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苑 | 我被偷走的青春与垂暮

参考消息网1月18日报道 （文/托比·利维）

这些天来，我有点无聊。

栈道是我的救命稻草。我住在距离栈道只有两个街区的地方。如果哪天有兴致，我可以步行到科尼艾兰，一个人去。那里有我的一些朋友。以前我们每周打一次扑克牌。但当新冠疫情到来时，我女儿很坚决地告诉我：“你们不能待在一个房间里！”所以我只能打电话。孙辈们通过Zoom问候我。我也会用Zoom为犹太遗产博物馆讲课。

我让自己忙起来，这帮了大忙。我不想混吃等死。但让我沮丧的是蹉跎了一年。这一点让我非常烦恼。我今年87岁了，可我失去了几乎整整一年。

我正在竭尽所能与外界联系，影响他人。因此，即使现在，即使新冠疫情还在，我仍在通过Zoom向学校和观众讲述我的故事。

我1933年出生在一个名叫霍多罗夫的小镇，当时那里属于波兰，现在属于乌克兰。我们住在镇中心我祖父家。1939年到1941年，苏俄占领了这个小镇；1941年到1944年，德国人又来了。我父亲很受镇上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欢迎。1942年初的一天，有个人来到他面前说：“摩西，要大屠杀了，最好找个藏身的地方。”于是我父亲就在地窖里建了个藏身处。我祖父不想躲，于是他在厨房里被枪杀了，我们听得清清楚楚。

不久后，德国人说他们要把剩下的犹太人重新安置到贫民区，所以我父亲和我的姑姑就拜托别人找一个永久的藏身处。于是他们找到了斯特凡妮，她在主干道上有一座房子，带花园和谷仓。她和我的父母是挚友。我父亲在谷仓里筑起了一堵墙，为9个人建了一个藏身处，我们像沙丁鱼一样挤着睡。这块地方只有四五英尺见方。猪和鸡在一边，我们在另一边：我的父母、我的姑姑和姑父、我外婆和四个年龄分别为4岁、6岁、8岁和12岁的孩子。

我们身上有虱子，身边跑的是老鼠。但在谷仓里的每一天都是奇迹。我不是个普通人。我是个神奇小子。霍多罗夫镇上的大多数犹太人再也没有回来。

因此，当新冠病毒出现时，我曾经想：“我是一个奇迹。我一定会撑过去，我必须撑过去。”

在战争期间，我们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活下来。我没有任何自由。我不能大声说话，我不能笑，我不能哭。

但现在，我能感觉到自由。我倚在窗边向外看。早上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还活着。我有食物，我能出去，能散步，能购物，能读书，能做点饭，买点东西。我学会了电脑。我还能拼拼图。

有的时候我仍然觉得自己在蹉跎岁月。整整一年过去了。我失去了我的童年，我也从来没有青少年。而现在，人到晚年，我的寿命缩短了一年。我已经不剩多少年了。今年的生活意味着我失去了许多演讲的机会，没能向更多人讲述我的故事，让他们看到我并知道大屠杀发生在今天站在他们面前的一个真实的人身上。这很重要。

我害怕我的身体不会像一年前那样好了。今年3月，我的一个孙辈和他的妻子去了缅因州，后来他们再也没有回来看我。他们现在生了一个男孩，我只在Zoom上看过。这个孩子永远不会认得我。多么大的损失。

我失去的一些东西非常简单。我在犹太会堂交了个朋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坐汽车去旅行。到任何地方！我会去佛罗里达。甚至可能去以色列几个星期。但现在不能了。所以，我的生命缩短了。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我理解人们心中的恐惧，我也明白人们一定要小心。

但是，这种对新冠病毒的焦虑与我小时候的恐惧相比是没法比的。那是一种没有尽头的恐惧。疫情就要结束了，我已经在思考，规划疫情结束后我第一个要去的地方，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涂颀译自1月3日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原题为《大屠杀偷走了我的青春，新冠病毒则偷走了我的垂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