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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事⑨丨点亮宫灯:“耍手艺的人”坚持匠心维护宫灯尊严

2021-02-26 19:33:45 新京报 

“月色灯山满帝都,香车宝盖隘通衢。”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那盏“灯”总是每个人心头的一抹亮色。今年也不例外,各种灯笼、灯火和紫禁城特有宫灯,即将在夜幕来临时,逐个点燃。

今年,做了40多年宫灯的崇德旺已经62岁了。作为北京美术红灯厂老职工,他在西城区经常办一些公益活动、开网课,向人们宣传老一辈的技艺。今年59岁的郭燕青,已经是北京做宫灯的匠人里最年轻的一位。

除了郭燕青,曾经300多人的红灯厂,现在只剩下一名财务和一名业务员。已经点亮了两千余年的宫灯,没有人知道还能坚持多久。但至少,今日元宵节的夜间,宫灯将在诸多古建筑里逐一点亮。

2月26日,北京市美术红灯厂,宫灯师傅郭燕青在制作宫灯雕花。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耍手艺的人”

崇德旺一直喜欢亮堂的灯火。小时候的元宵夜,他买一挂小鞭,舍不得一下子放完,就拆开、一个一个地放。再提上纸灯笼,把中间的蜡烛点着,摇摇晃晃地出门转悠。大街小巷全是提着灯笼游玩的孩子。有时候不小心把灯笼一甩,烛火就把纸烧着,“回家就要挨顿骂。”

18岁那年,他来到北京美术红灯厂上班。这里也是他父亲的工作单位。其前身是始建于1806年的“文盛斋”,经营宫灯和字画。1915年,就是这里制作的宫灯拿回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

“父亲在厂里是画画的,我是学做宫灯的。”崇德旺说,宫灯的制作技艺非常繁琐,有100多道工序。

宫灯就是皇宫中用的灯,始于东汉,盛于隋唐,有八方、六方等规格。其中,六方双层宫灯是最常见、最传统也是最经典的式样。宫灯骨架由红木、檀木等木料制成,主体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宽扁,下层瘦长,每一层有六个对称的扇面,各镶一块长方形纱绢或玻璃画屏。

据崇德旺介绍,做宫灯要先将原木开成板材,再按照宫灯的尺寸破成一块块料,做出骨架,中间用一片圆形的‘舌头板’把架子连接好,固定上灯,然后做扇,一块块地锼(镂刻)出样子,比如龙头、龙角或者花芽子,再镶上画了图的纱绢或者玻璃,做完后和骨架组装起来,最后挂穗。

做宫灯必备的工具之一是锼弓子——一根弯曲的竹竿上搭一根带有锯齿的钢丝,形似一张弓,匠人手握竹竿,用钢丝上的锯齿在木材上镂刻出各种纹样。

“入门先学做锼弓子,学‘铲丝’,就是给钢丝铲出锯齿来。那时候一铲就断,且练呢。”崇德旺说,只有过了这关,才能继续学锼和其他技巧。

北京市西城区世纪传承传统文化协会,宫灯师傅崇德旺。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三年后的1981年,崇德旺出师的时候,19岁的郭燕青也来到北京美术红灯厂。作为一个在天坛脚下长大的孩子,郭燕青的父亲、爷爷都是“耍手艺的人”,“我爷爷做的叫‘小器作’,就是做梳妆盒、钟罩子什么的,我父亲是做宫灯的。”

上两辈人的灵巧和精细,顺理成章地传给了郭燕青。做一盏宫灯,要用到刨子、锯、锼弓子、木刻刀(溜钩)、槽刨子等十多种工具。光是刨子,郭燕青就有二十多种大小不一的。复杂的宫灯,要费时一个多月,最简单的可能要用三五天。

郭燕青记得,他曾做过一米七高的宫灯,10多个人花了一个月时间才完成。从那之后,他常劝别人,遇到做手工活的人,“别瞎跟人砍价,多不容易?是真难,真费力。”

传统宫灯的接口,模块拼接无需使用胶水。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手艺不能歇在手里”

当时正逢改革开放初期,红灯厂的大量宫灯出口到世界各地,包括东南亚、欧洲、美洲等,“有的(宫灯)被叫作‘小十寸’,这个寸是英寸,当时的尺寸都是按照国际制式。”郭燕青说。而崇德旺记得,那时候都是成批地做宫灯,一批出口几千盏,“反正老有活。”

作为来自宫廷的器物,宫灯自然有很多讲究。崇德旺说,皇上用的装饰纹样是龙,妃子用凤,宫女则用花头。画屏分为山水、花卉和人物图。一般会客室挂山水,卧室挂富贵的花卉,人物的挂在室外,比如四合院的走廊等。

“纱绢上画得比较细腻,但绢过几年就会破,要重新换,玻璃持久,但得先磨毛了再画,特费劲。”郭燕青说,特熟练的人,一天都画不了两屏,“有时,制作完开始组装,才发现上下两层合不到一起,修都不好修,只能重新再做。”

崇德旺觉得,做宫灯每一步都要细致,耐不住性子的人就干不了这活,“双层的,如果上下距离不合适,肯定扣不进去。那种有斜坡的灯扇,角度、比例更要掌握好了。只要有一点不合适,看着就别扭。”

北京的恭王府、天安门等古建筑,也曾从红灯厂这里订购宫灯。当宫灯被挂好,郭燕青就会去看看。去年,他和一位大学生去恭王府,一进门,郭燕青指着头顶的宫灯说,“看,那是我做的。”

据崇德旺介绍,红灯厂本是出口公司,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实行股份制,成为自营企业。厂子没那么大的宣传能力做出口,宫灯全部转为内销,从那时起,订单就开始减少,郭燕青回忆,“也就是饭店和宾馆偶尔会订一些。”

最近十几年,买宫灯的更少了。偶有顾客,过节时图喜庆,买两个宫灯挂进阳台。2008年,北京恭王府修缮,订了300多个宫灯,算是最大的一笔订单。“现在很多饭店都不用宫灯了,要是老拿火锅什么的熏着不行。”崇德旺说,宫灯需要干燥的环境。

城市生活越发热气腾腾,宫灯则越来越冷清。2020年开始,因为疫情没了庙会,宫灯生意更加惨淡。郭燕青说,年轻人追求新潮的东西,弄一宫灯摆在家里,就不搭配,“除非家里都是中式家具。”

当然,宫灯和古建筑最搭配,“但是他今年买了,没准你就要歇个两三年。”崇德旺说,因为宫灯挂在室内,不吹风淋雨,并不容易损坏。

北京市美术红灯厂,宫灯师傅郭燕青用锼弓子锼(镂刻)图案。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前几日,有人给郭燕青送来一只民国年间的榆木龙头宫灯,让他帮忙修缮。他开起玩笑,“这挂100年都不坏,急死人是不是?你说你哪天能开张的?这辈子也开不了张!”

但那只宫灯的确气派。郭燕青仔细欣赏,内心满是惋惜。那个宫灯每一处结构都是手工木制,扇面和骨架的连接处不但用了传统的榫卯结构,还用了全手工做的木头活销子,“现在都是机器做出来的卡槽,卡得又准又牢,销子也都是塑料的。”

郭燕青并不是瞧不起机器的能力,“火箭都能上天折腾,有什么不行的?”他的声音像突然鼓起的气球,但又瞬间泄了气,“作为咱们来讲,这种手艺都这么多年了,歇手里就不合适了。”

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就连马路上常见的红灯笼,也“脱胎换骨”。“现在都是钢丝做的骨架,又快又便宜,以前的都是竹子制的,就麻烦多了。”郭燕青比划着,如何先把毛竹砍成竹板,削成形,钻了孔,再将50根竹竿排一圈,上下两头分别插在两个圆形的木头盘上,固定后用力压,把竹竿捏成像苹果一般的圆弧状。

郭燕青说,最难控制的是竹竿的弧度,“上面、底下多高,都有规矩,得手工捏到位,不能做十个灯笼十个形状。钢丝那种容易很多,用机器做好一批一样大的红布套,套上、钢丝一撑开就成型了。”

50块钱,买竹竿制的灯笼,只能买一个,买钢丝的能买五个。郭燕青不屑这样的算盘,“我们是弘扬的这种手艺。”

北京市美术红灯厂,宫灯师傅郭燕青。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维护宫灯的尊严

新工具迭代更替,新材料层出不穷。那些曾被几代匠人们偏爱的、顺手的工具,可能早已退出市场。锉木头的锉子难买,做走马灯要用的秸秆难寻,匠人们在新工具面前变得笨拙,“我认识的有一个工匠,用电锯,稍不注意就把手指头锯掉一块。”崇德旺说着心有余悸。

有人给郭燕青出主意,让他创新。可郭燕青打心底里为宫灯觉得委屈: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宫灯已经向新时代作出巨大的“让步”了。“为了适应现在这种矮房子,那种瘦长的宫灯就改成宽的。”崇德旺家里的门厅处也挂着一个单层六方宫灯,“房子高两米七,双层的就顶脑袋了。”

但没有什么能取代山水画屏六方双层宫灯在他们心里的位置,崇德旺说,“单层看着也挺好看,但是时间长了,还是喜欢这种传统的。”

郭燕青曾和厂里的老师傅聚在一起,仰着头看宫灯上细腻的黛色笔触,青山绿水罩着一层朦胧的雾气延伸得越来越远,“宫灯必须得有匠气。”郭燕青决心要维护宫灯的尊严,哪怕这意味着将丢掉大片市场。

从2006年到2008年,北京宫灯先后被列入区级、市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这改变不了没订单的事实。郭燕青也没想那么多,他相信,总会有人懂他,会懂那盏宫灯。

“正经的古建筑,只有木制的、手工的才配得上。”崇德旺也很有信心,他曾给天安门做过一个2米的宫灯,虽然为了坚固、用了铁架,但还是要在外面包一层木头。

后来,有人来红灯厂做宫灯,郭燕青说“其实灯具城也有”,对方说“那味儿不对”,郭燕青一喜,问,“哪不对?”对方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对。”

10年前,余光亮离开了红灯厂,在房山开了自己的工作室,既售卖花灯,又售卖宫灯,收支才大致平衡。他师承“灯笼张”张连友,手艺可以追溯到清宫造办处,“现在,北京会这门技艺的老人不超过10个了。”

而原本有300多人的红灯厂,现在登记在册的只有3人:一名财务,一名业务,和郭燕青。到明年,册子上的人数又要减1。今年59岁的郭燕青到明年就要退休了。这个数字似乎不太可能增加了,因为年轻人普遍不乐意做这个差事。

在红灯厂工作40年,在北京做宫灯的匠人里,59岁的郭燕青已经是最年轻的一位了,“四十年前,刚来的时候,排辈分,前边有人,后边没人。现在你排着排着,前边没人,后边也没人了。”

北京市西城区世纪传承传统文化协会,宫灯师傅崇德旺。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给孩子们的鲁班锁

“我觉得跟经济发展挂钩。”崇德旺努力寻找困顿背后的解释。上个世纪,年轻人的选择不多,收入差距也不大,但现在,红灯厂一个月三千多块的工资早就没了吸引力。“费时一个月的宫灯,售价500元,利润低,而且又脏又累,不如写字楼里敲键盘。”

在2016年,郭燕青曾收了个24岁的徒弟。年轻人受不了寂寞,两年后就走了,此后再没人来。郭燕青很理解。和相差三十多岁的徒弟在一间工作室,因为没有话聊,两人尴尬地大眼瞪小眼。这和他年轻时来厂里的情况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正热闹,人们意气风发,边干活边聊天儿。

崇德旺曾经也担心收不到徒弟,但后来,他心态稳下来,并在退休后,成立北京西城区世纪传承传统文化协会,把北京的几十个手艺人组织到一起,办公益活动、开网课,宣传老一辈的技艺。

他去社区大学讲课,教人们拿海绵纸、矿泉水瓶和气球做出一盏盏红灯笼,“看着老头老太太一人提着一个灯笼,都可高兴了。”郭燕青也去小学教课。讲到榫卯结构的时候,他不像别的老师一样用PPT幻灯片,而是做了一个鲁班锁,给孩子们展示。

“孩子愿意接受这种东西。你跟他讲什么斗拱他也接受不了,你得先让他喜欢这木头,喜欢手工,你才能跟他说别的。”郭燕青给孩子们科普木材的纹理和锯条的使用,“锯子这工具是老祖宗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我就对孩子说,只要今天认识了锯子,就没白来。”

宫灯师傅郭燕青在灯笼库房里。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最近,也常有手工爱好者来到他的工作间,业余学习宫灯的技艺,郭燕青不排斥,“他了解了,跟别人讲讲,就是传播。”他不强求年轻人学会技艺,只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宫灯文化。毕竟,在他看来,这门传承了2000年的手艺,将大概率地只能存在于老一辈人的记忆里。

目前,他只有少量的红灯笼订单,那是为建党100周年给天安门而准备的。他知道,总有一天,他再也拿不动那把锼弓子。

他自己曾经设计、制做过的一盏球灯被他藏在架子上。那是顶部为圆形的宫灯,糊了一层红绢,雕花镂刻都很仔细,连顶部的金属挂钩子都是郭燕青自己做的。他给它蒙上一层布,轻易不给人看,好像生怕哪个部件被好奇打探的目光弄坏了。

在过去,宫灯是照明用的,但现在只能是装饰了。“过去有点光就行,现在,大宫灯里放好几个灯泡,仍然不觉得多亮。”郭燕青边说,边把插销接进插座。

那盏大宫灯一下子亮起来,几十个画屏上的山水真切地呈现出来。

新京报记者 彭冲 实习生 谢婧雯

校对 吴兴发

(责任编辑:董云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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