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

　　随着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的逐渐清晰，很多人开始替特朗普叫屈，其中的一种声音是，特朗普喊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提出要把制造业迁回美国，让美国制造业的工人们不再失业——所以才有那么多中西部地区的选民，尤其是白人蓝领，投特朗普的票。

　　特朗普的口号确实是这么喊的，也确实劝过很多企业把厂开在美国，不过到底会不会给美国中西部地区的白人蓝领带来利益，就真的不好说了。CNN在2020年11月24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很能说明问题。文章的题目就叫“美国制造业有大量职位空缺，但能否找到本地的工人是个大问题”。对美国中西部地区的白人蓝领来说，文章的内容虽然扎心，却很真实：为了找到合适的人才，制造商们正在提高待遇、提供升职机会和培训支持，但这些却是为高素质人才准备的，而不再需要传统的蓝领工人了。

　　你看，发展先进制造并不能解决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失业问题，但美国还是要搞，而且要下大力气搞，其原因不是为了创造就业，而是为了提升美国整体的竞争力。这一点美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要比特朗普看得清楚得多。在奥巴马的总统任期内，他不光推出了多项振兴美国制造业，尤其是科技制造业的举措，而且下了大力气做研究，尤其是和一贯注重科研和产业落地相结合的麻省理工学院合作研究，涉及了几十位顶级的学术专家，将研究成果汇集成了十多本专著。这本《美国创新简史》，就是这个成果的一部分。

　　书的前半部分是对美国科技产业的回顾：一百年前的美国并不是科技大国，还是由传统产业主导的。科技产业的振兴，乃至成为美国今天的核心优势，其实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战时研发负责人范内瓦·布什的推动下，美国于1955年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大范围资助基础研究，为科技产业的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惜在美国的党争面前，对国家有利并不是能够坚持的理由。到今天，美国政府对学术研究的支持已经大不如前了。所以在书的后半部分，作者不光强调政府要重新加强对基础研究的资助，而且给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建议，最核心的观点就是：政府赞助公共研发。

　　看到这里，你脑子里可能会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美国不是一直主张市场经济吗？怎么在科技产业上却要去强调政府投入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市场经济往往比较短视，解决个贸易公平问题还算称职，但要解决长远发展问题就有点儿力不从心了。而科技产业的发展基本都是长期行为，一项技术能否从实验室诞生就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偶然事件，从技术到产品又往往需要数十年时间才能上市，然后企业要在市场站稳脚跟，把产品做到足够的市场覆盖率，则又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所以我们眼里的新兴企业，其实往往都已经有了十几、二十年的历史了。

　　要让民间资本去赞助高度不确定的科研行为的确不现实，而只要建立了像美国的《拜杜法案》那样的从基础研究到产品转化的相关法规，加上以科技企业家为核心的实际操作方法，再加上政府大量赞助公共研发行为，就能产生出一大批先进科技企业，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像通信业的翘楚高通公司、基因测序的领头羊Illumina（因美纳）公司，就都是最好的证据。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作者并没充分意识到，自然也就没有答案。那就是，让民间资本去投资一个十年后才有产品上市、二十年后经营才能成功的企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才有投资家彼得·蒂尔的那句名言：“人们想要一辆会飞的汽车，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

　　就像我们一贯主张的，科技创新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而是一连串行为产生的结果：我们把科研和研发称为产品侧创新，这固然很重要，但我们称之为产业侧创新的量产及市场推广也同样重要。因为一项科技创新只有经历了从科研突破，到研发产品化，再到实现量产，最后到社会普遍接受，才算是功德圆满、走完了所有的流程，而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败都会使创新的努力前功尽弃。尤其是在量产环节，不光需要的投资大增，往往数倍于科技创新企业的估值，而且投资一旦用于建厂，就都成了沉没成本，风险大增，令最有经验的风险投资家都望而却步。

　　更重要的是，现在的硬科技早就不是与其他产业基本无关的互联网企业了，都是在实实在在地做着传统产业科技升级的事情。而那些虽然落后，但却势力庞大的传统企业，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往往会成为科技创新的巨大阻力。这时，政府是否放弃不干预市场（其实是纵容了落后企业利用市场优势扼杀新兴科技企业）的政策，强力支持新兴科技企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所以，中国为什么在全球科技创新当中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位置，不光因为中国有着能够开放对接所有前沿科技企业的强大的制造能力，而且因为中国有对科技企业的倾斜和扶植政策，以及欢迎科技产品的庞大的市场。

　　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可以重启美国，把中国优势对接到全球，可以重启全球的科技创新生态，进而重启全球的经济（王煜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