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方的历史课本和标准的历史读物里,“七国之乱”已经被盖棺定论了。
西汉朝廷休养生息,恢复国家经济,导致诸侯做大,他们发动叛乱,威胁国家稳定。最终叛乱被迅速平定,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得到巩固,显示出制度优越性。
很久以来,我对这个约定俗成的观点深信不疑,直到后来读的历史多了,才发现:
历史事实被胜利者篡改成宣传片了。
1
叛乱的目的是什么?
七国为吴国、楚国、赵国和齐地四国。与一般人认为的七国力量不输朝廷相反,双方力量相差悬殊。

在疆域上,朝廷不仅地盘大,而且占据了关中、巴蜀和中原等全部农耕核心区域,“带头大哥”吴楚两国是地广人稀的偏远区域,地盘小,质量也不行。
所谓的汉室朝廷穷困,诸侯实力雄厚,诸侯强于朝廷,根本不存在的,这是假历史。不过,对待百姓,诸侯确实比朝廷更加宽厚(《西汉的"一国两制":老百姓(603883,股吧)喜欢哪一个?》
齐地的胶西王刘卬准备响应刘濞的号召,参与叛乱,胶西国的群臣多数表示反对,《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
“诸侯之地不足为汉郡什二,而为畔逆以忧太后,非长策也。”
诸侯的地盘不及朝廷的2/10。
人口对比上更是悬殊,以诸侯之中最富裕的吴国为例,《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
七国之发也,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发二十馀万人。
吴国将14-62岁所有能打仗的男丁全部拉出来,也才二十余万人。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统计,武帝初年西汉人口3600万。七国之乱爆发于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与武帝即位只相差13年。假设当时西汉总人口3000万,朝廷控制的人口保守估计也有3000*80%=2400万。
按照秦制的动员效率,一次性就可以组织10%的人口参战,秦始皇灭楚可以发动60万大军(秦国人口600万左右),刘邦灭项羽可以发动30万大军(汉国人口不足400万)。那么,七国之乱时,西汉朝廷可以轻松动员组织百万大军。
秦制下的军队作战能力更强、七国联军缺乏统一指挥,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基本可以得出结论:
七国之乱是一场希望渺茫的叛乱。
朝廷出兵之后,短短三个月就能平定,这便是最好的证明。

所以,与后世认为七国叛乱是觊觎皇帝宝座相反,他们从未有此奢望,他们的军事目标仅仅是堵住朝廷军队出关,连自己军队入关都没想过。
这个有限的军事目标,在《史记·吴王濞列传》反复出现:
“大王诚幸而许之一言,则吴王率楚王略函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距汉兵。”
“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原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雒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
七国联军的最大目标,也不过是占领函谷关等天险,堵住朝廷军队的东出之路,这样就天下大势已定。
所以,与朱棣反抗朝廷削藩而进京夺位不同,七国仅仅是敦促朝廷停止削藩,那张龙椅从来就没有被他们考虑过。
又有人会问了,既然这样,为什么汉景帝听闻叛乱时会吓得坐倒在地?为什么要杀掉心腹晁错来满足七国?
这是因为,汉景帝最担心的,并不是七国;决定晁错生死的,也不是七国。
2
景帝的激进:削藩,打压诸侯
在《西汉的派系斗争:远古的权力制衡,高层动荡不一定是坏事》讲过,刘邦的“白马之盟”,为西汉奠定了一个以军功集团辅政中央、以刘氏诸侯控扼地方,两方势力相互制衡,皇权稳坐钓鱼台的政治格局。
吕后同时得罪军功集团和刘氏诸侯,促使两方结盟,吕氏被族灭,然后,代王刘恒被军功集团和刘氏诸侯推上皇位,即汉文帝,恢复“白马之盟”。但汉文帝在朝廷没有政治根基,他必须在不得罪两方势力的情况下培植自身势力。
于是,汉文帝放纵刘氏诸侯,专心对付军功集团,他用“代系”势力蚕食军功集团的朝廷权力,逐渐压制住军功集团,代价就是放任诸侯坐大。

公元前157年,汉景帝刘启继位,对待诸侯问题,他不再像父亲那样怀柔。
在刘氏诸侯看来,“刘”指的是“刘邦”的“刘”,但在刘启看来,“刘”指的是“刘恒”的“刘”。也就是说,只有“代系”诸侯才是根正苗红,其他刘氏都是冒牌。
因此,晁错在汉文帝时期就提出了“削藩”主张,应者寥寥,但现在碰到了景帝,就有了市场。
于是,晁错火箭式上升,从内吏迅速提拔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成为景帝的代言人。

景帝也不再像文帝那样注意吃相,直接剥夺诸侯封地。
景帝元年,长沙王吴著死后无子,按照惯例,可以分给他的兄弟或侄子,但景帝直接封自己的儿子刘发为长沙王。河间国也是一样,河间王刘福死后无子,汉景帝封儿子刘德为河间王。
于是,景帝刚继位3年,就封了自己的6个儿子为王,除了前面提到的长沙王和河间王,还有广川王刘彭祖、临江王刘阏于、汝南王刘非、淮阳王刘余。
而文帝在位23年,仅仅封了自己的两个儿子而已:代王刘参和梁王刘武。
这个时候,天下22个诸侯,“代系”已占据8个。
“代系”诸侯好歹也是诸侯,更要命的是,汉景帝废除诸侯领地,收归朝廷。
赵国四郡,削一郡;楚国三郡,削两郡;吴国三郡,削一郡;胶西国12县,削6县。
这种削法,要的不是地,而是命!
“汉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
——《史记·吴王濞列传》
而且必须知道,吴王刘濞与汉文帝有杀子之仇,但当时也没有反叛之心。
因此,“七国之乱”,根本就不是晁错所说的“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恰恰相反,非“代系”诸侯只是想维护“白马之盟”的政治传统,而且力量对比的悬殊也不允许他们轻易反叛。

然而,当朝廷明摆着要推翻旧制传统后,对于这些非“代系”诸侯而言,与其等死,不如拼死一搏,上演了一曲夕阳之歌。
正如吴王刘濞所言:
“汉廷臣方议削吴,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余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诸王之意,未敢听。今诸王苟能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社稷之所原来也。”
——《史记·吴王濞列传》
以前,诸侯就对朝廷怨言颇深,但没有举事。如今一起反抗朝廷,目的就是“以安刘氏,社稷之所原来也”,也就是维护原来的“白马之盟”祖制。
只可惜,这些诸侯与景帝在“刘”的认知上出现了分歧,景帝认为,新的“刘氏诸侯”,应该是“代系”诸侯。
晁错的上疏“封三庶孽(齐、吴、楚),分天下半”就表明了景帝的想法,齐、吴、楚这些旁系血亲的诸侯,是“庶”,不是“嫡”。
3
晁错是谁逼死的?
公元前154年,也就是景帝三年,在这一年的正月,长星拖着刺眼的尾焰划破了静谧的穹幕,紧接着,一场突如其来的雷火又将淮阳国的东宫大殿城室击毁。
长星、天火,接踵而至的异常天象,按照天人感应学说,注定要有祸事发生。
果不其然,这一年,吴、楚、齐主导的“七国之乱”爆发。“七国”都是削藩重点对象的非“代系”诸侯。

就像前面所说,双方力量悬殊,七国无心进攻关中朝廷,更无取代之心,只是逼迫朝廷放弃削藩。
对于景帝而言,此时他最担心的,并不是吴楚七国,而是另有其人——那就是朝廷之中的军功集团!
景帝害怕的,就是“诛吕安刘”出现的诸侯与军功集团的内外结盟!
景帝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原因就在于军功集团对朝中”代系“势力的扩张本就本就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从文帝时期就开始积累了,如今集中在一人身上——晁错。
公元前155年,军功集团代表、丞相申屠嘉病逝,晁错晋身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而御史大夫是当丞相的跳板石。这就意味着,建国以来由军功集团垄断的丞相,这个朝廷最重要的职位,马上就要首次脱离军功集团了。
晁错是”代系“势力迅速膨胀的典型代表,作为皇权的代表,他们与军功集团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史记·晁错列传》就有记载:
“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晁)错。”
在朝廷削藩政策上,军功集团几乎是清一色的反对。他们很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一旦削藩成功,皇权与”代系“势力将在朝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军功集团会遭到更加严重的压迫。

反对态度最激烈的就是袁盎和窦婴。袁盎和晁错因此闹到势同水火,连同堂说话都不能够。晁错坐下了,袁盎就要走;袁盎来了,晁错就拂袖而去。窦婴更是敢在朝堂上公开斥责《削藩策》。
因此,当吴楚七国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时,晁错同时成为刘氏诸侯与军功集团的眼中钉,这就跟吕氏一样,已经宣告了晁错的死刑。
在《汉书·晁错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饶有深意的事情,当吴楚七国发动叛乱的消息传到京师,晁错与孝文帝紧急商量出军应对,晁错提出,请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坐镇关中保障后援。
这里面隐藏着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朝廷出征,还得靠军功集团,这些”代系“势力没一个会打仗的,在军中也没有威信。但是,军功集团不愿领兵。窦婴应召面圣,死活就不同意出任大将军,坚称身体有病,难以胜任。
汉景帝十分着急,《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有记载:
“天下方有急,王孙宁可以让邪。”
天下有难,你们就眼睁睁地看着我在火上烤吗?
这时,袁盎进了皇宫,跟景帝进言:欲弥兵祸,先诛晁错!

袁盎献策十多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书,弹劾晁错,提议将晁错满门抄斩。
军功集团这是明摆着借坡下驴和趁机喊价,拿”诛晁错,清君侧“的七国反叛逼迫皇帝:杀了晁错,重新重用军功集团,平叛的事儿我们帮你搞定!
汉景帝又想到了太尉周亚夫,文帝临终有言“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但周亚夫是周勃之子,军功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想必不会轻易出征。

汉景帝这个时候必须掂量掂量了,它可以不把吴楚七国”诛晁错“的要求放在眼里,但如果因为一个晁错而导致军功集团与诸侯的联手,那么,吕氏的悲剧就要降临在自己头上了。
汉景帝只得将晁错腰斩。
看到这就能明白,为什么晁错死了后七国联军没有罢兵?晁错是军功集团逼死的,目的是维持自身的朝廷权势,景帝杀晁错,并不是为了七国退兵,而是满足军功集团的要求以让他们出征。而杀晁错是七国起兵的一个旗号而已,他们是要停止削藩。
晁错一死,周亚夫即刻率军抵御吴楚联军,窦婴屯兵荥阳,监视齐赵动向。

对于晁错,历史读物倾向于将他塑造成大业未成的悲剧英雄,但实际上,他不过是皇帝身边投其所好的机会主义者罢了。他说出了汉景帝想说而不好意识说的话,成为了汉景帝的政治棋子,本人也飞黄腾达,而当形势急变时,他立刻成为汉景帝的弃子。
晁错激进的削藩政策,即便是他父亲也强烈反对,当他的父亲劝解无效后,便预判到儿子和家族的命运,服毒自尽。
司马迁在《史记》里将晁错列为“酷吏”,是七国之乱的祸首:
“孝景时,晁错以刻深颇用术辅其资,而七国之乱,发怒於错,错卒以被戮。”
——《史记·酷吏列传》
4
诸侯大换血
对于诸侯联军而言,晁错之死,是一个危险信号。这意味着军功集团走到了皇权这一边,联手对付他们。
为了自身权势,如同对待当年的吕氏家族一样,军功集团这次毅然抛弃了”传统盟友“刘氏诸侯。
同样,与当年秋风扫落叶般击溃吕氏一样,这次顺利击败七国联军。仅仅三个月,联军溃败,诸侯纷纷身死。
“诸将破七国,斩首十余万级。追斩吴王濞于丹徒。胶西王印、楚王戊、 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自杀。”
——《汉书·景帝纪》

但是,战争结束后,七国土地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收归朝廷,而是分封给了景帝诸子。
汉景帝一共14个儿子,前面说过,七国之乱之前,就封了6子为王;七国之乱之前,景帝一口气把剩余的8个儿子全部封王了。比如刘彻,封为齐地的胶西王;刘胜,封为中山王(刘备先祖”中山靖王“)。
再加上文帝之子、景帝之兄的代王刘参和梁王刘武,”代系“诸侯足足16个,最强大的齐地、赵地、中原之地,均为”代系“所据。
只有吴国被废除,收归朝廷。
因此,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这都不是所谓的巩固中央集权,而是实打实的诸侯派系斗争,将诸侯从旁系换成了直系的”代系“。
军功集团则论功行赏,上演了王者归来。三公的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稳稳地落在了军功集团手里,还有后面一大批人得到了提拔,周亚夫和窦婴还成为朝堂最有权势的人物,那些大臣纷纷依附他们。
也就是说,一直到七国之乱结束,西汉的政治格局依然遵循着”白马之盟“的路线:刘氏诸侯与军功集团互相制衡、皇权居中驾驭。
文帝打压军功集团,放任刘氏诸侯。到了景帝,又不得不倚重军功集团,只不过是把刘氏诸侯换成了另一波刘氏而已。他们都不敢同时得罪军功集团和刘氏诸侯。
小结
“七国之乱”本身就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吴楚诸侯也心知肚明,他们仍愿意孤注一掷,明显就不是冲着龙椅来的,只是向朝廷表明自己对削藩的强烈不满态度。
击溃诸侯联军后,汉景帝并没有将七国土地收归朝廷,而是急忙分封给自己的8个儿子。
归根结底,这就不是一场叛乱与平叛的斗争,而是文景“代系”诸侯完全替代了旁系血亲诸侯,将诸侯进行了大换血,重建以皇权、军功集团和刘氏诸侯三方博弈为核心的“白马之盟”。
那么,在皇权的博弈地位上,景帝已经明显强于文帝,他的执政政策也显著不同于自己的父亲,所谓“文景之治”,并不具备政策上的连贯性。下篇,为你揭开“文景之治”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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