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要防止美国经济复苏带来的负面外溢效应

　　4月11日，《财经》(博客,微博)杂志、《财经智库》和沙特基础工业公司联合联合发布《全球经济信心指数》报告，并举办主题为“财经前沿——2021：全球经济强劲复苏？”的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蔡昉在发言中指出，中美经济的复苏有诸多不对称性，中国应防止美国经济复苏带来的负面外溢效益。蔡昉称，从时间上看，中国最先战胜疫情，经济率先复苏，美国迟滞了很长时间，可以说差不多一年才开始复苏，时间上有一个巨大的差异。但这个差异在一定时间内提供了一个好的机会窗口，比如出口，在一段时间内，我们率先复苏，我们的商品可以出口，断裂的产业链，我们可以填补空白，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出口表现非常突出。但是，随着其他国家的复苏，我们的时间窗口可能就会关闭，特有的机会出口可能就不存在了。

　　蔡昉表示中国需求侧复苏比供给侧复苏滞后，消费不振可能会成为一个长期风险。预计中国总人口在2025年之前会达到峰值，而这会造成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将对消费需求产生不利影响。

　　蔡昉认为，除了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外，没有别的出路。如果不能通过消费大规模复苏引导经济回正轨，就可能产生长期趋势慢变量（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提前兑现。

　　以下为发言实录：

　　蔡昉：我谈一谈关于经济复苏的几个观察和观点，当然了，我们今天也讨论国际的经济复苏，也讨论中国的问题，我主要讨论中国的问题，但为了更好地衔接朱行长谈到了美国，我想从美国的问题入手，过渡到中国问题。

　　今天报告讲到了两个，一个是会议的主题，叫全球经济强劲复苏？一个是报告的主题，叫全球经济稳步复苏。这两个也都还是一种判断，归根结底，还需要观察。但不管怎么说，比几个月前，甚至比一个月前，世界经济呈现更好的复苏态势，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首先，美国跟中国的复苏有没有什么协调关系，或者说不协调的关系？总的来说，美国经济的复苏和中国经济的复苏有诸多不对称性，这些不对称性，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可能对某一个国家更有利一些，在另一个特定时刻，可能又变成不利因素了，但总的来说，是给我们带来挑战的。所以我想点出这么几点，总的看，我们要防止美国经济复苏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外溢效益。

　　第一，从时间上看，中国最先战胜疫情，经济率先复苏，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美国迟滞了很长时间，可以说差不多一年才开始复苏，时间上有一个巨大的差异。但这个差异在一定时间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机会窗口，比如出口，在一段时间内，我们率先复苏，我们的商品可以出口，断裂的产业链，我们可以填补空白，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出口表现非常突出。但是，随着其他国家的复苏，我们的时间窗口可能就会关闭，就说我们还是一个正常的出口者，特有的机会出口可能就不存在了。这时候回到常态，常态是什么呢？虽然我们面临着“拜登过热”、通货膨胀之剑，但如果这个概率没有发生，或者这个概率发生了以后，世界经济还会回到它本来的常态，我想这个趋势可能不变，总的来说就是两个：一是世界经济仍然处在或仍将处在长期停滞的状态，基本特征就是低通胀率，低利率，低增长率，或许可以加上“两高”：高龄化、高负债，这个趋势至少从经济危机以来就是这个趋势。我记得2019年9月份萨默斯讲过一句话，说美国距离得日本病就差一次严重的衰退，几个月以后这个严重的衰退就发生了，我想可能还会回去。二是从金融危机以后，我们看到了一个逆全球化的趋势，这个趋势由于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展示出了供应链的脆弱性，以及人们对原来的盟友、同一个集团成员国之间关系的不信任，当然他们还说供应源头过多集中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他们觉得要分散风险，因此经济发展的内部倾向也会加强，所以我想逆全球化还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尽管我们并不能说全球化就会逆转，但它是一股逆流。

　　第二，从复苏的促动因素上看，也有一个不对称性。中国更多的是靠生产率先复苏，我们复工复产，但相对来说复商复市有些滞后，这个滞后和我们的政策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当时比较强调保市场主体，相反，美国更多的是保人，也不保岗位，也不保市场主体，直接对人，给了很多钱，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就决定了我们产生出一些特点，二产复苏比三产领先一些，消费复苏比生产复苏滞后一些，农民工的返城比就业整体的复苏和城市居民的就业复苏也要滞后一些，总的来说，需求侧的复苏比供给侧的复苏滞后一些，这样就会带来，和长期的趋势衔接起来，有可能造成风险。许召元也讲到了，大家认为风险排第三的是消费不振，我想消费不振可能确实成为一个风险，而且是长期的风险。当然CPI和PPI相比，也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差异性。

　　第三，就业复苏上看，也有很大的不对称性，中国和美国相比。当我们说就业复苏的时候，不是说从六点几的失业率退回到零失业率，我们要退回到正常失业率，经济学家叫做自然失业率，就是结构性的、摩擦性的，在任何时候都会有的，和经济波动周期没有关系，和冲击没有关系。但是，一般有一个规律，在一次大的衰退、大型冲击之后，恢复的时候自然失业率会上升，大家通常说自然失业率不变，我认为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大体上是5%，美国可能认为他们是4%，一般是不会变的，我们复苏就是要从高于5%的地方回到5%，消除掉的部分就是周期失业，但通常在衰退以后，自然失业率会上升，为什么？因为在衰退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创造性的破坏，破坏的首先是那些过时的和比较低端的，要求技能不高的产业，相应的产能没了，企业没了，但人还在。这些人的技能，面对改变的技术结构找工作难度更大，因此他会在劳动力市场上花更多的时间经受摩擦和经受结构性的技能、岗位不适应的摩擦过程，因此，自然失业率会提高。但和美国相比，中国提高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就应对技术变迁的挑战、应对产业结构飞速变化的要求、应对经济增长动能的转变等等一系列要求来说，中国的紧迫性更强，美国总体上处在长期的稳态过程中，同样遭受一次经济冲击，我们受到的影响会大一些。因此，相对于变化了的自然失业率，事后的恢复难度就更大，人们回到那个就业岗位上的机遇可能小了一些。

　　我看到2月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5%，和过去5个月相比都是上升的，说明我们复苏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尤其是因为人们失掉过工作，失掉过收入，收入减少以后，消费确实受到了影响，这个影响必然会带来复苏的困难。

　　这是我对中美之间复苏不对称性的一点分析，我觉得需要引起我们重视。

　　下面我再谈两个问题，关于中国复苏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还是和美国有关，朱民行长讲到了风险性，他说有很大的概率会变成通货膨胀，带来巨大的灾难。很大的概率并没说百分之百，如果还有一个小的概率，没有通货膨胀崩溃，我们可能会发现拜登的刺激方案中有很多和罗斯福新政相似的地方，既有基础设施的建设，它是为长期的经济繁荣创造一些基础条件，恰恰是美国长期的短板。还有一个重建福利国家的趋势，现在大家都讲世界经济新常态叫做长期停滞，长期停滞预言是从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被人说起，1937年凯恩斯在英国做的一个报告说到了这个意思，人口增长缓慢会带来经济的灾难，主要是因为需求不足，除非改善收入分配，政府加大再分配力度。第二年在美国汉斯也做了一个报告，大体上跟凯恩斯的意思差不多，如果收入分配改善，政府多花一点钱改善福利，恰恰那时候美国有罗斯福新政，英国有贝弗里奇报告，后来按这个报告形成了福利国家。两个经济学家做了长期预测之后没有发生，一直延续到80年代，直到里根、撒切尔上台以后才改变了这个趋势，我觉得拜登的计划中含有这个因素，这个我们应该进行一些比较，能够跟它保持一定的协调性。

　　第二，我们要防止一个长期的慢变的趋势，通过一次衰退，通过一次冲击，变成了加快提前的兑现，经济史上经常看到一个趋势，可能是缓慢的往那儿走，人们本来预期是需要10年、20年的时间，但突然有一次突发事件一下把时间提前了，我们现在面临着这样一个东西，就是中国的老龄化。整个老龄化过程中，有两个转折点或者引爆点，一个引爆点已经发生了，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峰值，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引爆点和我们当时遭遇金融危机有一定关系的，我们经济增长速度正好从2012年以后一直向下走。现在我们面临着第二个引爆点是2025年之前，中国的总人口会达到峰值，之后就是负增长。原来我说的保守一些，可能在2025年到2035年之间，现在看，我们去年已经很接近于零增长了，所以我觉得2025年之前会达到。总人口的零增长和负增长带来的是什么呢？如果第一次引爆点带来的是供给侧的冲击，潜在增长率下降，这一次的引爆点，同样会造成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更多的会造成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不足。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消费需求，而恰恰第二个人口引爆点对消费需求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大体上三个效应：一是人口总量效应，人生下来就是消费者，我们做的用户调查发现，人们的劳动收入在20—60岁之间才有，三、四十岁达到最高点，但人的消费从生下来到去世，基本上是一个平行线，略微下行，人就是消费者，人口的增长缓慢，消费增长就缓慢，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人口负增长，其他条件不变，消费也负增长。当然不会其他条件不变。二是人口年龄结构效应。经济学家都知道，人老了以后消费倾向下降，在西方国家老年人收入不低，有财产收入，但他们的消费也减少，他们说这叫退休消费之谜，中国更是。由于对未来的预期，现在是现收现付，缴纳养老保险支付给退休的人，但我并不知道我退休的时候养老保险还能不能保障，因为人口抚养比变化了，因此现在的人也会受到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很强的缴纳社会保险的负担，他们消费也是在缩小的，除了孩子，孩子消费多，但孩子的人数越来越小，比重越来越小。三是收入分配效应，如果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穷人边际消费倾向高，但收入低，富人不愿意消费，但收入都到他那儿去了，也会影响到消费。这些东西是一个趋势，原来说还有几年的时间，但这一次，如果不能通过消费大规模复苏引导整个中国经济回到正轨，也可能会产生长期趋势慢变量的提前兑现。

　　张燕冬：谢谢蔡老师。实际上蔡老师不完全同意朱老师提出的“拜登过热”可能导致“拜登危机”，提到了当年的罗斯福，我们只知道凯恩斯，事实上美国当时进行了一场进步运动，它改变了整个范式，从最初的完全站在市场的角度，美国进行了一个公平，而且是政府出击的一个过程，直到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台，全球私有化开始。我更站在蔡老师这边，其实拜登是我的校友，他就是受了行政管理的影响，完全受政府怎么发挥作用的这一点的影响。

　　有一个问题，消费问题、内需问题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这个问题始终不够理想，我们消费不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应该怎么突破？

　　蔡昉：对中国来说非常简单，人们的收入增长是很快的，但我们低收入群体比较大，在十八大以来，我们解决了大概一亿人的摆脱绝对贫困。绝对贫困的标准只是相对比较低的，比世界银行的1.9美元/天的标准是要高的，我们是2.3美元，但脱贫以后仍然处在低收入群体之中，真正消费的主要生力军是中等收入群体，我觉得也没有别的出路，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培养中等收入群体，现在说有4.7亿中等收入群体，要实现中等收入倍增，倍增从人数上是完全应该的，我们过去有一亿人摆脱绝对贫困，绝对贫困摆脱以后意味着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过程，其实是需要培养的，我们要解决相对贫困，乡村振兴等等促进他们走向中等收入。

　　第二个群体，大家知道有2.9亿农民工，其中有1.73亿是进城的，进城里又有1.35亿基本住在城市，比较稳定，不回去的，这些人至少解决一半市民化基本就会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很多人的收入已经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但是社会保障等等还不够，还有不稳定的因素，给了户口，其中相当多的人就变成中等收入群体。

　　我们知道，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有2.46亿，65岁以上的也有1亿多，能够让老年人通过延迟退休，但不是说不给养老金了，而是努力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收入。养老金的支付更充分一些，覆盖率能够达到100%。能够增强整个社会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让他们不要为隔代的孩子有後顾之忧，应该让这批人过上中等收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