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这个只有50多名党员的政党，像表征生命的婴儿呱呱坠地。光阴荏苒，百年沧桑，如今它已成为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大党，成为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它的成长和成就让世人惊叹。然而，谈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海外曾有一些责难和非议，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早产儿”和“舶来品”，甚至是“卢布党”。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调至今还有些许市场，一言以蔽之，实质上是否定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有其历史必然性。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的根本问题，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就可以明白我们当初为什么出发，永远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走好现在的路，开拓未来的路。这里让我们拓宽视野，把中共的创建摆到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从而认清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找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根。

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

中国原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一直到清朝初期社会生产力仍处于世界前列，但由于封建王朝对内实行专制统治，对外采取闭关自守政策，逐步衰落下来。中国的闭关锁国的大门不是自己开放的，而是被西方殖民主义的铁舰洋炮打开的。1840-1900年的60年间，西方列强先后发动了包括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内的5次大规模战争，中国有1/6的时间在挨打。中国战败的结果是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100多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口岸，丧失主权。中华民族经受了西方列强侵略的深重灾难和屈辱，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面对外患内忧、民族危机的境遇，中国的志士仁人和各阶层民众先后发起了一系列救亡图存的斗争。近代中国的一系列斗争概括起来大体有3种类型：

第一类是农民运动，包括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太平天国运动是近代中国规模空前、影响巨大的农民运动，从1851年金田起义到1864年天京陷落，前后坚持了14年之久。太平军势力一度扩展到18个省份，打下了清朝的半壁江山，并在南京建立起太平天国政权，沉重打击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清朝的统治。由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内讧，加之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最终失败了。太平天国的失败说明了农民的阶级局限性，农民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但终究是封建私有制下的小生产者，不可能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也提不出正确的革命纲领，一旦取得政权也会走向封建化，担当不起领导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

第二类是改良运动，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阶层中的部分开明人士发起的“求富、自强”活动。他们主张兴办近代工业，建立新式海陆军，创办新型学堂，“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虽然经过30多年的努力，洋务派建立起一些近代企业，培养了一批人才，但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1898年维新派发动的戊戌变法更是昙花一现，仅仅103天就被封建守旧势力镇压下去，付出了血的代价。改良派的共同特点就是不触动封建统治的秩序和制度，希图依靠开明君主推动社会进步，事实证明是不可能成功的。近代中国改良运动的失败证明：在中外统治势力十分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改良道路是走不通的。

第三类是资产阶级革命斗争。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自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实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经过多次武装起义都遭到失败，但最终取得武昌起义的成功。1个月内，当时全国24个省就有14个省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加入革命阵营。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束了持续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胜利，也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作出的一个历史性贡献。令人惋惜的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没有得到巩固，被袁世凯篡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双方力量悬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长期在海外活动，国内的基础较为薄弱，而当时的袁世凯控制着军队和经济资源，使革命派没有还手之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袁世凯大耍两面派手腕，对革命派表示“拥护共和”，对清皇室则逼其退位交权。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乘势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中国由此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把持政权之后，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依赖封建势力，实行种种倒行逆施尤其是复辟帝制，引起了革命派和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孙中山先后发起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但都遭受失败，未能挽回国势衰败的命运。北洋势力统治期间，军阀混战连绵不断，民不聊生，中国社会存在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某些方面还更为激化，如何挽救民族的危亡、人民的痛苦成了人们最迫切的期待。

在此前后，随着封建帝制的崩溃，受西方政治体制的影响，中国政坛兴起了一股议会竞选、政党组阁的热潮。各派政治势力为了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席位，争取在权力分配时得到更多利益，纷纷组建各自的政党，使中国一度呈现出政党林立的局面。1912年前后的几年间，涌现出大大小小的政党几百个，争权夺利，喧嚣一时。大多数政党思想庞杂、组织涣散，有的政见不一、多次改组，有的根基浅薄、转瞬即逝，也有的内部对立、不欢而散，即使少数坚持下来的政党也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束手无策。这股政党政治热闹了一阵子也就销声匿迹了。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各个阶级和政治力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结果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迅即成了过眼云烟；种种救国方案也各显身手，但都化为泡影，没有找到救世良方。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在苦闷、彷徨中寻找新的社会力量和前进道路。几经失败之后，人们把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希望寄托到新兴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背景，是历史必然性的依据所在。

二

五四运动前后建党要素的缘起、积累和形成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生与发展都是必要性和可能性辩证统一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不例外。只有既具备必要性，又具有可能性，无产阶级政党才能脱颖而出，站立到救国救民的前列。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特别是五四运动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五四运动之后，李大钊继续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李大钊轮值编辑《新青年》时将其第6卷第5号编为《马克思研究号》（实际出版时间在9月）。同年5月5日是马克思101周年诞辰，李大钊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刊载马克思的原著或主要观点久。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基本观点。李达于1919年秋到1920年夏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3部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3个组成部分作了系统的阐述。留日归来的杨匏安于1919年11-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马克思主义》长篇连载文章，也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了系统介绍。

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数百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但是，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的影响并不是短时期就能消除的。这些思想流派包括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在这种情况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分子同这些思想流派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在经过了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以及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论争这3次大论战之后，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逐步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从而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北方的北京、南方的上海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北京，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1920年3月北京大学进步学生在李大钊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在上海，陈独秀等于1920年5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后武汉、长沙、济南等地也先后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中译本也公开出版。之后，若干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陆续出版，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等。上海、北京、广州等地也先后印发了许多通俗的有关马克思、列宁的小册子。当时创办的400多种刊物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或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达200多种。同年11月，《共产党》（月刊）在上海创办，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旗帜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来了。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间并不长，当时却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二）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兴起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

中国工人阶级是随着外资企业、官办资本和民族工业的建立而逐步成长起来的。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产业工人达到200万左右，而且集中在沿海沿江的大城市，形成了新兴的社会力量，另有1000多万手工业工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工人阶级人数不算多，但与俄国建党时的270多万和印度尼西亚建党时的50万工人相比也不算少。更重要的是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外国资本、封建势力和资本家三重压迫与剥削，具有很强的革命性与斗争精神。

中国工人阶级反抗剥削与压迫的罢工运动起始较早，并且连续不断、日趋增强。据统计，1870-1911年的41年间，中国工人阶级发动罢工106起，平均每年2.6起；1912-1920年的9年间则发生罢工226起，平均每年有25起以上，比前一个时期增加9倍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工人运动已经开始由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1916年10月天津老西开的罢工、1919年6月上海反帝爱国同盟大罢工都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反映出中国工人阶级已从自在的阶级走向自为的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觉悟不断增强的中国工人阶级必然要寻求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代表，迫切期待着致力于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解放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

（三）革命知识分子队伍和早期地方组织的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组织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而这一结合是通过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实现的。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成长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其中不仅有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领袖人物，也有毛泽东、李达、邓中夏、张太雷、周恩来、蔡和森、彭湃等杰出代表。他们热情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又深入工农群众联络发动。正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逐步促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开会商议成立党组织事宜，会上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征询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8月，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在上海成立，当时名字就叫“中国共产党”，主要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杨明斋、沈玄庐、邵力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周佛海、袁振英、沈雁冰、李启汉等10多人。9月，《新青年》杂志从第8卷第1号开始改为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理论刊物。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为什么会首先在上海诞生？因为上海既是马克思主义著作最早在中国出版(601949,股吧)的地方之一，又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并且在五四运动期间上海工人阶级最早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后，其联系指导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马克思主义者建党。这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准备了组织基础。

综上所述，在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开展革命斗争，迫切需要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到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正是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同时具备，才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艰巨使命历史地落在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是总结近代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三

重温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的现实意义

回望和梳理100多年近代中国的遭遇和屈辱、抗争和挫折、奋斗和崛起，会给人们以诸多的启示，引发深层的思考，具有针对性与现实性。

以上论述充分证明了起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驳斥了西方那些所谓中国共产党是“早产儿”和“舶来品”，甚至是“卢布党”的论调。诚然，共产国际与列宁对中国建党十分关心和支持，共产国际代表也给予很多的帮助和指导，但是中国共产党毕竟植根于中国社会，是近现代中国革命斗争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中国先进分子的自觉追求。1920年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开始了建党的酝酿，当时第一位共产国际代表还未来到中国。后来，吴玉章在四川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恽代英在湖北建立共存社（亦称“波社”，取布尔什维克组织之意），既没有与李、陈联系，更与共产国际代表没有什么关联。这都可以说明这一时期中国的建党活动已经开启，是内因在起主要作用。共产国际对中国建党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建党的各种要素还是生长于中国社会。我们论证并强调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就是对西方长期存在的片面观念作出认真的回答。

时至今日，我们重提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是为唤起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一切爱国之士牢记历史，不忘初心。任何时候都要记住我们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要到哪里去、干什么去？只有不忘初心，才能继续前进。革命前辈和先烈从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反帝反封建、建立人民政权、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管形势和任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一直没有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和使命，任重而道远。这是历史必然性的延续，是理想信念的体现。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的崇高追求和奋斗精神，面向未来，不畏艰难，挺身而出，勇于担当，经受各种艰难考验，向历史和人民交出优异答卷。

摘自《建党伟业——中国共产党创立若干历史问题研究》

编著：孙新 出版：青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