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崛起下 外资投行中国战略重整

　　[ 经历了十多年风雨的外资行开始重整中国战略。由于中国监管要求分业经营，因此这些国际知名的“全能型银行”在中国境内需要通过数个法律实体展开业务，由此外资行近两年来加速申请券商牌照，在由新经济主导的中国市场中寻求机会。 ]

　　[ 外资行转型自然挑战不小，这种挑战存在于各个维度，包括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权衡、风险管理、招兵买马等等。 ]

　　[ 尽管挑战巨大，但外资仍砸下重金布局中国证券行业，这也是因为未来的前景可期。 ]

　　十多年前的金融开放吸引了众多外资巨头在华设立法人银行，而在这一轮开放下，外资纷纷扎堆申请券商牌照，逐步退出个人零售业务。经历了十多年风雨的外资行开始重整中国战略。

　　例如，今年4月27日，证监会接收法国巴黎银行（下称“法巴”）的证券公司设立审批材料；再如摩根大通、瑞信等早就在华设立合资券商的外资机构也都表示希望最终实现100%的控股。这一业务重点切换背后，实则是外资行跟随着中国经济模式的巨变而做出的战略调整。可以确定的是，只要是有“家底”的外资豪门，如今加码中国的决心不减反增。

　　新经济崛起下外资行战略生变

　　“经历了这两年的贸易摩擦，其实外资行对于加码中国的决心反而是真实地在增加，中国完整的供应链、巨大的市场让一些在全球具有竞争力的大型外资行承担不起失去这一市场的代价，只是如今外资行的布局思路出现了不小的变化。”法巴中国区CEO兼行长赖长庚日前在接受第一财经独家专访时表示。

　　与欧洲有些相似，早年中国的融资模式更多是以银行间接融资模式为主，主体多为国企等大型企业，因此十多年前外资瞄准的是法人银行业务。

　　但近年来，中国新经济蓬勃发展，直接融资成为主轴，TMT、新能源、光伏等领域的民企估值轻易就是国企的几十、几百倍，这些企业对传统的间接融资的依赖度不断下降，法人银行能为企业客户提供的附加值似乎在边际递减。

　　这一变化可以从两家公司中窥斑见豹——2007年11月5日，中国石油(601857,股吧)（601857.SH）在A股风光上市，首日开盘价被疯狂的投资者推高到48.60元，市值峰值达到80456.02亿元。但五年之后的2020年尾，中国石油总市值跌落至7597亿元;另一端，来自福建的民营企业宁德时代(300750,股吧)（300750.SZ）,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其市值定格在了8179亿元，比中国石油高出582亿元。

　　“外资行的服务模式也必须随着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而变化，否则就会丧失竞争力。”赖长庚称。事实上，早前外资行大都未料到，整个中国经济以如此飞快的速度从传统经济转向新经济，随着科创板的设立等，直接融资模式渐成主旋律，中国开始逐渐对接美国的创业方式和融资方式。

　　在赖长庚看来，去年字节跳动的蓬勃发展标志着中国新经济的开始。蔚来汽车、拼多多都是以极短的周期发展壮大的。在这种独角兽（创办时间不足10年，且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科技公司）越来越多并主导中国市场的趋势下，外资行也会跟着中国新经济而变化。

　　由于中国监管要求分业经营，因此这些国际知名的“全能型银行”在中国境内需要通过数个法律实体展开业务，由此外资行近两年来加速申请券商牌照，在由新经济主导的中国市场中寻求机会。

　　4月26日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1》显示，2020年中国独角兽企业251家，总估值首次超万亿美元。

　　截至目前，估值超过（含）100亿美元的超级独角兽共12家，分别为字节跳动、蚂蚁集团、滴滴出行、快手、微众银行、京东科技、京东物流、商汤科技等。12家整体估值占中国独角兽企业群体总估值的52.6%。各界认为，将来会看到更多中国科技公司从美股市场回到港股、科创板，而这也为外资券商提供了业务机遇。

　　外资巨头“转身”挑战不小

　　外资行转型自然挑战不小，这种挑战存在于各个维度，包括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权衡、风险管理、招兵买马等等。

　　“国企目前亟须降杠杆，且国企因估值不高而很难发新股。在向新经济转型的形势下，外资行应该思考如何应对新的变化，尤其是如何向新的风控模式过渡，毕竟新、旧经济的风险因子完全不同。”赖长庚表示。同时，外资行多年来已经和国企建立了合作关系，关系网络的拓展并非一蹴而就。

　　再来就是人才。在他看来，之所以外资行较难找到十分合适的人才，是因为整个中国的商业形态偏向于国内，而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的商业环境，尤其在光伏、电动汽车、半导体、生物科技等新兴热门领域。“很多光伏的龙头公司都在中国，可能不需要外国的人才。”

　　资源禀赋的不匹配也是矛盾点。有外资行人士对记者表示，不乏澳大利亚的银行退出中国市场，是因为澳大利亚的资源禀赋都是来自传统能源，如铁矿石，所以澳大利亚的金融机构较难快速地转换思路，服务中国的新经济企业。

　　美资机构则更能理解中国公司的商业策略，因为美国拥有纳斯达克，具备大量创新经验。也有几家颇具美资色彩的欧资投行对中国的创新模式领会较深，它们早年参与了大量中概股赴美上市的业务，过去两年也参与了中概股赴港二次上市的业务。

　　此外，外资券商的挑战还在于，业务量、营收上不去本身就会限制展业。根据Wind数据，2018年合资券商在全行业的营收占比都在0.5%以下，例如摩根士丹利华鑫、瑞信方正、汇丰前海等分别都为0.1%，瑞银证券则为0.25%左右，高盛高华在0.15%左右。相比之下，中信证券(600030,股吧)的这一占比高达10%，海通证券(600837,股吧)、国泰君安都在6%附近，华泰证券(601688,股吧)和广发证券(000776,股吧)则在4%左右。

　　挑战无阻外资加码决心

　　尽管挑战巨大，但外资仍砸下重金布局中国证券行业，这也是因为未来的前景可期。

　　在投行领域，中国在相对规模方面落后于美国，2018年美国市场投行业务收入/GDP的比例为0.2%，中国仅0.04%，差异意味着追赶的机会。在资本市场改革下，中国IPO速度明显加速，同时中概股回归港股进行“二次上市”都为外资券商带来了机会。

　　截至2020年7月10日，通过包括二次上市在内的IPO共集资72亿美元，高于6月成交量5倍，较上年7月增长46%。2020年初至今的集资额排名，科创板已跃升至第二位，成为全球领先的IPO和二次上市场所，超过了港交所主板，排名第一的是纳斯达克。

　　衍生品方面的空间则更大，而这也是外资的优势项目。中国场外衍生品名义交易额不到总市值的1%，而美国高达7%～8%。

　　“因此，在这一轮转型证券业务的过程中，有些机构向前迈进，有些机构则选择观望或撤出，”赖长庚称，“但毫无疑问的是，对于头部外资而言，目前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之强可谓是前所未有，并且未来还将持续增强。如果错失了中国市场，海外主场的优势可能也会被削弱。”

　　（实习生刘怡然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