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应强化医疗机构公共卫生能力建设——专访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王贵强

耿耿 本报记者 曹学平 北京报道

医院感染科是在新发、突发传染病及其他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冲在第一线的科室。2003年SARS疫情后，沉痛的教训使得感染科得到了高度重视，我国曾迎来一轮感染科的发展热潮。17年之后，在这场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原本应是主力军的医院感染科，却显得力不从心，人员、场地、设备等均暴露出诸多问题和不足，一些基层医疗机构更是出现“感染科”难觅踪迹的尴尬。

被边缘化的感染科，与当下我国平时没有传染病大流行的现状有很大关系，但不容忽视的是，即便在现代医学高度发展、公共健康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传染病并没有像我们预期的那样被彻底遏止。

新冠肺炎疫情平稳后，感染科建设之路何去何从?5月29日，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教授在接受《中国经营报(博客,微博)》记者专访时表示，“从国家传染病防治角度，实际有两支队伍：一支是国家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CDC’)系统;另一支是诊疗系统。两个系统应该有机地协同，CDC在于预防控制，医疗机构负责诊治，但是传染病病人都在医疗机构发现，疾控需要医疗机构及时上报才能采取相应的进一步措施，所以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责任和能力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王贵强教授表示：“我们强调综合医院要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只有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能力强了，才能及时地发现并上报传染病病人，实现有效地控制。但是客观来说，公共卫生能力是投入不产出的，综合医院这支队伍作为医疗机构公共卫生的一个能力的体现，如何让综合医院承担公卫能力，让综合医院有积极性来做这件事情，我认为国家应该加大在感染相关学科的建设的投入，让综合医院有动力发展和建设感染相关学科，强化公共卫生能力，才有能力应对各种传染病、细菌耐药等问题。”

抗疫成功有四大经验

谈及这次疫情，王贵强教授表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大家都猝不及防，但就目前全球来看，中国采取的一系列的防控和救治措施，应该说是非常得当，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进一步传播和危害。在疫情初始阶段，国家就采取了严格的隔离措施，包括后来检测能力和救治能力的提升，都为我国有效地控制疫情传播，提高治愈率，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作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专家组的成员，王贵强教授指出，这次疫情，有四大方面值得认真总结。一是疫情发生后，我们快速地分离到病原，找到了病因;二是国家采取了及时有效的“封城”和全民抗疫等防控措施，阻断了疫情进一步传播;三是分层救治避免了医疗资源的挤兑，将病人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四是全国驰援武汉，充分发挥了国家的指挥动员能力，病人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大大降低了病死率。

“当然，新冠肺炎疫情平稳后，我们也有很多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包括公共卫生、新发传染病识别、医院感染防控、临床救治的能力等都暴露出一些短板。但也为我们今后强化公共卫生、医疗机构救治能力，提升感染病相关学科水平、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和人才队伍培养等明确了改进方向。”王贵强说。

这次疫情，院感防控发挥了非常有力的指导作用。谈及院感防控的重要性，王贵强表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医务人员首当其冲，是感染的高危人群，疫情初始的时候，因为病人分布在各大医院，对医院的院感防控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大量的病人得不到有效分流，传染性又很强，医务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够、医疗防护物资缺乏等等，导致我们在疫情初期很多医务人员的感染甚至牺牲，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随着对疾病的认识，及时强化了院感防控，组建了专门的院感分队、院感专家，指导医务人员进行严密地防护管理，防护物资也得到了有效保证，后来院感的发生率大幅下降，包括全国驰援武汉的医务人员队伍中，院感的发生率也是极低的。

“当然科学防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王贵强告诉记者，“因为在实际操作中，有些医院出现院感防控过度的问题，比如有的医务人员穿了很多层隔离服，最后导致行动不便、呼吸不畅，没等工作自己先受不了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平稳以后，针对院感防控，也会有一系列的改革和强化，所以就这次疫情感染情况来讲，院感防控和院感知识的储备，对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是至关重要的。”

回归“大感染学科”建设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对感染病相关学科的建设也有很多反思。”王贵强教授说道，“感染病学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因为传染的感染性疾病、非传染的感染性疾病的控制都需要这支队伍来做。但由于传染病不是常态化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染病肆虐流行，到后来逐渐被有效地控制，感染病学科越来越不被重视。”

随着我国医疗机构推向市场以后，市场效益为导向的学科发展成为主流，一些医院鉴于感染科平时就诊量不足、收益微薄、维系运转困难等等，最终导致感染科处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一些医院的感染科也成为谁都不愿意去、收益最低的科室。我们强调医院的公益性，尤其是这些不赚钱但非常重要的科室，应在国家层面、医院层面，对感染学科能力建设有所保障。

王贵强表示，这些年我一直在强调“大感染学科”建设，通过这次疫情应该在综合医院把公共卫生、感染相关学科建设好。而建设好不是盖个楼、配好硬件设施了事，一定还有人才机制、人员保障，这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在县医院，感染科承担了传染病相关的诊疗防控的工作，国家应该有所投入，否则它就做不好。

现在很多县医院都设有感染科，但是感染科条件都很差，而实际承担的任务又很重，比如现在结核、艾滋、肝炎等疾病，感染科都在治疗，有了传染病这支队伍也要冲在第一线，但是由于不赚钱，导致医院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没有动力重视感染科，这就导致潜在的风险非常大。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十多年来，王贵强一直致力于加强感染科能力建设的工作。且在2017年，王贵强又启动了全国感染科主任和骨干医生培训项目，两年多的时间，做了41场培训，累计培训了5900多位感染科主任和骨干医生。“感染科医生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加强大感染学科建设的理念。”这些都是王贵强坚持强化感染科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大感染学科建设，感染科医生、感控和临床微生物三者应有机地结合起来，即感染科医生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院感的防控，参与到临床微生物结果的解读判读中来，因为这三个学科是密不可分的，三者整合起来效率会更高。”

在王贵强看来，从大感染学科角度，原来强调三位一体，现在加上公共卫生，应该说四位一体，即把医院公共卫生的责任、能力提升。

“同时也需要感染科医生的参与，包括传染病防控的特点，院感防控的规律、路径，以及临床微生物结果的解读，这些感染科医生都应该熟练掌握。实际来讲，现在我们说所有细菌真菌，病原微生物感染导致的疾病，应该说都属于感染科医生的业务范畴。”

筑牢基层公共卫生网底

“就目前我国学科建设来讲，面对传染病诊治，医疗机构主要有两个分支：一个是传染病医院;一个是综合医院。”王贵强告诉记者，我个人反对再建新的传染病医院，因为现有的传染病医院生存难度本身就很大，目前的医疗模式不利于传染专科医院的生存，因为病人少，学科能力没办法进一步提升，比如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个综合救治能力体现的呼吸道传染病，重症患者中大多是有基础病的老年人，这就需要一个多学科的诊疗模式，而传染病医院不具备这样的救治能力和综合学科能力。

“我认为应把现有的传染病医院向综合发展，让其成为具有传染病救治特色的综合医院。这样才能在疫情来了以后，充分发挥对传染病的诊断治疗作用。”王贵强表示，大医院重点解决疑难、危重症患者的治疗，解决基层感染医生的培训等。而发热、肠道门诊应是一个筛查功能，哨点应在基层，在基层开设发热、肠道门诊，尤其在二级及以下医院或社区层面，要充分认识这些传染病，具备传染病的防控意识。此外，发热门诊应该由内科系统初中级医师轮转出诊，一方面培养传染病防控意识，另一方面解决了发热门诊的常规筛查工作。不应该仅仅由感染科医师承担，感染科医师可以作为指导和管理，感染病学科还需要承担医院细菌真菌感染诊疗、院感防控等日常工作。

“我们强调要筑牢公共卫生的网底，尤其要筑牢基层医疗卫生的网底，基层医生是很重要的。”王贵强告诉记者，基层医生应具备传染病的防控意识和筛查能力，将发热、肠道门诊下沉到基层，病人感冒、发烧在基层就可以得到及时治疗，因为基层医生具备传染病防控筛查意识，一旦发现异常，发现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就会及时将其作为传染病上报。所以经过这次疫情，我认为一定是从上到下都应具备这种诊断、救治和治疗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