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
在中国,这个答案或许有些残忍。
前不久,北京的一位处长体验了一把外卖员的生活,得到的结论是:太不容易了,工作12小时才赚了41元,很委屈!
5月10日,这位处长携巡视组又与美团的公司代表进行了对话,得到的信息触目惊心!
第一,美团平台上注册的外卖员有1000万人,但这1000万人都不属于正式员工,而是外包给承包商的。
因为是外包关系,所以很多外卖员只能得到最低标准的社保,甚至没有社保!
第二,巡视组问:如果外卖骑手发生意外了,是美团负责,还是供应商负责?美团代表很直接:“这事儿就是商业保险来负责了,骑手太多,我们没办法完全直接负责任。”
你猜怎么着,就是每天3块钱的商业保险,美团都是从外卖员的佣金中扣的!
美团公司的代表即便是在巡视组面前,都是冷漠而傲慢的语气。
他们,何曾把工人当人!
数据统计显示,从2013年到2020年,中国的外卖市场从634.8亿元增长到了8352亿元。
用户和资本,几何式的增加,肥的当然是资本家的腰包。
饿了么成功被阿里高价收购,美团的股价也是一路狂涨。
从创业小公司到行业巨头,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
而滋养着这些巨头的,就是无数的外卖员。
陈辉(化名)是“美团”的一名员工,从工地辞职加入外卖行业后,他的工作时间增加了一倍。
早上9点半到晚上8点,每周有一到两次值班到夜里12点,一个月只能休息1~2天。
虽然穿着“美团”的衣服,但他并不是“美团”的真正员工,而是第三方物流公司分配过去的。
接单,取餐,送餐。
在外卖平台的计算下,他的送餐时间一再被压缩。
从一小时到45分钟,再到30分钟。
APP上有一个送餐倒计时,他捧着手机就像捧着定时炸弹,因为一旦不能按时送达,就会面临罚款!
超时10分钟罚款5元,20分钟10元,以此类推;另外和客户发生口角,罚款50。
罚款明细表上,所列事项高达10多条。
为了赶时间,他骑电动车的速度,只能用“不要命”来形容。
如今,我们在百度搜索中输入关键词“外卖、交通事故”,可以检索到1380万个结果。
几乎每天都有外卖小哥的事故发生。
2015年4月,一个高中生被“美团”的外卖员撞伤,最后法院认定送餐员抢时间,和行人相撞,美团赔偿了15.7万元。
2017年1月2日,上海一名外卖送餐员因涉嫌闯红灯被撞身亡。
前段时间,外卖小哥猝死的消息引爆全网,你猜美团赔了多少钱?
仅仅60万。
巡视组问美团代表:“这是在你们的商业险之外,还是迫于舆论压力?”
美团代表回答:“应该是后者。”
代表的潜台词是,要不是那么大的舆论,也不会赔60万。
可能在他们眼里,一个外卖员的命,都不值60万!
即便风险和压力如此之大,但仍然有不少人选择挤入这个行业。
对千千万万来大城市务工的人员来说,不送外卖,又能做什么呢?
去工厂,那里是冷漠的流水线生产以及准军事化的管理,不仅劳动强度大,还不允许工人随意走动、交谈以及玩手机,每天累得要死。
而城市里很多白领的工资,也不过五六千而已。
如果拼命跑外卖,工资是可以达到八千到一万的。尽管没有用工合同,没有社保。
外卖平台也抓住了务工者的心态,他们通过外包公司节省了搭建庞大物流团队的成本和时间,也顺势推诿了几十万外卖大军的社保责任。
有人计算,一旦美团被要求为近千万外卖小哥缴纳五险一金,每年成本将上升至少100亿元。
为了省下这笔钱,巨头们不择手段。
以“美团”为例,2014年初,美团只有200多名员工,覆盖范围也只有全国的20个重点城市。
如今,“美团”拥有一个超过300万人的配送团队,当中仅有数万人是直属员工。
在大多数第三方配送公司中,外卖员并没有正规的劳动合同,更谈不上五险一金。
薪酬结构中,没有底薪,仅以每单获取配送费提成作为酬劳。
更隐形的压榨是,外卖员以为他们的工作是自由的,可以到处跑。
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自由。
随着大数据的计算,这些巨头已经用一整套的算法,将外卖员的轨迹控制得死死的。
送单数量、骑行距离、好评数量的排名,让这些骑手陷入到资本定制的 “赶工游戏”中。这变相地延长了工作时间,加大了工作强度。
有研究显示,骑手的每天平均工作时间为11.4小时,这已经是制造业“血汗工厂”的标准。
在算法下,外卖员的身体就像流水线上的一台机器。
就像去年很火的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里所写:
“系统要求骑手越跑越快,而骑手们在超时的惩戒面前,也会尽力去满足系统的要求,外卖员的劳动越来越快……当算法发现原来大家都越来越快,它也会再次加速。”
“在爆单时送餐,送到最后,整个人都麻木了,全凭本能在跑,没有了人类的情绪反应。”
是的,资本家从来不会对工人心慈手软,有些人逃出了富士康的流水线,但却没逃过美团的大数据。
平台们掌握的大数据,不是为用户服务的,而是为了他们最大程度地剥削劳动者,最大程度地忽悠消费者!
可以看到,在制造业不景气的环境下,外卖经济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是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转变。
比起工厂的压榨,互联网平台的压榨更隐蔽。
以制造行业,农民工还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改善工作生活处境,工厂一般也会缴纳最低的五险。
但在外卖经济中,这些都可以规避。
根据法律规定,公司惩戒员工的数额不能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如果扣除后的数额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但是,目前平台对骑手的惩罚措施却不受限制,往往客户一个差评就能让骑手一周的劳动化为乌有。
一个外卖员散户,靠什么对抗这些巨头?
外卖平台就是用法律中的模糊关系,让平台对骑手享有最大的控制权力,承担最小的责任!
拿着智能手机,骑着电动车奔驰在大都市的他们,仍然是一群吃青春饭的打工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明天在何方,也没有人给他们保障。
当然,可能也有个别极端现象。
比如京东,每个保安,每个保洁,每个快递员都跟京东有劳动合同,刘强东也坚持全额给员工缴纳五险一金。
刘强东说:“如果你这家公司是靠克扣员工的五险一金,牺牲了他们60岁以后保命的钱,那是耻辱的钱,赚了多少都会让我的良心不安,我没有成就感。”
不过,刘强东也只有一个,京东的员工也是有限的,资本家的承诺也是说变就变的。
如何拯救1000多万吃着资本家“残羹冷炙”的外卖员呢?
我们期待国家能看到这群在太阳底下,晒不到“太阳”的人!
出台政策,给巨头一些限制,给他们一点关怀!
如果你也点过外卖,希望可以将这份呼唤接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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