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症医学如何引领世界?

2021-09-28 01:14:39 新京报 

2020年4月4日,湖北武汉,雷神山医院的重症监护室(ICU)。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在最具挑战的现场,给患者最多的生命机会——这就是重症医生的使命。”东南大学副校长、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学科带头人邱海波的这句话,道出了重症医生的心声。SARS、禽流感、汶川地震、甲型H1N1流感、新冠肺炎疫情……每一次的大型灾难、疫情现场,重症医生从未缺席。

重症医学科,这个在中国发展仅约30年的新起之秀,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展现实力。现如今,我国的重症医学科将如何发展,也是每个学科带头人在思考的问题。“我们有经济实力迅速扩增ICU床位,人才培养体系也在逐步完善,但要在国际上起引导性的作用,在临床研究上还有太多事情要做。”邱海波相信,未来10-20年时间,中国重症医学一定可以在国际上发挥引领性作用。

新起之秀——处于风口浪尖的重症医学科

何为重症医学?作为参与了中国最早一批ICU的建设者,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管向东表示,重症医学就是研究危及生命的疾病状态发生发展规律的医学学科,在灾难、疫情中其发挥的作用尤其能给人以震撼。“ICU是医院里最安全的科室,平均90%以上面临生命危险的患者,能从ICU转入普通病房,这都是现代重症医学学科在发挥积极作用。”管向东说。

被称为中国首位重症医学博士的邱海波,也见证了中国重症医学科的发展。“当基于器官/细胞团分科的传统学科越分越细时,我们需要一个横向联系的学科,从整体来看待病人,这是医学发展的趋势。”邱海波指出,传统学科以诊断为导向,对于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的重症患者而言,完全无法适应,以生理紊乱为导向的目标性治疗学科——重症医学学科便应运而生。

邱海波用简单的比喻来解释重症医学与传统学科的区别。传统学科是先瞄准后开枪,而重症医学科是边瞄准边开枪,而且其瞄准的不是诊断,而是危及患者生命的生理紊乱。“必须先让患者活下来,否则诊断没有任何意义。”邱海波说。

1991年,原卫生部将重症医学科的建立与否作为等级医院的评审标准,拉开了中国重症专业的初步建设与发展的步伐。2008年7月4日,经国务院国家标准委员会批准,重症医学专业被认定为二级学科,重症医学科自此成为我国最年轻的学科之一。2009年,原卫生部在《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中增加“重症医学科”诊疗科目。

“重症医生面对的是天天在生死线上挣扎的病人,非常具有挑战性,你处理对了,患者能活;错了,人或许就没了。”邱海波称,当初年轻的自己选择重症医学方向,正是因为它充满挑战。由于学科发展还处于非常年轻的状态,之前一直缺乏规范和指南,作为临床医学最前沿的学科,重症医学科也始终处于风口浪尖之上。

疫情暴露短板,重症医学迎来发展机遇

尽管过去十年我国重症医学科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但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仍然暴露出了学科发展的短板。在武汉疫情之初,缺乏足够的床位和设备,也没有足以支撑重症治疗的专业医务人员。“武汉新冠疫情在医疗上的危机,实际上是重症医学的危机。这也让我们意识到,重症医学的医疗资源,其实是国家的战略性医疗资源。”邱海波指出,这次疫情早期,不仅仅是武汉,美国纽约、意大利罗马等也同样面临着重症医学发展不充分,难以适应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需求的问题,而这种危机造成了社会恐慌。

如何让ICU床位在平时够用且不浪费资源的情况下,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又能快速扩增?邱海波建议,在装备新的三级医院时,要让它具有转成重症收治医院的潜能。这一设想,被管向东称之为“隐形ICU”,“平战时期”可以自由转换,病房的基础设施建设都达到了ICU所需标准,平时为普通病房,战时可以快速转换为ICU,既避免了“平时”的不饱和,又能满足“战时”所需,可以极大降低死亡率。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20年5月,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提出,要改造升级重大疫情救治基地。每省建设1-3所重大疫情救治基地,承担危重症患者集中救治和应急物资集中储备任务。以今年9月15日完成主体工程封顶的河北省首个国家重大疫情救治基地为例,平时编制普通病床450张,主要承担普通疾病的救治,不收治传染性疾病。一旦遇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快速切换至重大疫情“战时”状态下的240张重症监护床位。

除了硬件短板,人才储备问题也亟待解决。“我国重症医学人才培养严重不足,此前也缺乏培训机制。”邱海波指出,重症医学是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命悬一线的患者对重症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武汉,包括邱海波、管向东等在内的重症医学专家,看到了不同地区、不同级别医院的重症医生之间的差异,也看到了人才匮乏的现状。“重症医学人才培养必须纳入国家层面考虑。”管向东说。

“原来在我国住院医师培训体系中,并没有重症医学,这次疫情对行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姜利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重症医学的作用得到肯定,在国务院领导和国家卫健委的支持下,2020年5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目录中增设重症医学科专业,学科人才梯队培养将更为规范。

“重症医生人才战略性储备是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接受过重症医学住院医师规培的医生相当于预备役,对学科发展非常重要。”邱海波表示,大量的住院医师如果经过了重症医学规培,意味着未来无论他进入哪个科室,都将有重症医学基础,一旦遇到重大突发性事件,可以迅速转换为重症医生。

“重症医学经受住了这次疫情的考验,也抓住机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被更多人所关注和重视,其所体现出的价值,会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其中。”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康焰说,这是学科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新开端。

科研站上制高点,中国重症医学才能引领世界

尽管面临诸多短板,但在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重症医学科仍然展现实力,成为了守护患者生命的“最后堡垒”。虽然最初有些措手不及,但很快,武汉新冠疫情的死亡率被控制下来。“武汉之后的局部聚集疫情中,很少再出现死亡病例,这就是‘中国奇迹’。”管向东称,正是因为疫情中大家对生命的关注大大提高,更体现出了重症医学科的作用,“能给人以震撼。”而中国重症医学专家总结出的一些“中国方案”,如最早提出的俯卧位通气,在国际交流中也变成了“世界方案”。

“这些年重症医学的学科建设、人才梯队培养、科研水平都有很大进步,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甚至在局部领域领先。但要真正在国际上发挥引领作用,需要在学术上站在制高点。”邱海波强调,医学发展的制高点需要通过科学研究与创新,中国重症医学的发展也需要用科研、创新说话。虽然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重症医学队伍,最多的重症病人,并在建立强大的创新驱动科研体系,但在临床研究上仍有太多事情需要做。“我有信心,在科研方面,我们一定能做出代表中国水平、引领世界的研究。”

新京报记者 王卡拉

(责任编辑:董云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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