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行行长刘金首秀：全球金融体系面临三大风险，建议提高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匹配度（附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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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刘金表示，中国经济的韧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金融体系的韧性，后者可以抵御和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当前，中国金融市场运行总体平稳，金融体系风险总体趋于收敛。下一步，要继续增强金融体系韧性，这样才能筑牢中国金融体系安全的堤坝。

　　来   源丨21世纪经济报道（ID：jjbd21）

　　记   者丨杨志锦

　　编   辑丨周鹏峰 张星 陈思颖

　　图/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当前主要国家的股市已经回到历史最高位，大宗商品的价格在经历去年大幅度的波动以后，再度大幅上扬，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繁荣的背后是金融和实体比较严重的背离，国际金融市场调整的风险在加大。”中国银行(601988,股吧)行长刘金3月20日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上表示。

　　3月16日，中行发布公告称，该行召开2021年第二次董事会会议，该行董事会通过相关议案聘任刘金为该行行长，提名刘金为执行董事候选人，选举刘金为副董事长。刘金的行长、副董事长任职资格待银保监会核准。此次为刘金担任中行行长后首秀。

　　刘金表示，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压力风险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还比较强，经济可能长期陷入低增长；

　　第二个压力和风险是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全球高债务；

　　第三个压力和风险是金融和实体背离，国际金融市场调整的风险在加大。

　　他建议，强化国际金融政策的协调，共同应对潜在的金融风险；提高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匹配度。

　　刘金表示，尽管中国的信用风险有所上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商业银行不良率不论与自身相比还是国际相比都处于较低水平，拨备覆盖率水平较高，说明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安全垫较厚。

　　“一些舆论担心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情况不太透明，或者担心背后的风险仍多，但我认为，中国的商业银行对不良贷款情况是心中有数的，商业银行每个季度都会对自己的资产质量进行重检，不良资产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刘金称。

　　刘金还表示，中国经济的韧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金融体系的韧性，后者可以抵御和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当前，中国金融市场运行总体平稳，金融体系风险总体趋于收敛。下一步，要继续增强金融体系韧性，这样才能筑牢中国金融体系安全的堤坝。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金：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论坛，增强金融体系韧性这一议题的讨论。关于疫情的进展以及疫情对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我就不多讲了，大家都在谈论。既然说到韧性，肯定是受到压力才讲韧性。当前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压力、风险在哪？

　　我想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还比较强，经济可能长期陷入低增长的发展迷雾。得益于疫苗接种工作的加快，以及主要国家大规模救助措施的出台，全球经济已经开始出现了复苏的势头。但是当前疫苗的资源不均匀，近期在全球各大媒体上都有一些报道，大家都看到了。新兴经济体疫苗的接种还面临很多困难，由于疫情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导致全球经济的复苏道路仍然还会艰难而曲折。

　　很多家国际机构都在预测今年全球的经济增长，有可能实现4-6%的增长，世界银行的预测是4%，OECD的预测是5.6%。但是扣除基数的效应，这一水平并没有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从长周期视角看，考虑到当前全球化遭遇的抵制、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大规模颠覆式创新还没有形成，未来一段时间全球经济仍然难以摆脱低增长的发展困境。

　　第二个压力和风险是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全球高债务的困扰。疫情之下，各国近期都出台了超大规模的宽松货币政策。不少国家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危机，这些扩张性的政策对疫情冲击起到缓解作用，但也造成很多国家债务快速攀升，透支了国家未来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加大了长期脆弱性。

　　根据一些数据，截至2020年末，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总债务规模已经达到203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超过了400%，相比2019年提高了37个百分点。其中主权债务占GDP比重130%，相比2019年提高了20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的总债务和主权债务占GDP的比重分别是250%和63%，相比2019年分别提升了29和11个百分点，所以超宽松货币政策带来高债务的困扰是我们全球所有经济体都面临的问题。

　　第三个是金融和实体背离，国际金融市场调整风险在加大。当前主要国家的股市已经回到历史最高位，大宗商品的价格在经历去年大幅度的波动以后，再度大幅上扬，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繁荣的背后是金融和实体比较严重的背离，国际金融市场调整的风险在加大。这既不可持续，也加大了未来金融市场调整的风险。近期受到各国经济复苏的进程不一的影响，新兴市场资本外流的压力有所显现。根据RIF的数据，去年12月开始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开始减少，今年3月出现资本外流的态势。3月的前两周，新兴经济体平均每天以2.7亿美元的证券组合投资资金流出，这是当前我们面临的压力和风险。

　　再说一下中国的金融体系，说到韧性，大家关于中国经济的很多评论当中都看到这个词。讲中国经济具有很大的韧性，中国经济的韧性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中国金融体系的韧性。中国金融体系的韧性能够抵御并且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尽管疫情对中国的金融体系的影响也毫不例外，产生了一些冲击，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不仅推动了自身行稳致远的发展，也为全球的金融市场稳定作出了贡献。

　　一方面是中国的信用风险有所上升，但是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去年末，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1.84%，无论与自身比还是与全球相比，都处在较低的水平。尤其是中国银行业的安全垫相比其他国家还要厚实得多，去年末我们的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是184.5%，而欧洲银行大多不足70%。

　　我在不同的商业银行也工作多年，每年都面临不良贷款处置的问题，有很多投资者和市场主体在问我们中国的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的问题，大家都担心我们的不良贷款是不是不太透明，背后隐藏的风险是不是还有很多。

　　我可以很负责地跟大家讲，我也是去年这一年的时间都在跟我们的市场主体投资者和分析师们在回答这些问题。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的情况是非常心中有数的，所有的这些不良贷款状况都经过了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我们自己每个季度也都在进行重检，我觉得我们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第二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和西方国家政府债务在用途上有着本质的区别。特别是这几年中国政府已经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在控制各地方的政府债务水平。去年年底，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仅有25.6万亿，相比去年增加了4.3万亿。但是整体的负债率只有45.8%，显著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债务资金更多的用于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而西方国家的政府债务主要用于养老等福利性的支出，很难产生未来的收入。同时，中国是高储蓄率的国家，外债水平也比较高，这一债务结构决定了中国政府有更大的政策空间。

　　第三是中国的债券市场还正在经历着成长中的烦恼。去年我们的违约债券大概有1600多亿元，相比上一年增加了将近200亿。违约率2.15%，和19年基本持平。而相比全球，这一违约率处于较低的水平。根据穆迪的数据，去年三季度，全球投资级别的信用债违约率为6.6%，其中美国信用债违约率超过了8%。

　　第四是中国的金融体系风险还趋于收敛，中国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金融政策改革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出台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措施，比如规范影子银行的发展、加强P2P平台的监管等等，所以中国的金融体系的风险已经趋于收敛。

　　我想讲的第三个观点就是增强金融体系的韧性，才能筑牢金融安全的底板。我们看到在全球化遭遇困难、遭遇阻碍的情况下，中国的金融体系稳健性也面临新的情况、新的问题。特别是要关注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未来有这么几点建议：

　　一个是强化国际金融政策的协调，共同应对潜在的金融风险。一个是提高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匹配度，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范风险。中国中央政府要求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以服务实体经济为职责。所有的金融机构，包括国有控股的以及各个类型的股权结构的商业银行，都一致行动，积极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这对提高中国金融体系以及中国经济整体的韧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最后就是加强金融风险的防范，筑牢金融安全的底板。不管是信用风险还是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我想中国的商业银行现在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也一直以来在采取和西方国家一样专业的应对措施。相信中国金融体系的韧性和中国经济的韧性一样，会帮助我们尽快的平稳的度过这次危机。谢谢大家！

　　特写：刘金的银行业之路

　　2017年6月，中央党校培训部举办读书讲座，中青一班的学员刘金主讲《中国是部金融史》。此书作者是陈雨露，现任中国央行副行长。对于中国历史为何是“一治一乱”的循环，学界有从人口变迁、皇位继承制度等角度解释，此书则从货币金融的角度审视中国历史。

　　比如刘备进入益州之前，益州沃野千里；而蜀汉投降之后，蜀汉的经济陷入崩溃。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此书分析指出，刘备进入益州后，刘备铸造了一种新的货币——“直百五铢”，新货币重10克左右，约是原蜀地五铢的三倍，却可以当一百枚蜀地五铢用，相当于以三四十分之一的成本去抢劫蜀地的粮食、布匹等财富。

　　与充斥着数学模型的金融学著作不同，《中国是部金融史》故事性极强，刘金开场就说“金融其实很简单”：他从中国货币起源、历史变迁，讲到货币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影响。“线索清晰，娓娓道来，听来让人感觉金融确实不复杂。”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王东京如是评价，王东京是讲座的点评嘉宾。

　　中央党校中青班一直是引人关注的群体之一。自中青班开班以来，这个班中有相当大比例的学员最后都升任省部级官员。那时刘金担任工商银行(601398,股吧)江苏分行行长，时年50岁。一年后的2018年9月，刘金即调任国开行副行长，进入中组部干部管理序列；两年后的2019年11月，刘金调任光大银行(601818,股吧)行长。

　　在光大银行任职不足一年半，刘金的职务再度发生变动。今年3月16日，中国银行发布公告称，14名中行董事一致表决同意聘任刘金为该行行长。从行政级别看，四大行行长均为副部级。刘金到任后，四大行行长全部配齐，现年54岁的他成为四大行行长中最年轻的一位。

　　有意思的是，本文开头的读书讲座上，刘金的中青班同学、中信出版(300788,股吧)集团董事长王斌主讲《千年金融史》，却得出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金融是一门非常复杂的技术，并不简单。

　　作为点评人的王东京表示，两位主讲人的观点都没错。他提出，金融是个好孩子，也是个坏孩子。“时下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财务杠杆率不断被推高，所以前不久中央强调要防控金融风险。要知道，金融是把双刃剑，若不严加看管，金融就可能变成坏孩子。”

　　为什么早年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的刘金，却认为“金融其实很简单”？四大行中，中行资产规模、净利润、市值最低，且与其他三家大行差距正在扩大，未来他将如何应对国内外环境的急剧变化，掌好百年中行的舵？

　　国际化视野

　　“外文楼是山大老校区最令人留恋的一座建筑了。红门，灰砖墙，四尖角，歇山顶。门前的绿化带、小路、高大的梧桐树、花园，还有那片如神来之笔的小竹林，给古色古香的外文楼增添了无尽的生气。”

　　现在很难想象，这段散文化的语句出自银行家之手。上世纪90年代，刘金在山东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在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建院九十周年的2020年，刘金在该院官网上了发表了题为《外文楼的丁香》中英双语文章，前述语句即引自该文。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仅10年，外语专业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是各方争抢的“宠儿”，不愁找不到工作。同时，一些大型央企也开始走出国门，如工行在1995年设立伦敦代表处。

　　刘金毕业后到新成立的工行伦敦代表处工作，开启了自己的银行业生涯，也开启了自己的海外工作经历。2009年前后，他还担任过工银欧洲副董事长、总经理兼工行法兰克福分行总经理一职。法兰克福分行定位为整个工行系统的欧元清算中心，具有区别于工行其他海外行的特殊地位。

　　在中国知网可查询到刘金发表的首篇署名文章为《欧元诞生十周年成就回顾——兼论中国工商银行法兰克福分行欧元清算业务的发展》，这一文章发表于2009年7月出版的《中国城市金融》。

　　当时，中欧贸易额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2008年超过4000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两成。当时在欧洲的刘金发现，欧元的实施的不仅减少了贸易结算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且也消除了多种货币兑换的汇率风险。

　　（2010年1月，工行杜塞尔多夫业务部开业，时任工行法兰克福分行总经理的刘金出席，左一为刘金）

　　这篇文章更多偏介绍性质。刘金提出，工行法兰克福分行将在服务集团欧元清算的同时，加大对欧洲同业和国内中小同业的营销力度，开拓欧元清算新兴市场，争取成为国内中小银行同业的欧元清算行。

　　此后刘金转任工行投行部总经理，这期间他发表了5篇与商业银行投行业务相关的署名文章，这是他发表文章最为密集的时期。或许因为投资银行业务需要接触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商业模式，这一期间他对另类投资、文化产业投资、银行系投行转型等方面都有着深入的思考。

　　“其实，我们很早就意识到商业银行投行业务仅仅依靠传统的基础类咨询顾问业务，以及银团贷款、债务融资工具承销等业务是不够的，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刘金2013年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2012年初工行启动了投行业务经营体系改革，明确了投行业务未来重点发展的三个方向。”

　　这三个方向分别是并购重组、股权融资和以结构化融资、债务重整为代表的新型财务顾问业务。换言之，商业银行投行不仅要做债权承销类业务，还要做股权类业务。实际上，股权类投行业务的核心是IPO，但当时的政策框架下，股票承销业务只能由券商开展。多年后，证监会拟向商业银行发放券商牌照的报道引起广泛关注，市场预计工行可能是第一批试点。

　　他在投行部任职期间，中国对外投资步入快车道，一些大型企业开展跨国并购。工行凭借强大的资金实力、覆盖境外诸多国家及地区的强大网络参与并购业务，斩获颇丰。数据显示，2013年工行投行业务收入接近300亿，同比增长13%，连续占据国内商业银行投行第一把交椅。

　　（2015年7月，时任工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的刘金参观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中间为刘金）

　　多年的银行国际业务从业经历，让刘金对中国银行业转型和国际化发展有着较深认识。去年9月，已经掌舵光大银行的他在一场论坛上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全新的金融生态，而银行要依靠新的金融生态创造价值。

　　“金融业还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勇于增强国际金融话语权。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高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定价权、议价权，主动融入国际市场‘大生态’。”刘金说。

　　“有效信贷不足，银行应反思”

　　2015年下半年，刘金出任工行江苏省分行行长。这是他第二次在地方分行任职，大约10年前他在工行山东分行相继担任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副行长。从山东到江苏，刘金的职级也由副行长变为行长，成为对一个省份经济发展极具话语权的银行高管。

　　江苏、山东均是东部经济发达省份，二者GDP规模分别名列31省份第二、第三位。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末江苏工行人民币贷款余额9380亿元，约占江苏银行业贷款余额的十分之一。

　　在江苏任职期间，刘金于2016年4月发表了《推动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基本原则》的署名文章，这可以视为他对银行业经营管理的系统总结。在刘金看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是商业银行必须遵循的三个基本原则，三者之间需要协调发展。

　　彼时中国宏观经济呈现出“三期叠加”的特征，经济增速回落的同时，前期刺激政策“后遗症”显现。这些反映在银行业上则是盈利能力下降、资产质量恶化。数据显示，2015年江苏工行不良贷款率上升0.24个百分点，拨备后利润同比下降4.4%。

　　刘金分析称，江苏工行还面临着个贷业务发展滞后、存款竞争力不高、低效网点占比过高等问题。对此，刘金提出回归本源（“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协调发展）的方针，摒弃“重业务、轻管控”、“重速度、轻基础”等错误思想。

　　他还提出，要主动作为。例如当企业遇到困难时，不是视而不见，而是要组织专家团队，认真分析企业状况并在充分论证的情况下进行会诊把脉。在当时受影响最大的即为制造业企业及小微企业。

　　江苏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江苏省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7.5%，但同期制造业贷款余额却下降2%，制造业贷款占江苏省贷款余额的比重下降了3个百分点，市场高度关注为何出现“制造业企业融资难、银行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问题。

　　刘金没有回避这些争论，他开始在不同场合公开自己的思考。“有效信贷不足是个伪命题，银行应该反思。”刘金2017年2月在一次采访中直言，“客户的融资需求，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融资需求客观摆在那儿，哪些有效、哪些无效，一看就知道了。银行应该主动地多去和客户沟通、接触，发现企业的信贷需求，一起解决信贷需求。”

　　五个月后，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对金融与实体的关系定调，即“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中，虽然各地都鼓励发展服务业，但制造业才是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某种程度上，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就意味着金融支持制造业。

　　2018年3月刘金发表《不忘初心、回归本源》一文。文中披露了江苏工行支持制造业的相关数据：2017年新增服务制造业客户595户，新增“千户工程”制造业贷款84亿元，客户净增116户。“从银行角度来说，支持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也是给银行自己创造更多更安全盈利的机会。”他说。

　　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后，监管部门多次发文，要求加大金融对制造业的支持，中国央行在2019年7月明确提出，要提高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占比，并将其纳入MPA考核。

　　“（在江苏）我对制造业的产业链、对制造业的各个领域的优质客户有了更深的了解。来到光大银行，我和同事们一起继续深入学习和研究制造业，积极开展对制造业的信贷支持。”刘金2020年7月在银保监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时他调任光大银行8个月。

　　刘金当时坦言，制造业融资本来不是光大银行的强项。但是近两年来，光大银行坚定地支持制造业纾困、复产、转型升级，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光大银行制造业贷款余额增长11.3%，其中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长23.6%，增速远远高于上年同期并且高于全部贷款的平均增速。

　　在2017年6月中央党校举办的读书讲座上，他在中青班的同学、中信出版集团董事长王斌也是主讲人。王斌讲的是《千年金融史》，但他得出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金融是一门非常复杂的技术，并不简单。

　　作为点评人的王东京表示，两位主讲人的观点都没错。他提出，金融是个好孩子，也是个坏孩子。“时下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财务杠杆率不断被推高，所以前不久中央强调要防控金融风险。要知道，金融是把双刃剑，若不严加看管，金融就可能变成坏孩子。”

　　一个月后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或许正是认识到金融应该服务于实体、服务于制造业，要保持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相协调，刘金才会说“金融其实很简单”。

　　迎难而上的信心

　　光大银行在股份行梯队中属于中流。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9月末光大银行资产规模5.3万亿，排在招商银行(600036,股吧)、浦发银行(600000,股吧)、兴业银行(601166,股吧)、中信银行(601998,股吧)、民生银行(600016,股吧)之后，高于其他股份行。

　　但近年来，光大银行的业务已经有了起色，比如聚焦“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9月获批开业，是股份行中首家获批开业的理财子公司。再比如，刘金在光大银行行长任上继续推进数字化转型，2020年上半年该行远程银行智能服务占比较上年提升约22个百分点。

　　今年3月，刘金接替调任建行行长的王江出任中行行长，正式步入副部级干部的行列。在此之前，刘金的前一任行长葛海蛟赴任河北省副省长，开辟了股份行行长升任副省长的先河；葛海蛟前任张金良则升任邮储银行董事长；张金良的前任赵欢升任农行行长，后于2018年9月出任国开行董事长。2018年9月，刘金从江苏工行调任国开行副行长，和赵欢在开行共事一年有余。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银行业，到今年3月成长为中行行长，刘金花了近30年的时间。虽然早年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但近30年的海内外金融从业历练让他成为一名实务经验丰富的金融“老兵”。与光大银行不同，作为国有大型银行之一的中行体量更大，刘金需要处理的问题更加复杂。比如中行资产规模是光大银行的五倍，员工合计约31万人，六倍于光大银行。

　　中国银行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601288,股吧)、建设银行(601939,股吧)并称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四大行中，中行资产规模、净利润最低，且与其他三家银行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市场的反馈更加明显，中行最新市值9000亿左右，约为农行的四分之三，而在2015年前后，中行市值一度超过农行。

　　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中国银行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金融史的一个缩影。这家在中国近代内忧外患中艰难成长的银行历经沧桑，跨越两个世纪。其诞生的“基因”中带有着鲜明的国际化特征，其海外业务占比在四大行中最高，理应对海外业务更熟悉。原油宝事件后，市场也在追问，为何这发生在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行？

　　接下来的不良贷款处置也将是刘金任上面临的课题之一。财报显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按照贷款五级分类划分，中行不良贷款总额2114亿元，不良贷款率1.48%，比上年末上升0.11个百分点。

　　他在江苏工行工作期间已经积累了处理复杂问题的经验。他2016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江苏工行历史上也遇到过不良贷款高企、效益增长困难的境况，但仍以坚定的信心和扎实的工作度过了难关。因此，要理性、全面、辩证地看待内外部经营环境，不仅要看到困难和挑战，更要看到机遇和积极因素。

　　刘金似乎总能看到乐观的因素并找到解决的办法。比如丁香花被视为忧伤的代表：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有诗云“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中国现当代诗人戴望舒写道“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他在山东大学外文楼看到，丁香花花蕾半开半闭，饱满有力，满带着春天的灵动和气息，他纳闷：丁香为什么总和惆怅、哀怨联系起来？

　　多年后，虽然刘金长期在海外工作，但依然保持乐观。在法兰克福的一个市镇，市长告诉他小镇的广告语是“香槟样的空气”，而他笑而不语，因为他早已沐浴过丁香一样的芬芳。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坚定信心。”他在前述文章中写道，“只有坚定战胜困难的信心，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扎实工作，才能够战胜困难，实现新一轮更高水平发展。”多年的从业经历，已经激起市场对他担任中行行长后推动改革的更多期待。

　　本期编辑 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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