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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双循环、共富裕

2020-11-08 18:52:14 和讯名家 

——深度解读十四五规划建议稿

文 财信国际经济研究院 宏观团队

核心观点?

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文简称《建议》)全文发布。综合来看,《建议》的核心要义体现在三个“新”上,即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因此,本文主要分成三部分,围绕“三新”内涵及其背后逻辑,深度解读建议稿。

>> 进入了什么样的新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当前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发展阶段。该阶段内涵主要体现在:

一是新发展起点:拥有14亿全面小康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全球最大消费市场和约30万亿元消费潜在增长空间,增长模式逐渐切换到主要依赖内需,拥有全球唯一最完整工业体系。

二是新发展环境: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新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起点良好;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呈现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占比不断提高,而发达经济体占比持续下降的“东升西降”特征,我国处于稳二冲一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人心;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挑战新变化: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已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发展构成威胁。

三是新阶段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内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经测算,如果人均GDP对标高收入中的第50、40、30名,那么我国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对应的人均实际GDP年均增速分别要求达到2.9%、4.1%、6.8%。到“十四五”末即2025年要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预计需要在2021-25年期间保持人均名义GDP增速在5.1%以上。根据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和发展趋势,实现这些目标是高概率事件。

>> 需要什么样的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创新、协同、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贯穿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和全领域,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一脉相承。一是明确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二是继续强化协调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等多措并举,释放高质量发展潜力。三是推动绿色发展,通过节能减排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向创新和绿色双轮驱动模式转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四是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等,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五是坚持共享理念,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

>> 构建什么样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当前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我国“两头在外”依托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同时大国经济的优势和共同特征之一就是内部可循环,构建双循环格局已正当其时。如何形成双循环格局?核心在于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强化供需互动打通内循环。其中,供给端重在拉长长板、补齐短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完整性,并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支撑;需求端的核心抓手与支点,则是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全力促消费,同时推进新型城镇化、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率,目前我国城镇化率仍有约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此外,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依托于宏大顺畅的国内循环,将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实现更高开放水平、更高质量的国际循环,以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正文

一、进入了什么样的新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一)新发展起点:中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1、“三步走”战略和十三五规划完成情况

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中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此后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对“三步走”战略进行部署调整(见表1)。如党的十六大认为“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要在20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十九大将原计划2050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前至2035年。

自党的十三大提出“三步走”战略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稳步发展,先后完成了解决温饱问题、达到小康水平等历史性跨越,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见图1)。"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在此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一是经济保持持续较快发展,经济运行效率大幅提升。2015-2019年我国GDP年均增速6.7%,全员劳动生产率由8.7万元/人升至11.5万元/人。二是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显著。2019年我国每万人拥有发明专利13.3件,较2015年翻一番;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9.5%。三是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就业、教育、文化体育、社保、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四是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2019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0%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较2015年减少30%以上。截至2019年,“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定量指标多数已提前完成(见图2),我国即将步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程的新阶段。

2、全新发展起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拥有14亿全面小康人口、世界最大中等收入群体、全球最大消费市场和超大消费潜力市场、增长模式切换到主要依赖内需、全球最完整工业体系等诸多优势和全新起点,在人力资本、市场规模、经济结构和产业体系等方面,具备诸多有利条件。

(1)拥有14亿全面小康人口

我国是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人力资源强国。根据国家统计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标准,截至2019年,我国14亿人口在收入财产、医疗健康、文化教育、社会公平与保障等方面达到小康水平(见图3),为经济高质量增长奠定了雄厚基础。

(2)世界最大中等收入群体

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相关标准,经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由2010年的一亿多人发展至2018年的四亿多,规模为全球之最(见图4)。中等收入群体具备购车、购房、闲暇旅游的能力,所释放的消费需求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重要支撑。同时,中等收入群体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有助于更好地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

(3)全球最大消费市场和超大消费潜力市场

我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40.8万亿元,约合6.0万亿美元,与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美国的差距不到3000美元(见图5)。

中国消费市场不仅规模庞大,还是全球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根据历史数据测算,我国边际消费倾向约0.7,即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将有0.7元用于消费。按照规划中“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要求,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由2019年的3万元升至6万元左右。假设边际消费倾向保持不变,到2035年我国人均消费预计增加2.1万元,按14亿人口估算,我国消费市场约有30万亿元的潜在增长空间。

我国消费内需市场的不断扩大,无疑将产生对全球资源要素的更大引力场,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4)增长模式切换到主要依赖内需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取得显著进展,经济增长越来越多依靠国内消费和投资,大国经济特征明显。如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10%降至2019年的1%左右;外贸依存度也由过去的60%以上降至2019年的32%(见图6)。净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弱,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8%降至2019年不足3%,接近国际平均水平(见图7)。

(5)全球最完整工业体系

我国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起稳居世界第一,2019年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28%(见图8),同时也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此外,我国经济创新能力不断增强,2019年我国PCT专利申请量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见图9)。大而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逐渐具备能够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基础,保障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

(二)新发展环境: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对于中长期新发展环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文简称《建议》)提出,“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何为“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和挑战又面临哪些新变化,是需要重点理解的。

1、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重要战略机遇期”并非新提法,但其内涵却在不断变化。从历史上国家对发展环境的定位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一是1987年十三大期间,未提机遇更注重挑战,如十三大报告对发展环境的定位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紧迫的严峻的”;二是十四大至十七大期间,首次做出“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强调机遇大于挑战,如1992年十四大报告提出“既有挑战,更有机遇”、2002年十六大首次做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三是十八大至今,保留“重要战略机遇期”提法,但强调机遇与挑战均前所未有(见图10)。

本次全会做出“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判断,从历史相关表述的变化看,其内涵或更多地体现为“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正如中央财经委韩文秀在答记者问中提到的,“这个战略机遇期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第二个特点是危中有机,危可转机”。他还指出“现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要辩证地认识机遇和挑战的关系,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

2、机遇的新变化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变局之中仍可开新局,我们正面临机遇的三大新变化:

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中国面临抢抓新技术制高点的重大机遇。如近年来全球数字经济在变局中逆势发展,已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新动能(见图11)。根据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的统计数据,2019年全球数字经济增加值为31.8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比重已达到41.5%,较2018年提升1.2个百分点;全球数字经济平均名义增速为5.4%,高于同期全球GDP名义增速3.1个百分点。同时,中国数字经济增速全球第一、规模全球第二,竞争优势较为突出(见图11)。从增速看,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速高达15.6%,排名全球第一,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0.2个百分点,增长势头非常强劲;从规模看,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体量为5.2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从占比看,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为36.2%,落后德、英、美等发达经济体20个百分点以上,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二是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呈现出“东升西降”特征,中国国际地位有望进一步提升。21世纪以来,全球化加速发展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新兴大国新起和西方大国衰降趋势明显:如美日德法英等西方大国GDP占全球的比重由60%左右降至约40%;新兴经济体GDP占全球比重由10%左右升至25%以上,且新兴经济体中超过90%的增幅由中、印、俄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所贡献(见图12)。在此背景下,2019年中国GDP占全球比重已超过16%,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国内GDP增速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以上(见图13),表明只要中国继续保持经济增长韧性,未来国际地位进一步明显提升是确定性事件。

三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只要我们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就有可能在全球治理体系新旧转换期转危为机。在历史的长河中,全球化一直都是人类发展的主旋律,贯穿人类发展的始终,尽管中间可能会被一些冲突甚至战争打断,但不会改变全球化的大趋势。如远古时代部落之间就开始互通有无,公元前“陆上丝绸之路”的建立开启了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形成了欧洲为主导的全球化,东西方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了本轮全球化进程。当前,受经济力量调整影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新旧转换,经济全球化遇到逆流,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是人心所向,全球化今后也还会在曲折中深入发展。

3、挑战的新变化

挑战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疫情影响深远可能加剧逆全球化趋势,各国内顾倾向明显上升;同时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倒退已有迹可循,如全球FDI占GDP比重和商品贸易占GDP比重,先后于2007年和2008年见顶回落,2019年两者自高点降幅分别达到3.7和7.4个百分点(见图14)。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最新预测数据,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萎缩9.2%,降幅明显高于主要国际组织对同期GDP增速的预测值,意味着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占GDP的比重还将进一步下降。

此外,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表现出较大脆弱性,供需两端均面临收缩压力,导致各国高度重视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传统驱动全球化发展的成本收益导向和产业分工导向已退居次要位置,产业链逆全球化和内向化发展趋势进一步强化。如疫情发生以来,美、日、英、法等国均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支持重要、关键产业回流本国。

国际政治方面,“地球村”政治逆全球化与民粹主义兴起,原有国际治理体系正加速解构。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坚持“美国优先”政策,频繁退群(见图15),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缺口扩大,出现治理赤字,国际秩序日趋动荡。欧洲各国在难民接收、社会福利等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英国脱欧导致欧盟分裂风险进一步上升。

(三)新阶段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

全会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从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环境等诸多领域绘制了一张宏伟蓝图(见图16)。其中提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定量指标。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标准,共有59个高收入国家,分别以人均GDP排名第50、40、30名的乌拉圭、希腊西班牙作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对标标准,且假设全球通胀保持历史均值,那么我国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分别对应的人均实际GDP年均增速要求分别为2.9%、4.1%、6.8%以上(见图17)。

此外,《建议》说明稿中指出,“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根据世界银行现行高收入国家标准,人均GDP为1.25万美元。2019年我国人均GDP为1.03万美元,尚有0.2万美元差距。由于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标准每年都在变化,根据历史经验,约每年提高1.6%。因此,到“十四五”末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预计需要我国到2025年保持人均名义GDP增速在5.1%以上(见图18)。而实现2035年翻一番的目标,需要年平均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增速为4.7%以上。根据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和发展趋势,实现这些目标是高概率事件。

二、需要什么样的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穿了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和全领域,将《建议》中的短期、中长期经济发展目标有机衔接在一起(见表2),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题。

(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提高经济质量效益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建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一方面源于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我国需通过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另一方面国内高质量发展亟待创新破解“经济动能转换”难题。

加大科研投入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举措之一,当前我国研发投入尤其是基础研究比重落后于发达国家。虽然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由2002-2007年的46%提高至2013-2018年的58.7%(见图19),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研发投入强度尤其是基础研究投入比重明显不足,如我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有较大差距(见图20),基础研究在研发支出中的比重仅有5.5%,远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国13-20%的水平(见图21)。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从“科技自立自强”出发,多维度明确了研发尤其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国家层面“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企业层面“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人才层面“支持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制度层面“健全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多渠道投入机制,加大对基础前沿研究支持”。

在产业创新升级方面,《建议》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并明确8大前沿领域、9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基建、数字经济等:一是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二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三是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四是加快数字化发展,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释放高质量发展潜力

《建议》提出“优化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当前我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制约高质量发展空间。在“先富共富”经济梯次推进战略指导下,我国地区经济发展表现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征,如2019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均GDP分别为94371元、58729元、53742元、46553元,区域不平衡特征较为明显(见图22)。同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也处于高位水平,如2019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分别为42359元和16021元,前者是后者的2.64倍(见图23)。

乡村振兴方面,《建议》提出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国土空间开发方面,《建议》提出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发挥各地比较优势,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区、农产品(000061,股吧)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其中城市化地区高效集聚经济和人口,农产品主产区增强农业生产能力,生态功能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建议》提出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城镇化建设方面,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并再次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三)推动绿色发展,增强经济持续发展动力

绿色是经济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推动绿色发展,将促进发展模式从低成本要素投入、高生态环境代价的粗放模式向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双轮驱动模式转变,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国内绿色经济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由于国内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高于世界和美欧日水平,如2019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77倍(见图24),国内生态环保任重而道远。

在推动绿色发展的具体措施方面,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等,依然是十四五期间的重点工作。如《建议》要求“降低碳排放强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以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要“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并“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以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循环利用”、强化河湖长制、推行林长制等,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等,以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四)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建议》提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表明尽管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中国坚持开放的立场和决心没有变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将进一步拓展。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将“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构建双循环格局。

更高水平开放方面,《建议》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是要求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二是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在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的同时,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三是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与“十三五”规划中“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可兑换、可自由使用程度,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人民币资本走出去”表述相比,“十四五”期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更多地依赖市场选择,而不是靠政策去推动,更趋理性和谨慎。

合作共赢方面,重点在于巩固和拓展中国“朋友圈”。“一带一路”更强调高质量,一是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二是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三是遵循国际惯例和债务可持续原则,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四是推进战略、规划、机制对接,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联通。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方面,在全球治理赤字日益凸显的背景下,我国将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承担更多合作型大国责任,推动二十国集团等发挥国际经济合作功能,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和多双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推动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制定,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

(五)坚持共享理念,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

在共享理念方面,《建议》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以缩小收入差距为抓手,以推进共同富裕为目标。坚持共享理念,有利于引导人民更加积极的参与经济建设,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

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但基尼系数长期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见图25),表明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建议》以“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和目标,在共享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一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二是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健全各类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三是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扩大就业容量,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提升就业质量,促进充分就业。四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五是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六是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七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八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向基层放权赋能,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

三、构建什么样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一)为什么会形成双循环格局

构建双循环格局既是应对外部冲击的主动作为,也是顺应大国经济发展规律的长期战略。具体来看:

一是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我国“两头在外”模式不可持续。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加入国际大循环,市场和资源长期“两头在外”,形成了“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如我国制造业最终产品中用于出口的比重长期在4-5成左右(见图26),海外市场需求对制造业的影响较大;同时中国铁矿石、铝、铜、镍等矿石消费量占全球的比重均超过50%(见图27),对外资源依赖程度较高。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逆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兴起,导致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外部市场需求与资源供给均面临一定冲击,如全球贸易总量占GDP的比重由2008年的51.4%降至2019年的44.1%(见图14);疫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亦进一步上升,我国“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模式已明显不可持续。

二是大国经济的优势和共同特征之一就是内部可循环。一方面,中国拥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将对内部循环形成重要支撑。近年来,国内需求(消费+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也已大多保持在90%以上(见图28),内部大循环的动能明显增强。另一方面,大国经济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国内可循环,美国等主要大国对外商品贸易占GDP的比重长期在25%以下,中国该占比由2006年的64%已降至2019年的32%,但与其他大国相比,仍还有一定下降空间(见图29)。

(二)如何形成双循环格局

《建议》提到,“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这意味着实现双循环的核心在于打通内部循环,而打通内部循环的关键应从供需两端发力,实现供需互动。此外,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使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1、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强化供需互动打通内循环

供给端:拉长长板、补齐短板+强化金融对实体的支撑

从供给端看,打通经济循环堵点,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增强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为实现上述目标,举措主要有二:

一是拉长长板、补齐短板,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建议》提出要“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这意味保证供给端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是事关内循环畅通的重要一环。从目前我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但并非制造业强国这一基本面情况出发,需重塑新的完整产业链:一方面要拉长长板,通过锻造一些“杀手锏”技术、充分发挥我国产业规模优势和部分领域全产业链优势,巩固提升我国优势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不断拉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形成对外方人为断供的强有力反制;另一方面要补齐短板,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卡脖子”技术攻关力度,加快推进进口替代,尤其是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要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确保在极端情况下保证经济正常运转,同时补齐医疗、养老、幼儿教育等需求旺盛行业的供给短板,改善供给质量,不断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

二是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支撑。近年来,我国金融资源大幅流向房地产市场,对实体特别是制造业的支持明显不足。如国内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仍超过30%,部分时期甚至超过50%(见图30),是信贷资源的主要投向;相比之下,2014年以来我国制造业贷款余额增速长期在6%以下的低位徘徊,大幅低于同期房地产增速(见图31)。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制造业繁荣—居民收入增加—消费增长”传导链条是国内循环的重要支撑,但房地产过度繁荣会对制造业产生挤出效应(详见报告《房地产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拐点到来了吗》),明显不利于内部循环的畅通。因此,《建议》提出要“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明确“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意味着金融供给结构必须加快调整,加大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在具体措施上,预计国内信贷将继续向制造业倾斜,同时以股权融资为主的直接融资比重有望明显提升,以满足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融资需求。

需求端: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进新型城镇化

从需求端看,国内消费、投资市场潜力和空间均十分巨大,扩内需的关键在于激发和释放这些潜力。

一是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促消费的重要抓手。总书记在《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中指出,“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等收入群体是消费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约有4亿中等收入人口,绝对规模世界最大,但同时国内仍约有一半的人口(约7亿人),月平均可支配收入在2000元左右或低于2000元(见图32),包括一半中等收入户、全部中等偏下和低收入户,若明显提高这部分人的收入水平,使其转化为中等收入群体,对于释放国内消费潜力将大有益处。

如何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或是其中的关键。具体来看,一要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因为当前收入分配机制对资本等其他要素更有利,如国内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不断下降,财产性收入占比则不断上升(见图33),但低收入群体资本存量少,当前分配结构不利于更多地提高其收入水平,需加快改革。二要在再分配过程中注重向居民部门倾斜。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下降趋势虽有所缓解,但居民部门再分配收入与初次分配收入占比剪刀差,仍呈负向不断扩大趋势(见图34),反映出在再分配过程中,居民部门承受的负担趋于增加。为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潜能,国家需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居民的收入分配,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注意对不同收入水平群体进行差异化调节,通过税收等方式合理调节过高收入。三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支持发展慈善事业,优化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此外,为保障收入稳定,国家需进一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扩大人力资本投入,支持普通劳动者通过自身努力工作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二是推进新型城镇化、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率是拓展投资的重要支点。2019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离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仍有约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见图35)。这意味着,国内围绕推进城镇化而展开的投资活动潜力巨大,有望继续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是内循环中拓展投资空间的重要支点。此外,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集聚的过程中,会增加很多的新消费需求,如买房、教育、医疗服务等,将进一步对扩大内需形成支撑。

对于走什么样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建议》明确指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何为“以人为核心”,简单来讲无非是能满足人的“经济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安全需要。”为同时满足上述目标,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或是未来城镇化空间发展格局的新趋势。网络型城市群,一方面依托于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优势,可以吸引各类资源流入,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共同发展,满足经济和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同时推动多中心、多层级以及郊区化发展模式,可以缓解大城市房价高、生活资源紧张、拥堵、环境污染严重等典型病症,满足生态和安全等需求。目前来看,国内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首都经济圈等均已形成网络型城市群发展雏形。

2、以内循环为引力场,实现更开放、更高质量的国际循环

总书记多次强调,“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并不矛盾”,反映出畅通国际循环也是新发展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如何畅通国际循环?核心依旧在于,构建宏大顺畅的国内循环,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同时坚定扩大对外开放,放宽市场准入,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今年以来,我国在应对疫情防控和推动经济复苏上均领先全球,率先恢复国内循环,同时国内金融、经济等多领域对外开放步伐明显提速,市场准入大幅放宽。在此背景下,我国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吸引力大幅提升,用实践生动说明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畅通内外循环。如2020年1-9月,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规模持续攀升,已逼近8万亿,其中持有股票资产和债券资产同比增速分别高达56%和36%(见图36);同时,在今年上半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接近萎缩一半情况下,1-9月份国内外商直接投资已逆势同比增长2.5%(见图37)。

充分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除了加大开放力度外,还需加快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相衔接,推进同线同标同质。在这个过程中,我国贸易方式、进出口产品质量均有望明显改善,同时也契合了国内高质量发展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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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金露 HF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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