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新风向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紫宸 高歌 时隔两年再度聚首的博鳌嘉宾们，面色看起来与从前并没有不同，但两年之间，每个人的身上都经历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往事。

疫情让企业的神经变得脆弱。尽管数据显示这个世界其实比从前联系地更紧密，博鳌的企业家们却没有什么安全感。他们自己也没想到，有一天会如此迫切地想要把确定性抓在自己的手中。

几乎每个人都相信，推动贸易一体化的驱动力永不会停止，几乎每一家企业也都渴望拥有多元广阔的市场，但无可奈何的是，经济体之间却总因分歧而发生龃龉。

现在，他们身在博鳌，正是热烈讨论自由、合作的好时候。

忧心忡忡的外宾

2021年4月21日，长着络腮胡的意大利人马泰奥·坦特里在博鳌讲起他的企业故事：施诺慕是一家意大利能源技术公司，产品的零部件一部分来自于印度，一部分来自中国，组装则在意大利完成。2020年3月，新冠疫情席卷意大利，中国与意大利之间的零部件运输路径阻断，三周之后，他的工厂关闭了。

这个故事简单到几句话就可以概括，但对一个企业主来说，可能是其经营生涯的分水岭。“我们不知道下一只黑天鹅在哪里。”马泰奥·坦特里略显无奈地说。

他紧接着提到了一个月之前发生在苏伊士运河上的事故，无数只巨轮因一只大船的搁浅被迫漂泊在海上，数不清的行业因货物不能及时抵达而受到生产上的冲击。

马泰奥·坦特里去年在公司启动了一项紧急预案，通过就近采购，防止断供的再次发生，当地政府此后也积极推动缩短供应链的计划。

一个令人感到分裂的现象是，宏观经济世界反映出来的真实趋势，和这个故事看起来刚好相反，数据并不支持这个世界在走向分离。

在一场关于贸易的论坛中，跨欧亚运输国际协调理事会秘书长根纳季·贝诺夫发现，尽管疫情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带来巨大冲击，如2020年集装箱贸易与流通规模出现了下降，但到了2021年一季度，集装箱贸易与流通量显著回升，回升的势头甚至大于几年前的增长速度。

两天之前，一项由中国数家研究机构合力完成的研究报告在博鳌会场发布。报告显示，尽管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亚洲工厂部分生产网络中断，但这并未使亚洲的全球价值链中心出现转移，亚洲经济体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力也有所增强。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地区与全球的经济互动整体并未减退，同时，CPTPP国家对中国的依存度有所上升。

在亚洲内部，货物贸易一体化进程也在持续推进。2019年其一体化指数进一步增加，亚洲主要经济体对亚洲自身的贸易依存度均在近50%及以上，其中东盟和中国在亚洲贸易重居于核心位置。亚洲经济体之间双边贸易规模持续增加，其中中国和日本在亚洲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东南业国家的贸易规模相对较小，但是越南等国家的贸易增速加快。同时，亚洲主要经济体仍然高度依赖亚洲工厂。同时，亚洲工厂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其他经济体。

上述报告显示，受新疫情的影响，亚洲经济去年出现了60年来首次的负增长，中国是唯一2020年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说，亚洲加强疫情防控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稳定促进贸易与投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多边主义的稳定器。其中，中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李保东认为，中国为主干的亚洲市场将进一步扩大，为世界经济创造巨大的需求，亚洲区内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直接投资和金融市场进一步融合，互联互通的大趋势明显而且不会改变。

但因博鳌论坛聚首到一起的意大利人马泰奥·坦特里、来自香港的企业家冯国经，以及和冯国经交流过的一些韩国商人，无不对现状流露出担忧。马泰奥·坦特里说，他相信“推动全球化的驱动力永远不会停止”，这可能也是全球几乎所有企业的愿望，但长远的趋势却无法掩盖眼下的焦虑：一旦意外再次来临，生产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

疫情和国际贸易关系的紧张，给全球的企业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这种不确定性让他们感到害怕和极度地不安全。他们想要驱散这种不安全感，但陷入悖论的是，要分散这种风险，恰恰只能通过寻求更加广阔而多元的市场

冯国经说，在过去的几年，他们看到了国际间政治氛围的变化，疫情让这一裂痕变得明显，企业家们开始怀疑，过去的全球化是否已经悄然转变为现在区分阵营的“半全球化”。

“对于欧洲的企业家和创业人来说，该选择站在哪里呢？这很难。”马泰奥·坦特里说。

区域合作

企业界对经济世界的明显撕裂感，让人们更加迫切地寻求连接，以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在博鳌，人们讨论公共卫生、贫困人口，讨论共同应对碳排放，当然，也讨论贸易、投资的流通与壁垒。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重心，中国是这些讨论的核心。贸易领域复杂具体的现实问题，也让博鳌会场中合作共赢的共识之下偶尔夹带着机锋。

2021年4月，距离15国签署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Partnership）刚刚过去五个月，但根据国家财政部关税司司长蔡强透露，中国对RCEP相关实施准备工作“早就下手”，“现在中国万事俱备，只等签署生效。”

国家外经贸部原副部长龙永图说，RCEP15个亚洲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区国家的协定，实际上象征了全球经济重心从欧洲和北美转向了亚洲太平洋地区。RCEP内部逐渐走向零关税，能够大大加快15个国家间商品和其他要素的流动，对于整个地区的竞争能力会有很大提升，形成一个根基强大的有竞争能力的产业链。

RCEP不仅涉及关税减让，边境检疫，商检，争端解决机制这些传统的领域，更涉及到过去的自由贸易协定很少涉及到的领域，如服务贸易，投资准入，电子商务，以及一系列有关环境和其他的问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执行院长林桂军认为，一些积极的因素，实际上一直在推动着亚洲相互依存，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其中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RCEP，经过多年的艰苦的谈判终于达成了，RCEP最重要的意义其实不在于贸易，而是在于进一步增强了亚洲全球价值链在全球的地位。”

但尽管如此，不同发展水平之下如何减小各国之间的发展缺口，如何解决那些中小企业所要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照顾小国、弱国的利益，依然是一些国际贸易组织关心的问题。

龙永图在当天说，RCEP只是中国走向亚太区域合作和区域贸易自由化的重要一步，“它不是一个终点，只是一个开始”。

2020年11月20日，也即RCEP签署的当月，中方表示将积极考虑加入CPTPP。但眼下的情况下，美国还游离于CPTPP之外，而CPTPP尚未对中国敞开怀抱。博鳌场外，国际经贸领域的从业人士认为，贸易一直以来都很难完全于脱离于政治。

在另一场论坛，人们的视野聚焦在中欧列车的身上。2021年4月13日，首列长沙至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中欧班列，从长沙货运北站开出，这是长沙开辟的首条直达乌克兰的定期货运班列，该线路的开通，使湖南货物运输到乌克兰全程仅需17天，比海运路线缩短近30天。

近年来，中欧班列因其运量大、价格低、时效强、检疫环节接触感染风险低等优势，很多贸易商将货源移至中欧班列运输。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有40多座城市开通中欧班列，这条亚欧大陆贸易运输通道已联通20多个国家90多座城市。

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彦辞说，他看好中欧班列的前景，“但也要取决于不同的国家，政府他们的政策。他们要展现出意愿，希望能够继续加入到我们相关的计划当中来。”

来自欧洲的与会者在讨论中欧班列给中国和其他沿线各国带来的好处，也提出了政府补贴和公平的问题。同时，班列贸易走向的相对单一让欧洲的人士希望，从欧洲到亚洲，贸易活动可以变得更加地平衡，而不是“一边倒”。

2020年底，经历7年、35轮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也是这一年，中国首次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国。但3个月后，协定的审议因中欧双方的政治立场问题出现了波折。

彦辞说：“中欧贸易商会觉得贸易很多时候被政治化了，这种分歧影响到了贸易和商业。我们希望中欧双方可以更清醒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希望双方可以一起合作，找到一些共同合作的基础，能够修正过去一些问题。”

法国桥智库主席周瑞则在博鳌向与会的嘉宾解释称：“中欧投资协定并没有暂停，现在只是进入一个‘修正环节’，欧盟是全方面采用积极合作方式，相信我们最后可以达成一致。”

周瑞认为，中欧未来的合作是关注于新的主题，新的制度，新的机制，新的技术，新的能源，双方需要更多的互联互通，亚洲和欧洲开展贸易，要有效均衡，投资还需要互信和文化的交流。”

4月21日，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博鳌论坛总结说，中国将在持续推进商品服务、资金、人才这些要素流动性开放的基础上，强化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性的开放。中国要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国已经正式完成了RCEP的核准程序，与欧盟也如期完成了BRT的谈判，同时积极加入CPTPP，并且支持推动WTO进一步的改革。未来中国将更好的融入到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也有利于中国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和更加有序的世界经济秩序，推动全球化的水平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多边主义与全球化

备受关注的RCEP，被国际经济贸易学者郑永年认为是一种新型的多边主义。

郑永年分析认为，亚太各国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经济水平，RCEP提倡的是基于经济效益和发展之上的多边主义，它将更具包容性，也更有利地区经济贸易的整合。

国家财政部关税司司长蔡强认为，RCEP框架下兼顾“发展”与“标准"的规则，能够照顾到RCEP内部多方的诉求，这让它可能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和未来国际经贸规则谈判的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郑永年对于全球一体化的未来持一种相对悲观的看法。“WTO会重新回归正常功能吗？”郑永年问，他紧接着自己回答说：“我怀疑。”

过去四年之久，中美两国敏感的贸易关系给全球化进程带来了显著影响。郑永年认为，尽管拜登跟特朗普的做法不一样，但美国倡导的依然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共同体。

龙永图在博鳌论坛的一场讨论中表示，国际和贸易投资领域多边主义，应该尽量减少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如果经济贸易协议的谈判当中过多卷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就很难有客观的规则和标准，也很难说这些标准和规则能够在所有国家当中得到实施。

对于美国新政府对多边主义的态度，他向经济观察报表示，“拜登政府上台以后，还是对特朗普对多边主义的态度有所调整，重返参加巴黎协定就是表现之一，对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的一些重要表态，说明拜登政府对于多边主义的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调整。从整体来看，拜登政府对于特朗普政府单面主义的行动有所修正。”

但他紧接着补充说，“接下来还要看美国会怎么做，如果这种调整只是拿出一部分国家针对另外一部分国家，那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多边主义，我认为还是要观察。”

郑永年对中美关系的态度甚至显得更加悲观一些，但他认为，这并不是说多边主义就没有了出路。“双边、多边都需要。全球一体化给生产要素的自由配置带来了好处，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对各个社会内部发展也带来了挑战。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也需要让其他国家发展起来，要体现大国的责任。”郑永年向经济观察报解释。

因此，有限的全球化可能更加现实，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讲究对等，国家之间本身的发展水平不一样。“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应考虑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开放。自由贸易就是在开放中形成的，中国继续深化开放，能够改变很多东西，带来更多的可能性。”郑永年说，“毕竟，即便对于美国，华尔街也不会放弃一个开放的中国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