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陷入麻烦时，丁龙终于被找到了

　　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他做到了。

　　开始，他只是一个来自广东的卑微华工。后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却因他而设。

　　他生活在美国的大部分时间，都遭遇了严重的种族歧视。但是即使如此，他依靠自己在中国文化中养成的高贵品性，赢得了雇主的尊重和回护。

　　今天，中美关系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此时，寻找丁龙，回顾中美恩怨纠缠的往事，更显出特别的意义。

　　01

　　1875年，光绪元年，太平天国和捻军已经先后被镇压，距离甲午惨败还有不到20年时间，清帝国正在努力恢复元气。

　　但很多人没办法陪朝廷一起疗伤。

　　当时北美和澳洲，先后发现金矿，大批南方沿海人民漂洋过海前去淘金。

　　广东五邑地区，即如今的台山、新会、恩平、开平等地，是中国最著名的侨乡之一。这里的人，一直有走出去的传统。

　　粮食短缺，兵匪横行。又有土客械斗，一万多土客青年被对方掠夺为俘虏，当做“猪仔”卖往南美洲。

　　天灾匪患，逼得五邑人民只能出海谋生。

　　当时，澳洲的新金山已经不欢迎中国人。而加拿大又发现金矿的消息，很快传到国内。于是，到“金山”谋出路成为五邑人的共识。“父携其子，兄携其弟！”五邑青壮年纷纷借钱买船票前往北美，成为当地的主要开拓者。

　　一亩地约值13银元，去往加拿大的船票大概需要200银元。很多人需要倾尽家族之力，才能凑够这笔巨款。但是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出去才能改变命运。

　　尽管华工的待遇远低于白人，但月薪仍有二三十加元，平均每天约一加元。当时，一加元可以买到六瓶红酒，或者是两件衬衣。这样的收入，对于快要饿死的广东沿海民众来说，诱惑太大了。

　　电影《金山》中的主人公小虎说，在那样一个世道，他们什么都没有，除了贫穷和疾病。

　　既然一无所有，还有什么可怕的。

　　1875年，一名18岁的青年，也加入了前往北美的淘金大军中。这位姓马的青年，离开中国时的名字已不可考，姑且叫他小马哥吧。经过几个月海上颠簸，他侥幸登陆温哥华。

　　年轻时的丁龙

　　那时的温哥华当然不是今天世界最宜居城市的样子。和气候炎热的广东相比，这里是真正的山川异域。风雪，人情，饮食，处处都和家乡大不一样。

　　没多久，他转赴旧金山。在这里，他遇上了一位富商，卡朋蒂埃。

　　1824年，卡朋蒂埃出生于纽约今天唐人街所在的下城运河街附近。184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同时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全级作告别致词。第二年，卡朋蒂埃乘船绕过合恩角来到加州寻找发财机会。

　　卡朋蒂埃

　　卡朋蒂埃很快就赚到了第一桶金。30岁时，他自任为屋仑市（Oakland，今译“奥克兰”）首任市长。当然，投票过程不无可疑。31岁时，他得到政治盟友的回报，被授予加州民兵少将的荣誉职位，他也就自称“将军”，在他手下工作的华人也这样称呼。

　　奥克兰，与旧金山隔海相望，著名的金州勇士的主场就位于这座城市。

　　卡朋蒂埃的财产最多可能有2000万美元，按当时标准可称超级富豪。但他名声不显，可能是自己有意掩盖。

　　在加州，他接触到不少华工，包括小马哥。这位不满20岁的青年，因其勤勉，受到了卡本蒂埃的信任。做了卡朋蒂埃的管家之后，他改名为马进隆（Mah Dean Lung），即丁龙。

　　卡朋蒂埃对中国人印象很好。他雇佣过很多华工，中国人身上的一些优秀品质，深深打动了他。但是，当时华人在美国的地位非常低下，极受歧视。

　　华人的境遇恶劣，既有自身原因，也有白人至上观念的作祟。

　　02

　　187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不过十年，大批黑奴获得解放，资本家们没有了廉价劳动力，就把心思打到了中国人身上。

　　于是，几十万“猪仔”被从中国沿海贩卖到美国西海岸。从广州或香港澳门前往北美大陆，乘坐桅船，需要航行三四个月至半年不等。海上生活苦不堪言，吃不好睡不好，一生病只能等死，十分之一华工抵达不了目的地。他们病死后，只能扔到海里喂鲨鱼，永远等不到叶落归根。到岸后，有的被装在麻袋里，工头们上去踢一脚，挣扎得厉害的，说明比较健康，才会被买去开矿、修铁路。

　　除了“猪仔华工”，也有“赊单华工”。这种是向老板赊欠，然后还付本息的华工，相对于“猪仔华工”，他们在住、行等方面的待遇要好很多。赊单华工不是被骗的，而是自愿自由的，是为了改善生活。从离开家乡的年代看，丁龙应该属于赊单华工。

　　华人干活勤快工资要求又低，资本家们经常拿他们做榜样，“看看人家中国人，几乎什么要求都不提，活干的又快又好，有这么好的工人我不用，用你们？我傻啊。”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资本家这么喜欢华工。其他族裔的工人就讨厌华工，认为他们活得像奴隶，不懂得抗争。华工只要求5美元一天，有的甚至更低。可以连续工作，哪怕到半夜，中间除了吃饭不休息，不要工伤补贴。这种低要求，让其他族裔的工人失去了很多工作机会。而且除了吃饭和赌博，华工们的钱都攒下来寄回国内，对当地经济几乎没有贡献。

　　一位美国作家在报纸上说，“中国人这种不把自己当人的动物式的生存方式与我们美国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是不能共处的，他们虽有自由身，在精神上却是奴隶，他们不仅不懂得争取自身权益的重要性，甚至说我们基督徒是一群懒虫，可他们真的懂得自由劳动的意义吗？他们具备我们基督徒开拓美洲的勇气，理解为此付出的辛劳吗？”

　　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铁路工地上的西班牙裔工会找到华工，希望联合罢工抗议资本家的低薪。华工工头表面答应，暗地里却向资本家告密。这种背叛行为激怒了西班牙与爱尔兰工人，双方的冲突导致3个华工死亡。当晚，华工们报复杀死了3个西班牙人，其中还包括一个11岁的孩子。因为只找到2个西班牙男人，所以把孩子也杀了凑数。

　　变换一下场景。有几个同事要求老板把996改成855，同时要涨工资。但是另外几个中国同事开始时拍着胸脯愿意大家一起干，但最后偷偷去告密，不但可以996，还能少拿工资，以保住工作。

　　这种愤怒，确实无关国籍和种族。被背叛的感觉，不难理解。

　　但要求当时的华工有多高的觉悟，也是难为他们了。

　　清政府的残酷压榨，使得当时中国的人口素质极为低下。一个动辄“奴才该死”的国家，很难指望民众有人的觉醒。加上政府在国际交往上的腐败无能，世界各国对中国普遍缺少尊重，连带无辜的国民承受了巨大的屈辱。

　　千辛万苦去美利坚讨生活的中国人有错吗？既有，也没有。

　　有错的，就像那位美国作家批评的那样，是一种动物式的生存，精神上没有觉悟。这是清政府长期愚民带来的后果，很多民众只能像蚂蚁一样辛勤劳作卑微活着，哪怕到了异国他乡。

　　他们来到异国，是因为自己的国家被洋人打败了打怕了打垮了，沦为了“人下人”。他们在洋人面前直不起腰，是因为在家乡连官府都害怕洋人，何况他们这种苦力？

　　但是他们又是无辜的。难道活着，是一种罪过吗？为了家人的生活，为了家族的荣耀，他们忍受着苦难的折磨，独自在异乡打拼。这种奉献，可以不被理解，但没有人有权践踏。

　　如果没有他们的奉献，就没有美国太平洋(601099,股吧)铁路提前7年的贯通。没有这条铁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美国能否维持统一，都很难说。过去，从纽约到旧金山通常要走六个月，铁路建成后只需要七天。

　　修铁路的华工

　　“如果没有中国人在令人目眩的高空，贴在几乎垂直的悬崖上干活；如果没有中国人用生命闯过了白人难以忍受的艰苦难关，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负责的路段决不会建成。如果建成，时间上也要拖得很久。”RW霍华德在《宏伟的钢铁线》中这样说。

　　1870年6月30日，《萨克拉门托报道者》曾登载一篇新闻报道，标题为《运送遗骸》。文中记载，从中央太平洋铁路沿线运来的中国人骸骨总重量约为2万磅。根据成人骨头重量约占体重14%这个比例，假设那时中国劳工的平均体重为119磅，2万磅可换算成1200具骸骨。

　　然而，为美国死伤无数的华工，却遭遇了白人的过河拆桥。

　　铁路建成举行的庆祝仪式上，大部分华工们没有受邀到场，华工好像从没来过美国。

　　对不起中国人的，是美国人。

　　排华法案

　　1882年5月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史上第一个限禁外来移民的法案——《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即通常所说的排华法案。

　　反对排华者认为这违背了中美《蒲安臣条约》中的自由移民政策，而且违背了美利坚共和国"自由平等"的立国原则。

　　03

　　排华法案之后，大部分华工回到了中国，只有少部分人像钉子一样，留在了美国，比如丁龙。

　　卡朋蒂埃脾气不太好，但丁龙始终对他忠心耿耿。

　　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这样一个说法。

　　有一次，卡朋蒂埃因为醉酒赶走了丁龙。第二天早上，他就后悔了。长期照顾他的丁龙，甚至比他本人还要了解他。没有了丁龙，他知道自己将面临很多麻烦。

　　让他意外的是，丁龙依然像往常那样为他端上了早餐。卡朋蒂埃发誓再不乱发脾气。丁龙却说：他原谅主人，因为他知道卡本蒂埃是个好人；孔夫子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人要忠心，要珍视自己的荣誉。

　　卡朋蒂埃彻底被感动了。他在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中国底层民众身上，看到了可贵的品质。

　　这个故事最早出现于1958年2月21日，台湾驻美“大使”董显光对美国华侨团体演说时，讲述了这个前所未闻的“丁龙”故事。

　　董显光

　　1960年6月6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布长篇通讯《我国留美华侨丁龙惠泽长留 哥伦比亚大学设奖学金纪念丁龙对美国的贡献》。通讯引述董显光演讲内容——很多年以后，卡朋蒂尔将军对丁龙说：“我所欠你的恩典太多了，你希望我怎样报答你呢？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丁龙的回答是：“美国人民不懂中国文化，也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意义，我希望你能在促进这种了解上做些事。”这也就是卡朋蒂尔捐款给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中国语文和法律学系的动机。（1960年6月6日香港《华侨日报》）

　　据学者陈晓平的研究，董显光这个版本的“丁龙”故事近乎无中生有。创作“丁龙”故事的目的，在于提振美国亲蒋侨团士气，可能也希望透过华侨的热心传播，影响美国对台舆论。

　　中央社发布这篇通讯后不久，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来到哥大讲学。据他本人所说，他是从哥大经济学教授何廉那里听到“丁龙”的故事。不过，成书于1966年的《何廉回忆录》并没有提及此事。

　　钱穆

　　回到港台以后，钱穆又在不同场合讲过这个故事，并在“董显光版”基础上添加了更多新的细节。

　　1961年3月27日，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演讲“关于丁龙讲座”，演讲稿收录于《新亚遗铎》一书中。

　　相比董显光版，钱穆这里编造了“丁龙是我们山东人”、将军家里失火“丁龙”回来帮助、弥留之际还钱给将军等情节。

　　钱穆给“丁龙”编造虚假籍贯，给后来寻找丁龙的家乡造成极大困扰。

　　不过早在1931年，出生于中国的汉学家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就发表《美国的中国研究》一文，明确指出Dean Lung来自广东（from Kuangtung）。

　　2000年，哥大人类学系教师王海龙出版《哥大与现代中国》。他查阅了哥大档案，弄清了卡朋蒂埃履历，大体还原了捐赠过程，但又采纳了董显光版、钱穆版的部分虚构成分，影响了其学术价值。近二十年来，丁龙被很多人知晓，王海龙的传播功不可没。

　　04

　　约1881年，卡朋蒂埃带着丁龙回到老家纽约定居。以前多说他在1889年到纽约，但卡朋蒂埃的老朋友之儿子回忆指出，1881年冬，卡朋蒂埃已入住纽约市37街东108号，这也是他去世时的住所。

　　在纽约期间，除了照顾卡朋蒂埃的饮食起居，丁龙还进入大学学医，但不知何故未完成学业。1894年，他返回中国时签署的誓词中，自称“我曾注册为医学生但未能卒业”。(“I started in as a student of medicine but did not finish.”)

　　卡朋蒂埃是个超级富商，他的生意遍布世界各地。丁龙跟着他，到过欧洲和非洲。中间，丁龙曾经两次回国。

　　据美国媒体报道：卡朋蒂埃和丁龙一起坐豪华客舱，引起其他旅客抗议，认为“中国佬”应该被赶到仆人舱位。但卡本蒂埃拒绝与丁龙分开，称他本人是这位中国人的秘书，这个黄种人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家。顿时，船上人人都对丁龙敬畏起来。

　　时间到了1901年。这一年，丁龙已经来美国26年。他想回家了。

　　中国人总是想着落叶归根。离家越久，思乡越重。加上美国社会的排华，丁龙向卡朋蒂埃提出辞职。屡次挽留未果，深深被这个卑微移民及培养出其高尚人格的中国文明所打动的卡朋蒂埃，决定满足丁龙一个愿望，以全主仆之情。

　　1901年6月8日，卡朋蒂埃写信给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塞斯?娄（Seth Low），附一张10万美元支票，信中说道：50年来我从克制抽雪茄、喝威士忌当中节省下来一些钱，凑成一张支票奉呈于阁下，希望用来在贵校建立一个有关中国语言、文学、宗教、法律的系科，命名为“Dean Lung”汉学讲座；此为无条件捐赠，惟一的条件是不提我的名字，仍保留今后追加赠款的权力。

　　卡朋蒂埃给校长的信

　　信中还说：当我想起，中国有几亿人口，拥有巨量文献，这些古老文献至少堪与世上最伟大的经典著作相比；他们所继承的古代文明，其年代与环地中海文明相颉颃；他们拥有完整的古代法与习惯法；无论美国人喜欢与否，由于命运的安排，中美之间已形成一种紧密的“邻人”关系，工商业方面的互动将会发展到每年数十亿美元。为增进国际友谊、文化交流方面，促成双方相向而行，充满自豪感的哥伦比亚大学若不能率先迈出这一步，岂非憾事？（《纽约先驱报》1901年6月13日）

　　1901年6月28日，丁龙也写信捐出了自己的积蓄。他在写给校长的信中标明“谨此奉上一万二千美元现金支票作为对贵校中国学研究基金的捐款”，并在署名中写上了“一个中国人”。

　　丁龙写给校长的信

　　这笔钱是他几十年的积蓄，约相当于现在的84万美元。如果带着这些巨款回到中国，丁龙将成为巨富。

　　但是他却决意把积蓄捐给哥伦比亚大学，因为他深受被歧视之苦，想以卑微之身促进中美互相了解。

　　丁龙没读过几天书，不算知识分子。他带着在中国文化中养成的品德，在美国挣扎求生，用自己信奉的理想道德严格要求自己，感化了卡朋蒂埃。这个小人物的义举，让很多巨富鸿儒汗颜。

　　塞斯?娄家族和中国渊源甚深。他的叔祖父威廉?娄，是广州十三行旗昌洋行合伙人，旗昌洋行为当时美国在华最大企业。塞斯?娄之父阿比尔?阿博特?娄（Abiel Abbot  Low），1833年入广州旗昌洋行工作，1837年升格为合伙人，1840年与十三行巨商、世界首富伍秉鉴开设合伙企业，成为丝茶贸易巨擘。（相关背景详见本人公众号“码头青年”旧文《这个广州籍首富，是如何深刻影响美国的》）

　　即使是这样一个“中国通”校长，也仍对中国人抱有成见。他给卡朋蒂埃写信质询丁龙的身份，卡朋蒂埃回信说：“丁龙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而且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所遇出身寒微，但却生性高贵的天生的绅士性格的人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的话，他就是一个。”“不错，他是一个异教徒，正像苏格拉底、留克利希阿斯、艾皮克蒂塔也都是异教徒一样。……这是一个罕有的表里一致、中庸有度、虑事周全、勇敢且仁慈的人；谨慎小心，克勤克俭。在天性和后天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在行为上，他像一个清教徒；在信仰上，他是一个佛教徒；但在性格上，他则像一个基督徒。”

　　在那个反华仇华的时代，卡朋蒂埃如此回护丁龙，确实难能可贵。在他的笔下，丁龙可以和圣人比肩。

　　同样是在此信中，卡朋蒂埃抨击了美国人的排华暴行：“我并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中国人的子孙，更不是在帮残酷和落后的中国辩护，其统治者的罪恶使得它在行进途中蹒跚踉跄、步履维艰。但现在看起来似乎应该是我们去更多地了解和关注住在东亚及其周边岛屿上的那大约七亿人们的时候了。”(1901年7月20日)

　　最终，哥伦比亚大学同意丁龙和卡朋蒂埃捐建汉学系。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其间中国政府通过驻美大员伍廷芳关怀此事。最终，清政府为哥大建汉学系捐赠了约5000册书，约合7000美元。

　　过程中，哥大事无巨细都向卡朋蒂埃伸手，连慈禧太后赠的书，校方都不愿花钱精装，而向卡朋蒂埃索要1500美元装订费。卡朋蒂埃后来一再追加款项，最后捐款27.5万美元。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是美国最早的汉学系之一。因为卡朋蒂埃的慷慨，“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资金可以邀请到全世界最杰出的汉学家加盟。

　　东亚系大楼

　　此后的一百多年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一直是西方汉学研究的重镇。哥大汉学系只有四位教授荣获“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学衔，说明对这个学衔的要求之高。第一任“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夏德先生是胡适的导师之一。胡适博士论文答辩时，他是惟一能看懂论文中有关中国上古哲学理论及原文的导师。

　　后来，顾维钧、张学良、李宗仁、张国焘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口述实录。

　　05

　　1905年，丁龙回国。无儿无女一生未婚的卡朋蒂埃伤感不已，他认为丁龙本该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安家、为家人提供教育而感到高兴。但是当时美国的排华浪潮剥夺了丁龙在美定居的权利，并被当地的居民动用特权驱逐。

　　1905年6月27日，丁龙离开纽约回国，回到了家乡广东台山市白沙镇。根据1901年10月13日的《纽约论坛报》的说法，丁龙“结了婚，有三个小孩”。

　　卡朋蒂埃无比思念丁龙，这个陪伴他30年的忠仆和伙伴。

　　也许是因为丁龙的缘故，卡朋蒂埃向广州岭南学校（Canton Christian  College）医学院捐款25000美元。这笔钱被用于购买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岭南学校校园内所建的一座建筑，用作岭南学校医学院，改名为卡朋蒂埃堂（Carpentier Hall）。后来，卡朋蒂埃堂改为岭南大学女生第一临时宿舍，建筑至今尚存，地址门牌为中山大学东北区378号。

　　中山大学东北区378号卡朋蒂埃堂

　　在卡朋蒂埃的故乡萨拉托加县戈尔维村，有一条长达3英里的道路被命名为“丁龙路”。当地村民们几乎都知道，这条路是卡朋蒂埃以他的仆人名字命名的。

　　后来，丁龙不断被寻找。

　　2007年，哥伦比亚大学发起寻找丁龙的启事。

　　去年和今年，央视《新闻调查》栏目也在中美两国奔波寻找丁龙。

　　2020年4月，广东台山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组织由当地侨务工作者、“丁龙”研究者和地方历史学者建了“丁龙调查微信群”。4月13日，台山侨联公开刊登“寻人启事”，开启了“寻找丁龙”的接力赛。

　　4月16日，经过台山侨联“丁龙调查”工作组成员、台山市白沙侨刊社编委黄祥光，辗转联系数位台山籍在美华人，一位台山千秋里村马万昌的后人马嘉燕，提供了数封曾祖父和祖父留下的信件。

　　台山市侨联获得的来自马万昌后人提供的中文信照片，显示马万昌赴美，取名马进隆（Mar Dean Lung）。央视报道截图

　　据台山市侨联介绍，这些突破性的材料包含着一封中文信照片、两封英文信照片以及一个信封照片。披露的中文信的内容写于1972年8月18日，为马嘉燕祖父马维硕（号士筹）写给马嘉燕父亲马文企的信：“今天内信夹来英文信一封，就是在六十多年前你的祖父马万昌和一位很富有的美国人剩下来的一封通信，我看不识此信所讲的事情，故特寄给旅外的儿女们看看，亦为我们家史做参考的材料”。

　　信中详细忆述了马万昌生平事迹：“你祖父的生平勤慎谦虚，少年的时候，因家道贫穷远洋美国谋生，找寻工作栖身，后落足在美国纽约，正值这位富翁美国人的写字楼工作需人，你祖父得为雇佣，取名马进隆（Mar Dean Lung），在写字楼中试工三个月，就得这位富人信重，收为近身随员，掌理事务，从此跟随富商游历欧非两洲，足迹踏遍多少地方了”。

　　而台山市侨联披露，马万昌后人提供的英文信件寄信人署名均为HWC，正与卡朋蒂埃全名Horce Ｗ.Carpentier缩写相吻合。

　　其中一封写于1917年11月的英文信件，展示了密友间的一段对话：“我自己驾着约翰逊先生新马队拉的车上山去了，3英里长的Dean Lung路已经被公认为是萨拉托加郡最好的道路，希望你能再来看看它，这里的天气真好”。

　　另一封英文信中，卡朋蒂埃写道：“这里没有什么新鲜事，我们有一口又深又好的井，就在学校的后面，建了储水罐和风车磨坊，安装了自来水管，真方便，尽量再来看我一次吧。”

　　此外，台山市侨联也获得一个信封图片，上面留有中英文，中文显示签收人为“进隆万昌收”；信封上的一个邮戳显示，这封信是1907年9月从戈尔维（GALWAY）发出，另一邮戳显示丁未年九月二十到达白沙信馆，即当年10月25日。江门市集邮协会理事李柏达表示，当年美国邮路确实需要1个月多时间，信封所呈现的邮路合理。

　　据卡朋蒂埃生平资料显示，他于1918年1月31日去世，如果该信的发出者HWC真为卡朋蒂埃，他在信件发出后约4个月便离世。

　　1936年，马万昌离世，葬于故乡台山千秋里村。

　　他去世7年后，因为与中国结盟对抗日本，美国才废除排华法案。2012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对排华法案致歉。但是这些，丁龙都看不到了。

　　丁龙想不到的是，他离开人世之后，会被这么多人寻找。一个曾被中美两国“精英”贱视的华工，在一百多年后，两国关系陷入麻烦之时，很多人又想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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