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与梦

第一次穿洋装的照片。

杨苡与母亲及兄长杨宪益的合照。

杨苡与道具狗的照片。

关于杨家，这是杨苡手里有的最早的一张照片。

中西女校的毕业照，前排左三为杨苡。

或许没有人比杨苡更了解梦的含义，在长达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她定然做了不少的梦，也写过许许多多以梦为题的文章。

“我们真的是已经滑过做梦的年龄了，在窗外阳光灿烂的时候，唠叨昨夜的梦是属于年轻人的事”，在《真像在做梦》这篇文章中，杨苡如此慨叹道，像她这样的老人，只能在心上暗自掠过这句话：

“昨晚，他或她来过了，我们这些人，生者和死者，似乎也只有在梦中擦肩而过。”

在梦中的记忆里，她会推开那扇门，在门的那边，他们，那些曾经活着和已经死去的人，那些已经发生与不该发生的事，都在那里，穿过时间与空间的无边无垠的漫长地带，在梦的家园里会合。

而这，只有，也只能在梦中。

金丝笼般的杨家

如果说家是一场梦，那么有的家是美梦，而有的家却是噩梦。对杨苡来说，这场关于家的梦，就像一池漂着红藻与绿萍的水，窒息、沉闷，但又并非死水一潭。

杨苡的降生，从某种程度上说，就在这个家中搅动起一圈涟漪。她降生的那年，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但产房中的婴儿，不会听到窗外振聋发聩的呐喊，震动人心的口号，也不会涂抹在这幢租界内豪门巨宅的墙壁上。外界的一切震动，都与这个即将出生的女婴无关，惟一与她命运攸关的是，她出生的几个月后，他的父亲便猝然离世。

杨苡的父亲杨毓璋是长房长子，也是杨氏家族毋庸置疑的当家人。杨氏家族自清末发迹，通过科举与政治联姻的方式在政坛占据要津。当辛亥革命的号角扫荡全国各地时，杨氏家族的权势却几乎未受损伤，他们总能选对炙手可热的当权派站队。杨毓璋的两个叔叔杨士骧、杨士琦与革命后粉墨登场的袁世凯关系匪浅，他的二弟与袁世凯的女儿联姻。至于杨毓璋本人，尽管并未涉足政坛，却成为中国四大银行之一中国银行(601988)的行长，掌握国脉金权十数年，在北洋时代走马灯似的政坛更迭中屹立不倒。

政治投机与联姻让杨氏家族成为津门豪门，但杨氏家族又善于捕捉新风，杨毓璋一代的各方兄弟全部被送往国外留洋，也因此给这个旧式家族带来了一股现代文明风气。杨苡的父亲执掌中国银行便是一次顺应时代潮流的投机，而这也为杨氏家族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杨毓璋可以肯定是个乐于接受时尚的新派人物，但他同时也愿意与旧传统作揖拱手。杨苡的出生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她的母亲并非杨毓璋的正妻，而是他花钱买来绵延子嗣的姨太太。杨毓璋原本厌恶纳妾这一旧式陋习，但是碍于长房长子绵延子嗣的传统孝道，不得不纳妾。而他花钱买来的这位姨太太也颇符家族厚望，进门未久就诞下了一名男婴，杨苡的哥哥，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的杨宪益。

当杨苡出生时，她的母亲已经诞下了杨家长房长子惟一的男孩杨宪益，以及她的五姐杨敏如。杨毓璋的正妻则生下了两个女儿，被谑称为“大公主”的大姐与二姐。以及他父亲的另一位二姨太生下的女儿四姐。家里已经有了足够的女孩和一个足以承继宗祧的男丁，杨苡的出生在杨家就多少显得有些“多余”。“女孩在家中没地位，原本就不受待见，我的婴儿阶段，家里天下大乱，先是父亲的病，后来是办丧事，更没人管我了。有的就是因‘妨父’的‘另眼相看’，似乎我就是不祥的”。

但正是这个被杨家上下视为“不祥”的女孩，在一个世纪后，成为了杨氏家族点滴往事最详尽的讲述者。杨家父辈与兄弟姐妹的命运，本会湮没在历史中，像那个时代众多大大小小的人物一样，成为空中飘荡的浮尘，但杨苡的记忆，却让这些浮尘一般的往事人烟，变得异常鲜明。

“我的生母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个女儿，她们都比我小……我的小妹妹静如以前在南京教英文。她也是一位作家，笔名杨苡，出版过一些诗和散文。”

杨苡哥哥杨宪益的自传中，他仅用这样两行简单的文字讲述了自己的妹妹。但杨苡回忆中的哥哥却满是令人忍俊不禁的细节，在杨苡心中，哥哥是她最崇拜的“哥der”，“他对我从来就特别好，我比他小五岁，小时候是很大的差距了，他就当我是小不点，喜欢想出各种花样带我玩，逗我。我也喜欢跟着他，到哪儿都跟着，他说什么我都信，都听。结果家里人都笑话我，说我是我哥的跟屁虫、哈巴狗。”

她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次自己和哥哥出门逛街的情景。当她相中了一个德国造的漂亮洋娃娃时，哥哥只是瞅了她一眼，咕哝了一句“想要吗？”便对身后佣人做了个手势，将那个娃娃装在盒子里买回家了。但当兄妹俩回家后，杨宪益却“坐在那儿发怔，闷声不响，好像还眼泪汪汪的”。这个异常的举动迅速吸引了全家人的注意，由于杨宪益不说话，因此他们便一个个过来追问杨苡原因。杨苡想了又想，先是猜测哥哥在中原公司看中一个讲究的手电筒，在手里掂了掂，又还回去了。于是老仆人潘爷急忙坐了家里的黄包车直奔中原公司，气喘吁吁地买回那个手电筒，送到杨宪益手中，但杨宪益只是掂了掂，咕哝一句：“真重，我才不要哩！”

就在全家人沮丧之时，杨苡又想起杨宪益曾经在天祥市场看过一只小巴儿狗。于是家里赶忙派出两个年轻仆人直奔天祥市场卖狗的铺子，将那只狗抱到杨宪益的面前，但杨宪益只是看了看它，说“我喜欢公狗”。

这个看似谐趣的细节，在日后提起，只会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仔细忖思，却会从中读出一种异样的感受。作为家中惟一的男丁，只是一个表情、一个动作，便可以轻而易举支使全家人为之旋转奔走，再无理的要求也会得到满足。而杨苡作为女孩，却只能从哥哥享受的无边无际的纵容和宠爱中，分得残羹冷炙般的几星沾光。

“我对我哥是有些依赖性的”，在口述自传中，杨苡如此描述年幼的自己与哥哥之间的关系，其中洋溢着兄妹之间的深厚情感。但“依赖”这个词却在无意中恰如其分地点破了这个旧式家族的核心秘密，或许替换成另一个近义词更加准确，那便是“依附”。

依附，正是这种旧式家族维系的链条。小少爷可以一个皱眉，便将仆人支使到数百里之外为自己购买什物，而仆人为了讨主人的欢心也对这种支使甘之如饴，视为主人看重自己的表示。在这套依附体系下，是否有权势可以依附，是决定家族中个人地位的重要标准。

尊卑等级给杨苡带来的歧视，随着她的成长渐渐疗愈。这多少证明了一点，人常常可以忍耐卑微带来的苦痛与压抑，并会以此磨砺自己的个性，变得更加刚强。但另一方面，同样是尊卑等级所奉上的荣宠与特权，却常常会腐蚀人的心灵，造成悲剧。被称为“大公主”的杨苡大姐便是个典型的例子。她是长房长子正妻的女儿，也因此备受宠爱，她不愿读书，连乘坐黄包车去上学都感到辛苦。为了自己的任性，她可以推掉家中安排好的婚姻，但这也让她跌入另一个爱情的陷阱，她所谓“自由恋爱”相中的对象，最终在离婚法庭上承认自己“的确是想得到她的钱，当初就是因为她家有钱，不然她是有神经病的，干吗要追她？”

“大公主”也在经历了两次婚变后精神彻底失常，当杨苡在离家十一年后再次见到她时，这位昔日的杨家千金名媛，已经成了一个“穿衣服乱七八糟，头发蓬蓬的”疯女人。随着杨家搬离原先的老宅，她彻底失去了依傍。杨宪益没有在他的自传中记录下这位长姐的命运，但杨苡却详尽地写下了这位在权炽一时时责骂她“姨太太生的，脏死了！”的“大公主”的结局，她患了乳腺癌，已经没有救了，“穿着破棉袄，没烟抽，就在马路上拾烟头。还有人看见她自己用铜盆端水到露台上，从棉袄上扯下棉花擦洗上身，身上溃烂，一处处脓水。”她死的时候，“叫了三天三夜，整个里弄都听得见。据说她死时砰的一声从床上掉在了地上。老太婆后来买了口棺材抬出去草草埋了”。

大公主的遭遇并非这个家族惟一的悲剧。点数杨苡回忆中的杨家人，几乎鲜有善终。大公主贫病交加哀嚎而死，二姐缠绵病榻临终时刻，又被装神弄鬼的巫师惊吓，最后一命呜呼。她的四哥，八叔的儿子，是崇尚新文化(300336)的一位少年，喜爱运动，即使在病中依然想要穿着洋装马裤，想着有朝一日能够逃出这个死寂的家庭，但在死后被他恪守礼教的父亲装进他生前最厌恶的长袍马褂里，还在他冰冷的胸口压上了一部《金刚经》。

疯狂、歧视、冷漠、麻木、绝望，几乎充溢着杨氏家族的各个角落，每个人都犹如金丝笼中的困兽，在其中或挣扎，或沉沦，但同样，也有不甘和奋斗。

飞出杨家的教育之梦

“上中西是我母亲奋斗来的。”

家里并不希望杨苡在外求学，长辈理固宜然地认定应该在杨苡这样的女孩身上复制自己恪守的旧式道德，将女子深闭闺中视以为荣。对于有的人来说，自己的不幸同样也要加诸下一代的身上，唯有制造出同样的受害者，内心的缺憾才能得到满足，受害者变成施害者，施害者又再造受害者——等级秩序之所以延续得如此理直气壮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正在于这种复制受害者的心态。但杨苡的母亲却决定打破这条瓜瓞连绵的锁链，她坚持要自己的两个女儿都进入学校。她恪守尊卑嫡庶的等级秩序，她也以同样的观念对待儿女和仆人。但她骨子里母性的刚强却让她愿意为女儿争取读书的机会——她无法扯断全部的枷锁，但她愿意为自己的儿女去拼力一试，哪怕这看起来是功利心使然的“要争气”“有出息”。

“母亲认定了我们非念书不可，我们得给她争气，得有出息，有出息就得念书，而且要念就要一直念到头，上完小学上中学，上完中学上大学，我哥哥当然还得留学。”于是，在杨苡八岁那年，她终于被送进了天津著名的中西女校。

中西女校位于名为“南市”的“中国地”之中。南市是老天津人耳熟能详的贫民窟，杨苡眼中道路上的尘土与泥泞只是这片土地浮光掠影的一瞥，对老天津人来说，这里被称为“三不管”——“坑蒙拐骗没人管，逼良为娼没人管，杀人害命没人管”，贫穷与混乱把臂横行，居住在这里的是天津最底层的贫民，他们的居住环境与杨家不啻霄壤之别，“一间一丈见方的屋子，住着一家八九口，这间房子的效率可真不小，同时当作饭厅、卧室、厨房、厕所、作工室，甚至于当作鸡犬的豢养所。窗是有的，但是已用纸糊上，屋中简直没有好光线空气可言”，在这样典型的贫民窟里“小孩的哭声，大人的骂声，和鸡鸣犬吠相闻，演成了一种交响乐”。

但一进入中西女校，一路上的飞尘与泥泞便被彻底挡在学校优雅而气派的铁门之外，高耸的校墙隔绝了贫民窟中的哭叫吵嚷，整座学校犹如漂浮在贫穷沼泽上的一座华贵的小岛：“中西的校园漂亮极了，设施也相当完备。校门就很别致，很厚实的门洞，有一个尖顶。进去迎面是一座狭长的教学楼，一层二层都有长长的过道，很宽敞，铺着大块方瓷砖，敞亮洁净。楼上楼下都有大讲堂，里面一排排的桌椅都是固定在地板上的，桌椅连在一起，是一体的，像好多教堂里的那样。”

贵族，这个近年来常用来装点世家名门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时髦旧词，杨苡并不喜欢，“这些年老有记者采访，写了登出来，喜欢拿‘贵族’说事儿，很烦”，但不得不承认，她所上的中西女校“的确是一所比较贵族化的学校”，点数自己的同学“顾维钧大使的女儿是我姐姐好朋友。颜惠庆的二女儿是我好朋友，大女儿是我姐同学，三女儿前两年我们还聚了，现在去世了。反正都是这一类的，还有朱启钤的女儿，朱当过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代理国务总理，也做过督军、开滦矿务局的头儿……多了”，那位被一群身着军装革履的军官簇拥着、指甲上涂着蔻丹的赵四小姐，也是她的学姐。

但在身边环绕的诸多名流子女中，杨苡却特别记住了一位名叫冯德福的同学，与那些出身豪门的同学不同，冯德福的家庭就在“中国地”，她开口的“天津土话”，让大家都觉得“挺好玩的”，她在人群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她身上那件紫红色的大棉袄，在楼下的衣帽间里那些林林总总的毛呢大衣中，这唯一的一件棉袄格外抢眼地宣示了家境贫富的悬殊。冯德福只上了一年学，便从这所学校中消失了，杨苡猜测“可能还是学费太贵，家里供不起”。

乱世中的学校小岛

中西女校的学费之高，在当时的天津院校中名列前茅。“加上书籍一学期八十几大洋，这是走读的，要是住堂就要一百多了。这可是够贵的，当时一袋洋面两元钱，我们家女佣人的月钱也才两元钱”，杨苡回忆她的母亲也嘀咕过“怎么那么贵？！”

高昂的学费将学生的出身筛选一遍，确保入校生源都是像杨苡这样的名门小姐。但同样也是高昂的学费，确保这座学校可以营造一个伫立在贫民窟中的教育天堂。同学之间可以不必在意对方的身份高低，而平等友善也被塑造为一种有“教养”的理念。

“所以我们不大关心身份高低，是穷还是富，人人都是姐妹”。因此，即使是像冯德福这样出身小户的女孩，在杨苡的回忆中，大家除了对她的天津话和棉袄感到稀奇之外，“也没有瞧不起她”。

这种平等友善观念，虽然建立在巨大贫富差距之上，但并不能视为一种伪善，相反，它恰恰是对这些出身名门豪贵之家的学生们一次观念上的彻底矫正。对这些学生而言，中国旧式家族所构建的贵贱等级观念，可谓与生俱来，生而富贵让她们对身边处处可见的不平等视若寻常，甚至觉得理所应当，这种环境不是生长出骄奢与自大，就是滋生出压抑与自卑。杨苡自己就是这种环境的受害者，杨家的一系列悲剧也无不根植于此。但中西女校的平等友善的教育环境，不能不说对杨苡是一种心灵上的救赎，让她能够感受到家族贵贱等级的压抑之外，人与人之间还有这样一种无所谓贵贱高低的相处模式。

“中西的生活，多少可以说是象牙塔式的，和我后来到昆明到西南联大比起来，真有几分与世隔绝的味道，就像中西在‘中国地’，出了校门就是另一个世界。”

诚如杨苡在回忆中坦直的表述，那里确实是一个洋溢着平等、友善与爱的象牙塔。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中西女校与她的家庭有一个令人悚然的共同点，它们固然提供给杨苡的东西迥然不同，但它们都建造起一个与世隔绝的稳定环境，它们都是精致的金丝笼，只是饲养的方法不同而已。

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民间的疾苦、社会的动荡，除了偶一瞥之的那一瞬之外，几乎与她无关。而恰恰在她就读中西女校的十年，正是中国社会最纷繁复杂的时间。

许多年后，杨苡依然记得小学时代的一桩往事，那是在一天下午，学校忽然让学生赶快回家，让家里来接，学校里顿时大乱，杨苡也从窗户里看见校工在用铁丝网把学校围起来。校外接人的车大呼小叫，这是杨苡头一次体会到兵荒马乱的紧张。

和她一同念书的姐姐催着拉住她一起逃离校园，因为催得紧，杨苡随身携带的暖瓶都掉在地上，但就在这时，她却固执地要返回学校，因为学校里，有她带过来的小绿蚕。

“我要拿我自己折的小纸盒装的蚕，才养的蚕，我的蚕宝宝”，哪怕被姐姐责骂，她也一定要拿回自己的小绿蚕。但最后被姐姐大骂着拖走了。

那条蚕最终的结局，当然是饿死了。是的，那是在残酷战争中牺牲的一条再微不足道的小生命，比起那些在乱世中死得连图表上的数字都算不上的千万普通人来说，它太微渺了。但那一刻她内心生出的情感，却直到一个世纪后依然铭记犹新，因为那种不愿放弃弱者的勇气，那种救护生命的责任，那种出乎孩童天性的悲悯，将在她未来的人生中，支撑她直面扑面袭来的那个纷繁复杂的乱世，重新定义那个被千万人讲述了千万遍的陈词滥调：爱。

1919年7月

出生于天津。具体日期不详。

1927年

进入中西女校就读。

1935年

一·二九运动爆发，杨苡被勒令只能待在家中，因此闷闷不乐。在此期间阅读了巴金的《家》，心生感触，并开始给巴金写信。

1937年

被保送进入天津南开大学。在拍完中学毕业照的第二天，“七七事变”爆发。

1938年

发表诗歌《失去爸爸的孩子》触怒日本侵略者，杨苡开始逃难，被迫离开天津。

1938年7月

抵达昆明读书。受到沈从文指导，转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开始专研外语翻译。

1940年

杨苡与赵瑞蕻结婚。一家人在重庆团聚。

1943年

在重庆大学发现一本《魂归离恨天》的原著，产生重新翻译的念头。

1946年

定居南京。

1953年

决定正式动笔翻译《呼啸山庄》。

1955年

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由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

1972年

兄长杨宪益出狱，“文革”期间遭到不公正对待的杨苡也得到平反。

1980年

《呼啸山庄》再版。

1997年

杨苡去医院探望巴金，此次见面为二人最后一次相见。

1999年

丈夫赵瑞蕻逝世。

2009年

兄长杨宪益去世，享年92岁。

2022年

由杨苡口述，南京大学教授余斌整理的口述史出版。

2023年1月27日

杨苡逝世，享年103岁。

撰文/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