Richard Boucher,为什么刚才来自印度的部长说可能吸收5-10年经济才会复苏,为什么经济危机会造成这么长时间衰退?如果经济复苏的话,经济复苏后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什么变化?什么能帮助这次全球经济走出危机、走出衰退?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刚才真是欣赏了一个知识、观点和交锋的一个知识大餐,下面就把时间留给在座各位贵宾,也就是对六位嘉宾提你们关心的问题。

  Richard Boucher:有经济上的答案,也有政治上的答案。我想这是不同的价格,有信贷危机,有金融危机。看看历史,这种情况总是需要花上更陈的时间。人们需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人们开始逐步的还债,他们要在一个逐步储蓄的过程,所以如果金融危机的话,要摆脱,总是要花更长时间的。生产方面的危机主要是供需的下降。另外还有一个政治上的答案,各国如何做出相应的必要的政治,欧洲很多原因就是他们无法作出政治决定,他们说无法加强单一的市场,无法加强对银行业统一监管,这些问题其实是政治性的。对印度而言,他是否还要进行一轮选举?我们看到从去年9月份开始,整个政府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很难进行改革。对政治危机总是有很多话可说,但是一谈政治危机我就非常沮丧,我就不多说了,显然对于美国人来说是有解决方案的,预算问题、结构性问题等等,但是要拿出一个政治决定并不容易。中国也在进行再平衡,同时中国也在进行政治过渡,政治上的决定是很重要的。我想我们大家都需要改革,而每次进行改革的时候,总有一些人会从现有制度中获益。他们会抵制这种改革,我们确实要有政治的这种勇气来作出艰难的决定。

  金立群:在亚洲我们看到金融问题,金融的危机,但是我们应该更深层次思考,我认为这不仅仅是金融问题导致了危机。如果看看美国,它积累了大量债务,这是十多年间积累的,如何能够不增长就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如何在3、4年间不增长就解决这样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希腊人他们生活标准下降了25%,但是还是要花很多年才能摆脱危机。这对亚洲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教训,这是我想强调的一点。我们要做好准备面临艰难的日子,即使现在你不能为了一点乐趣就花钱,从根本上来说各国都要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修改自己的社会福利体系,修改劳动法,鼓励人们辛勤工作,除勒紧腰带,辛勤工作,否则没有人为你付帐。这一点非常重要。前副总理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与重组,这个问题不仅是欧洲面临的问题,也是其他国家面临的问题,亚洲97年危机之后就讨论过经济重组和改革,07、08年危机后又谈了一遍。因为经济的改革和重组只能以创新为基础。如果你在这里有过度的能力或者说产能过剩、或者另一个领域有,你没有办法,你在某一个行业削减产量,另外一个行业又削减产量,最后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你有创新、有新技术,就可以往上走。比如美国人一直在谈确保或者重振制造业,这听上去很美,但是这只是在竞选中听上去很美,如何让制造业回到美国?如何让美国重新生产鞋呢?这是白日梦,因为美国价值链已经上移了,你必须在高水平上发挥自己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回到生产低水平、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中国也逐渐在价值链上移,而且要为未来更多的挑战做好准备,如果没有技术方面新的突破,就不可能出现经济的重组。

  骆家辉:我跟进一下最后一个观点,就是所谓价值链上上升和上移。第二点,这也取决于每一个人是否公平参与竞争。如果中国和亚洲开始创新,不再依赖低廉劳动力,那么你们要保护知识产权,劳动者、发明者和企业家,他们如果担心所出的汗水会被别人偷走的话,就不可能出现创新。先进的技术、先进的创新就会在西方和美国继续出现,而不会在这儿出现。我们在美国确实不会有美国国产的袜子,我们不会重振这方面的制造业,但是我们看到一些先进制造业会留在美国,要利用知识产权、知识资本,充分发挥设计家、发明者的作用,我们看到很多的先进制造业,实际上应该设在思想者比较集中的地区,设在研发集中的地方,因为你要检验自己的想法,要使发明者和制造者密切交流,如果制造者说你这个想法不错,但是不可行,那么设计者就要调整、改变。先进制造业制造者和设计者密切沟通交流非常重要。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一个受到高程度教育的劳动力大军,每一个想要价值链上升的国家都必须要专注于教育。

  Richard Boucher:我也要跟进一下金先生和骆大使的看法,大使提到教育、培训、人力资源发展方面进行投资,社会发展特别的关键。另外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金融业发展,金融业根本作用也就是关于资本和资源的配置,也就是在哪一些想法方面进行投资。如果不看到金融行业的发展和继续扩张以及深化、细化的话,我们不管在教育方面进行多大投资,也无法看到我们取得进步。所有这些问题都很重要,要有适当的顺序,我觉得这对于在价值链位置上移都至关重要。

  郑晓松: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刚才这位女士提到为什么金融危机时间这么长,会带来什么变化。我们首先看看这次金融危机的特点,97、98年有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亚洲地区。同时他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出现问题。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在2008年,发达国家出现问题,随之欧洲出现了问题,日本一直也不太好。这次金融危机很大的特点是传统上世界经济三个主要的发动机。或者他主要推动力出现了问题,而且这是过去很少有过的。你再看看非洲,我们是受到了这次金融的波及和影响,主要问题来自于三个主要的经济体。另外一个特点,为什么这次增长速度恢复慢,我觉得关键是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增长点在什么地方?这恐怕对发达国家也是一个课题。至于说这场危机会不会带来什么变化?我觉得这场危机已经带来了很大变化。大家可以看到20国集团机制已经成为我们治理全球经济事务一个平台,而不是过去只是G7国家,这是很大的变化。而且大家也知道金融危机也导致了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和变化。

  拉莫斯:各位讨论嘉宾以及我们的主持人,我觉得大家逃避了一点,虽然你们的讨论非常有用、非常丰富,但是你们逃避了一点。区域经济和全球经济很重要,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如何改组人们的想法,对人们进行改革,我曾经管理过8000万人,从A类到B类一直到E类,这个实际上适用于所有的人,有些人非常贫困,他们无法自助,他们每天想的都只不过是生存而已。所以亚洲基础设施合作倡议,这是副理事长曾培炎先生提出的这个倡议,我觉得特别好,我们鼓掌感谢他。另外我觉得要改革这些人们很简单,就是关心、分享,并且要大胆地合作。我们要为了每个人之间进行这样的合作,这也是为了了我们各自的国家和整个世界。其实这个世界非常小,如果要看一看整个宇宙的话,我们的地球如此之渺小,全球复苏,我们谈的是经济复苏,实际上根据联合国的说法,我们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大家庭,因此回顾92年全球首脑峰会,我们要实现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对最贫困的人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只关注这些大问题,只关注宏观问题的话,这对最穷的人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我们能互相关心、互相分享,不管每个人所拥有的多么少,都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一个真正好的大家庭,为这些最穷的人、最小的孩子提供适当教育,并且我们能够为大家有很好的邻里关系感到骄傲,不要把垃圾扔掉邻国,我们有安全的水,这更重要。不管怎么说我们还要考虑这样一点,就是军备的开支。一些致命的武器、使人受伤的武器、使环境受到破坏的武器,这完全是浪费金钱,这些钱如果能够投资于基础设施,就像曾副总理建议的那样,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该是多么的好。我们必须要明白这样一点,全球的经济复苏依赖全球的稳定、和平、和谐,但是全球的稳定、和平、和谐也取决于全球经济复苏。这是一个循环,两者必须相互促进,相互倾听。

  拉莫斯:正如中国古人所说,我们要尊重,要观察,或许在亚太区域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要使你的邻居获得繁荣,在亚太地区我们希望能够实现经济的繁荣,我们看到我们的周边,我们就要问这方面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在军备方面开支有多少可以节约下来放在基础设施投资和繁荣方面。决策者一定要关心、互相分享,特别是关心其他人和邻国的人。谢谢各位讨论嘉宾!

  金立群:过去十年,中国努力使3亿人摆脱贫困,增长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社会政策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的补充,我们在中国做到了这一点,习主席昨天发出强有力的信息,就是我们要照顾我们的邻居和亲戚,因为我们在亚洲和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大家庭成员。所以习主席信息是很明确的,我可以保证中国会这样做的。谢谢!

  提问:各位好,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讨论全球复苏,但是中国复苏更关键,中国问题更大,我们现在又面临环境,社会安定种种问题,哪一个是抓手,很多人讲是改革,但是改革动静太大,需要时间太长,我们的抓手在哪?能够很快见效的抓手在哪里?请曾副总理给我们一些建议。

  曾培炎:一句话,就是经济结构要调整,经济要转型,抓住这句话做你的企业,肯定能做好。

  Richard Boucher: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能否回答,但是我想说这一进程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有很多工作要做,要有良好的顺序,在会上,正如Richard Boucher、曾副总理所说,我们已经看到经济正在平衡,这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有了更多消费、更多的服务发展、更多贸易、服务贸易,这一点很好,我相信会继续发展,再往前走。另外一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果要转变这个国家经济增长,从出口驱动向消费驱动,就要强调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我说过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像西方那么发达,但是很显然需要做出更多的投资,需要更多的投资于教育,需要进行税收改革,使得各省市能够有更多收入来进行投资,投资于教育和医疗保健,来推动内需的增长。这样就能够解决那些仍然贫困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帮助实现整体增长。另外一点,中国有大量农民工要想办法改革支持他们的发展和需求。另外骆大使和其他人强调了环境的问题,环境方面的挑战是非常重大的,而且他中期看会拖累中国经济增长,长期看,如果在清洁技术、绿色发展方面投资,将是非常关键的。

  金立群:我稍微给总理作点注解,第一,一年到一年半要见到明显成效,肯定是不现实的,我们肯定是不断进步的,但是一年一年半来一个大变化不太现实,我们把工作做得更扎实一点。转变体现在多个方面。教育要转变,教育不光是要投资,要转变,我们投入产出效果是不够的,刚才讲转型中很多问题,大家要去思考怎么能够把资金投在最有效的方面,就是创新。我们要把拷贝的天才变成创新的天才,中国经济才会有希望。环境方面也好、教育方面也好,医疗卫生各个方面,包括农业,大家很关注城市化的问题,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中国的城市化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欧洲国家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中国户口制度缺少是限制了农民到城里,但是他防止了贫困很快转移到大城市。这个应该要改进。现在城市化需要建设,这是没有问题。其他亚洲国家或者发达国家他们的城市化是要消化吸收在城市落根的贫民,跟中国情况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一个问题,大家都到城里来,农村怎么办?我们在农村如果不是土地更集约化经营,能够像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那样几百公顷的土地,不可能上去的。不是把人搬到城里,城里修点马路、基础设施就是城市化,我们忽视了一个很重要问题,城市另外一个问题怎么能够农村现代化。我想有很多事情需要各行各业的人从自身角度考虑怎么样落实国家宏观政策。

  Richard Boucher:关键是他们得到什么样的消费服务、教育服务,他们能否得到就业,教育是否帮助他们就业,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普通人从增长中获益,即使增长放缓也可以让普通人得到好处。

  骆家辉:中国经济太依赖出口了,不能纯粹依赖出口,而要为中国出口的产品找到其他的市场。对一些产品在中国国内有需求,所以金融服务改革或者社会保障改革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中国人不需要每天存那么多钱就好了,现在每天都需要为社会保障,为未来存钱,所以要有更公平的竞争环境,现在有些行业参与不进来,如果让外国企业进入这个行业就会雇佣很多中国人,现在外企付的工资很好,有很好的福利,他们可以帮助进行培训,而且有助于改进劳动力的结构。所以我觉得如果使现在一些禁止外资进入的行业开放,特别是金融服务行业的话也会非常有帮助。

  Sachin PILOT:我想我们有不少人特别关心速度,特别是增长速度,但这些数字对社会而言没那么重要,如果我们看一看任何国家的增长,特别是中印的增长就可以看到,一定要想我们的公民拿到哪些实质的好处,中国和印度这些人是否每天都要找工作,每天有吃的、有喝的这个更重要,我觉得中国农村要做很多工作。如果16个月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你的思路要超越GDP增长速度,应该更多的想每一个公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因为不管是8%、9%还是多少,数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口袋里有多少钱,花给自己的家庭成员,自己的孩子,使他们的生活更好。一个政府的宗旨就是提供更好的经济机会,能够更健康、更安全、更可持续的生活,这些比GDP的数字重要多了。

  张燕生:由于时间关系本次论坛到这儿了,今天人类社会最稀缺是什么?最稀缺智慧,最稀缺真知灼见,最稀缺的是治本的良策。刚才各位嘉宾提供了智慧,提供了真知灼见,提供了治本的良策,我们非常感谢他们,我们再次对各位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论坛结束。

  

(责任编辑:季丽亚 HN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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