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圈养”代孕的沪漂女子

就在上海，地下中介游说未婚女性卖卵、代孕，做饭阿姨兼护士打保胎针，为了成功率还会多植入胚胎

文 | 《财经》(博客,微博)记者 凌馨 王丽娜 辛颖

编辑 | 王小

2021年3月17日， 28岁未婚女子唐风通过视频“代孕女子口述实录”，引发全网关注。

在视频中，唐风自述了被代孕黑中介游说后，“圈养”代孕的经历。作为一名“沪漂”，唐风既没结过婚，也没生过孩子。在中国，目前只允许为已婚夫妇实施试管婴儿辅助生殖，国家卫健委多次重申禁止代孕。

1 月 27 日，唐风剖腹产生下一名男婴。产后4天，孩子被带走。唐风试图再见到孩子，未如愿，一度还报了警，又开始寻求媒体介入。3月17日，唐风的自述视频在 “021视频”公开。

《财经》记者3月19日获悉，上海市松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松江区公安局等部门正联合开展查处工作。

“圈养”起来代孕，做饭阿姨兼护士

2020年，唐风被一名自称来自“上海港湾助孕”的男子忽悠，走上了代孕之路。

在决定替人代孕后，按唐风的描述，她算是迅速被“圈养”起来。怀孕前，唐风被接到一处公寓，在这里，她开始接受黄体酮注射，每天还吃五六种药，为胚胎移植做准备。给她打针的“医生”，是一位姓赖的阿姨，也负责给她做饭。

做了胚胎移植后，唐风进入保胎阶段，她被接到另一处公寓，一位和“赖阿姨”角色相同的女子，在新公寓里负责照顾她的生活，并继续给她打保胎针。唐风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有医生和护士的资格。其实，就算这些人有资质，这样的注射行为也违法。

“必须要有资质的人才能给她打针，不能在医院外去打。”北京朝阳妇产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宋伟在听说唐风遭遇后告诉《财经》记者。

在中国，经合法授权允许施行试管婴儿技术的医疗机构十分有限。“据我所知，上海不超过20家”，一位上海的妇产科医生介绍。

唐风没有代孕的资格。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诊疗医疗机构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条例规定的夫妇及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即便是已婚女性，也必须持有结婚证、身份证、准生证才可有资格。

在允许“合法”代孕的国家，也有行业协会规定，只能找有过足月健康生育史的妇女，以降低生育风险。而国内像唐风这样从来没有经验的年轻女性，做代孕的还不少。

有9名地下中介安排的代孕、卖卵者，和唐风一起挤在这个三室一厅的公寓里，负责烧饭和打针的阿姨自己单独住一间。唐风在视频中描述，每个人睡一张1.2米的小床，就连客厅都被塞得满满的。

做饭阿姨每顿饭给她们做两个菜，要想吃到合口味的东西，需要自己做或是叫外卖。虽然叮嘱她们要多喝牛奶，但中介不给提供，也是自己买。

唐风在接受《新闻晨报》采访时称，代孕中介对她和9个同伴防范很严，不允许她们彼此加微信，也会检查这些人的社交平台以防泄密。私下跟雇主接触，更是不可能，在中介要求她签的协议里就有这条规定。

在允许合法代孕的国家，代孕者和雇主必须经过双向选择，由于求助者多而代孕者少，基本每个代孕者都是在十几个生物学父母里挑人，雇主则要花上3个月到半年时间等待。

国外的代孕者们有自己的标准。有的人会选择真正有生殖障碍的夫妇，有人更倾向帮助同性恋伴侣，也有人只愿意为本国人或外国人代孕。单纯不想生孩子或为了挑选性别、想生双胞胎等理由，最不容易找到“代妈”。

忽悠唐风代孕的中介，似乎没给她挑选的机会。就连何时接受胚胎移植，在不断接受黄体酮注射的日子里，唐风一问再问，也没有得到明确答案。

直到某一天，姑娘们突然被拉上一辆面包车。如同黑帮电影，中介人员将车开到位于上海松江的一处停车场，停下来，让她们换乘另一辆车，并让姑娘们戴上眼罩。

当她们拿下眼罩时，已经身处一个废弃厂房前。在这个厂房里，能看到B超室、冷冻柜，还有一些唐风叫不上名字的医疗器械。代孕者们接受了胚胎移植，“很疼”，她们被植入了几个胚胎。

在休息半个小时后，她们又上车，戴上了眼罩，离开。

怀孕5个月让减胎，同行怀疑是为“包生儿子”

直到唐风的预产期越来越近，她才见到了正规的医疗机构——这是一家民营医院，孕妇产检卡使用的是雇主的信息。医生也曾产生疑问，紧紧“陪伴”的中介人员马上出面协调。

中介如此紧张，是因为他们已经听到了严厉打击非法代孕的“风声”。2020 年9月，居委会和派出所的人上门，把唐风和同伴们住的这个公寓查抄了。

已经有所准备的中介人员，将唐风转移到另一个住处。上海市虹口区卫健委一位工作人员对《财经》记者表示，这个被查处的公寓是位于虹口的一处租赁地，主要案件发生地在上海市松江区。

一位知情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在2020年10月29日，松江区卫健委等部门，也联合对唐风接受胚胎移植的那处废弃厂房进行了调查，一些大型设备被松江区卫生监督所扣押。

此时，唐风已怀孕约5个月。她自述健康状况堪忧，身高仅145厘米，怀的是双胞胎，严重贫血、缺钙。

唐风被告知要接受减胎术。所谓减胎术，常见的方法是，用细针穿进去，对成活的胚胎注入高浓度的钾离子，把胚胎杀灭掉。

一般的情况是在怀孕1个多月时做减胎手术，因为胎儿月份越大，孕妇减胎的风险越高。

唐风出示给一家媒体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她曾经态度激烈地反对：“怎么可能我再没常识，也知道五个月孩子都多大了，医院都不让做人流了，你在逗我玩吗？你知道五个月孩子有多大吗？别说对身体没伤害这种话小孩子都不信吧，我还年轻我以后还要生活我不想留下后遗症。”

对此，自称“汪医生”的男子回复：“我比你专业，别给我闹这些没用的。”

唐风再次被带到接受胚胎移植手术的那间废弃车库里，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接受了减胎术。

一名长三角知名妇产科医院副主任医师透露，正是因为减胎术有一定风险，他和同事们接到了最新通知，一次只允许植入一个受精卵。

日美等国的医疗机构在做胚胎植入时，只能植入一个。几年前，中国最高允许一次植入两个胚胎。黑诊所没有这些约束，为了提高成功率，它们往往会给植入二三个胚胎。“AA69助孕网”负责人吕进峰称，代孕行业里鱼龙混杂，一些不讲诚信、不守规矩的人进入这个行业，因此机构与客户或者代妈与客户的纠纷逐年增多。

为什么非要把孩子怀到这么大才减胎？吕进峰怀疑，“也有可能是客户做了胎儿性别鉴定。”而这是法律严令禁止的。

做完减胎手术后，唐风被送回居住地。在这里，“阿姨”要求她躺在床上静养，否则会影响留下的那个胎儿。同时，这位阿姨还每天给她打保胎针。

2021年1月27日，唐风剖腹产生下一名男婴。产后4天，孩子被带走。《财经》记者试图联系唐风求证相关细节，未果。曾与其有所接触的一位媒体人士称，此事公开后，唐风“压力非常大”，已经拉黑了所有记者的微信，拒绝接受进一步采访。

上海卫生系统一位工作人员向《财经》记者证实，此案目前正由上海松江区卫健委、松江区公安局等部门联合查处。《财经》记者分别发函、致电上海市卫健委、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区卫健委等部门询问案件进展，截至发稿暂未收到回复。

卖卵，导致过度促排，危及生命

非法代孕，用前述那位妇产医院医生的话说，“和正常孕妇一样，就是一只脚踩在鬼门关里了”，或者说更危险。

唐风自述，是一名抑郁症患者。其实，接受试管婴儿技术的母亲，必须先接受术前的健康检查，有基础病，比如严重心脏病、精神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以及45岁以上的高龄妇女，都不能做试管婴儿。

在允许合法代孕的美国一些州，对代孕者的健康有严格保护。美国生殖医学会的相关指引，要求至少有过一次足月健康生育史、无并发症，有稳定的家庭环境、足够的经济和精神支持，本人和伴侣均不吸毒、酗酒等；此外，“代妈”还需通过相关心理评估。

此外，在美国的商业代孕合法州，准父母和代孕者还会各自聘请律师，对代孕者的身心健康、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作出细致约定。合同公证后，诊所或医院才会开始医学操作。

捐卵者也会受到类似保护。上述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告诉《财经》记者，捐卵同样是一项有风险的医疗行为。他在行医过程中，常常碰到过度卵巢刺激综合症患者紧急入院，这就是接受药物促排卵产生的后遗症，严重者可能出现胸水、腹水，甚至危及生命。

取卵时，用的是穿刺术，促排药物刺激后的组织很娇嫩，如果穿刺不够精准，没有穿到卵泡而是穿到血管，就可能导致大出血。

“这在全世界哪怕专业的妇产科医院都可能会出现。概率不低，有5%—10%左右。”这位妇科医生粗略估计。

游离在法律之外，和唐风一起被“圈养”的卖卵者和代孕者，显然没能得到足够的保护，甚至也缺乏保护自身健康的意识。

领养，不是中国人心理上的一站

因代孕还是灰色地带，这直接导致代孕者和卖卵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吕进峰告诉《财经》记者，他的主要客户是不孕不育和失独群体，其中失独人群约占其客户的四分之一，这些人群对代孕的需求不容忽视。

高龄妇女也是需求方。一位妇产科医生建议，可以考虑给高龄不孕者“网开一面”。“其实我们也蛮同情的，很多人一辈子遵纪守法，没生孩子或是高龄失独，老了以后女方还能排卵受精，但是子宫因为一些原因切掉了。对这些特殊人员，能不能通过其他途径给人家一个机会？”

2004年入行的吕进峰观察到，代孕需求有两个大的增长期，一是2008年左右，一个是二胎开放之后。这名从业者认为，对代孕不应该一刀切，应该相对放开。

目前，中国人前往海外允许合法代孕的国家代孕生子的情况，已经较为常见。一家美国代孕机构承认，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中国人占其客户总量的80%。

同性恋者周宏就是在北美找人捐卵、代孕的。在那里，这样的网络平台就像中国的相亲网站一样成熟：支持包括中文在内的多国语言，代孕的每一个环节、注意事项，以及各环节可能产生的费用，都被一一列明。

这首先有一个选择过程，双方需要做的就是物色“代妈”/准父母，部分还需物色捐精、捐卵者，双方都按自己的想法“精挑细选”。

然后，体检、委托合意的医疗机构做试管移植、处理各项法律手续，以及等待和迎接婴儿降生。

周宏不是完全没有想过领养，来自父母的压力是他和男友赴美代孕的原因之一，“我爸一直暗示我必须要有后代，男友家不知道为什么也一直催他要孩子”。

一位在美从事代孕中介工作者自称，每年接触上百名来自中国的客户，无论是不育、高龄失独还是其他情况，寻求代孕的人总是对“自己的孩子”抱着很大的期待。她的感觉是，“领养不是中国人心理上的一站”。

立法机关也曾考虑代孕立法问题。2015年12月公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增加了一条，明确“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因争议太多被删除。

此后，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曾于2016年3月召开一次有关代孕的法律研讨会，参会者十余人，有来自婚姻法、行政法、卫生法等方面的法律界专家，也有医疗机构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立新对《财经》记者回忆，多数专家认为应采取原则上禁止代孕，但适度灵活的法律政策，对确有需要的可适当放开做特例处理。

少数医学专家和婚姻法专家，持反对态度，坚决不同意放开代孕。

事实是，由于地下代孕产生的法律纠纷正在不断涌现。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与此相关的诉讼文件已逾428份。

尽管对代孕合法化有所保留，社会学家李银河仍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表示，“有法可依后也许能更好保护代孕母亲的权益”。

（文中唐风、周宏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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