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开发开放： 国家战略的使命和担当

　　[ 30年来，浦东始终走在我国发展的最前沿和时代的最前列，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各个关键阶段承担国家战略，勇当全国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标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 ]

　　浦东开发开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30年来，浦东始终走在我国发展的最前沿和时代的最前列，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各个关键阶段承担国家战略，勇当全国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标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浦东开发开放的成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和魅力。

　　一、“一张王牌”：中国改革开放“十字路口”的重大战略部署

　　上世纪80年代，上海逐渐失去了曾经光耀远东的大都市光环，出现了大量的矛盾，综合平衡遭到破坏，经济与社会发展比例失衡，患上了严重的城市病，一度退居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后卫”。上海怎么办？1986年，上海市政府两次召开“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研讨会”，共商上海发展大计，开发浦东成为各界共同的呼声。从上海的自身发展而言，开发浦东就是要通过浦西人口的疏散和传统工业的东迁，来优化与提升上海的城市功能，进而实现整个上海的振兴。

　　从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局而言，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决策有更深层次的动因。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严峻考验。1990年3月，邓小平严肃地指出：“现在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他强调，“要用宏观战略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比如抓上海就是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一张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1990年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由此，浦东开发开放从地方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其战略目的就是向世界表明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决心。

　　二、理念创新：在更高的思想起点实现“后来居上”

　　新区设立之初，上海和浦东就站在更高的思想起点上，以理念创新引领高水平的开发开放。浦东提出了“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的理念，从宏观战略上把浦东的发展放到全球化浪潮的大背景下来谋划，主动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融入全球科技革命、产业分工和全球价值链，实现跨越式发展。浦东提出“规划先行”的理念，积极吸收国际智慧，学习国际经验，做好城市规划，并通过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把城市规划用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浦东力求做到“富规划、穷开发”，即开发者做规划时站得高、想得远，在建设中留有余地，量力而行，分步实施。

　　浦东提出金融先行和高科技先行的理念。上世纪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浦东率先发展服务业，积极发展要素市场，在陆家嘴(600663,股吧)金融区形成要素市场的集聚效应，为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打下扎实的基础。上海市还实施“聚焦张江”战略，不断强化张江的科技创新功能，推进高科技产业集聚。目前，张江科学城在集成电路设计、芯片制造、封装测试、设备材料等领域都有布局，是国内集成电路产业最集中、综合技术水平最高、产业链最为完整的产业集聚区。

　　三、综合配套改革：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地方试验

　　中央制定顶层规划，地方发挥自主能动性推动经济发展，这一模式在我国的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本世纪初，随着地区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原有拼资源、拼地价的招商引资模式面临极大挑战。浦东开发开放早期获得中央的支持性政策，其边际效益也逐步递减，浦东的发展面临商务成本高涨和对外资吸引力下降等多重挑战。

　　本世纪初，我国的改革也进入到深水区，各项改革之间“打断骨头连着筋”。原有的条块分割式的政府管理模式弊端凸显。例如，在行政执法中出现“七个大盖帽管不住一顶破草帽”的困境；在行政审批过程中各部门之间相互扯皮、效率低下。任何单兵突进式的改革都难以为继，必须进行刀刃向内的政府自身改革以破解地方转型发展的困境。

　　2005年，经国务院批准，浦东成为国内首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开始从单项改革转向综合性改革，着力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经济运行方式和城乡二元结构。随后几年，国务院先后批准了十几个以开发开放、统筹城乡、“两型”社会建设、新型工业化道路和资源型经济转型为主题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区，形成了我国新一轮改革的整体布局。

　　四、上海自贸区建设：用更高水平开放倒逼更深层次改革

　　随着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国际规则话语权的竞争成为新时期大国竞争的重要形式。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试图通过入主TPP（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关系协定），绕过WTO（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遏制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对我国挑起贸易摩擦，对我国高科技企业施压。为应对国际经贸格局变化，我国必须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融入全球化进程中，成为全球规则的参与者、制定者和引领者。

　　从国内改革来看，我国内生性改革动力逐渐弱化，推动外源性的改革势在必行。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要用更高水平的开放倒逼更深层次的改革，按照法治化、国际化和便利化的要求，形成与国际接轨的制度规则和体系。例如，浦东新区对原有的行政审批制度和政府管理模式进行系统性改革，率先在外商投资领域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改革，自贸区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从2013年的190项缩减为2020年的只有30项，清单管理的理念深入人心。浦东新区还以信用体系为支撑，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用“管”得更好来推进“放”得更开；率先推进药品上市许可人制度改革，以制度改革引领产业升级。这些改革举措都在浦东先行先试，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和样本，真正发挥了国家战略的示范引领作用。

　　五、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近年来，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新一代通信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速兴起。各种颠覆性的科技革命层出不穷，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明显加快，人类生产生活的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以数字化引领的产业形态和产业链向纵深发展。从区域发展层面而言，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强动力。从国家层面而言，通过全球价值链的布局来提升竞争优势成为各国发展的新趋势，能否抢占科技革命的制高点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所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创新、倡创新、谋创新，并亲自谋划和部署上海的发展。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努力在推进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走在全国前头、走到世界前列，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张江科学城作为科创中心的核心承载区，正在建设一大批科学设施，完善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立最前沿的科技产业和研发机构，集聚大量的创新型企业，打造国际人才高地，努力形成一批基础研究的原创性成果，突破一批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

　　六、引领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使命

　　浦东开发开放之初，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就提出了“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战略定位。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会点。长三角肩负着建设全球一流品质城市群的使命，需要以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塑造发展新动能，提升国际竞争力，展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力。今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表示，“支持浦东在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增强配置全球资源能力、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等方面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创造经验，对上海以及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乃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战略意义。”这是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中央对开发开放30年的浦东提出的新使命、新定位。

　　浦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和长三角城市群标杆，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在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突破制约长三角深层次一体化的基础性、关键性领域与环节发挥独特优势，助力上海更好地发挥长三角一体化龙头城市的引领和带头作用。

　　（作者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

　　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