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生理学家戴蒙德：新冠疫情是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

　　作 者丨季媛媛

　　编 辑丨徐旭

　　病毒是早于人类存在于地球的，它一直与人类共存共生。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它也如同一把“死神的镰刀”，一直高悬于人们的头顶上，每一次的传染病大暴发就是它的一场生命收割之旅。人类也一直在和病毒进行抗争，但是人类始终无法彻底消灭它，只能让它慢慢消退。

　　当下，已肆虐人类两年之久的新冠病毒疫情仍没有终结迹象，根据Worldometer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2022年3月22日6时30分左右，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471847981例，累计死亡病例6103688例。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268016例，新增死亡病例3946例。

　　新冠病毒的可怕与难缠如今是世人皆知。其实，除了2019年首次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外，人类至今已知的冠状病毒还有6种：HCoV-229E、HCoVOC43、SARS-CoV、MERS-CoV、HCoV-HKU1、HCoV-NL63。这些令人色变的冠状病毒现在都彻底消失了吗？未来是否还会有比新冠病毒更强的冠状病毒出现？

　　在1997年出版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解释了人类不同文明的发展历程，以及财富在全世界分配不均的现象，并强调了流行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而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枪炮、病菌与钢铁》也再度引发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对书中所讲的人类与病菌、病毒的斗争，以及病菌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近日，围绕新冠疫情与病毒相关话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作者——著名作家、生理学家戴蒙德进行了专访。

　　《21世纪》：您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提到，整个近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它们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那么，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有什么具体科学依据证明这个病毒来自动物？

　　戴蒙德：医学家们已经得出结论，在整个近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大都是由动物的传染病演变而来的传染病，尤其是从我们人类大约1万年前开始驯化动物起，那些由于人类与家畜密切接触而产生并大量繁殖的疾病。如此证明，这些人类传染病来自家畜疾病的最初证据是动物微生物和人类微生物之间的密切遗传关系。

　　这种遗传关系清楚地表明，要么是一种进化而来的微生物在感染动物之后“跃迁”到了人类身上，要么是一种进化而来的微生物在感染人类之后“跃迁”到了动物身上。“跃迁”的方向是什么？就天花和鼠疫而言，从古代人类骨骼中检测到的微生物的历史证据表明，天花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才首次出现在人类身上，而鼠疫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才出现在人类身上。因此，这些疾病一定是最近才“跃迁”到人类身上的。

　　有关其他疾病，我们没有这种历史证据，但有另一种证据证明这些疾病是最近才感染人类。一些现在只限于人类的传染病，如麻疹，只能存在于规模较大的人类群体中。这是因为这种疾病具有很强的传播性，会迅速传播到一个地区内的所有人类，并使他们全部受到感染，很快所有这些被感染的人要么死亡，要么从疾病中恢复并产生抗体，进而在余生都受到免疫保护。然后，这种疾病就会在该地区消亡，但在另一个地区仍然存在。

　　《21世纪》: 当病毒被认为从动物演化而来，那面对随之可能而来的病毒危机，人类在面对这些传染病之前有哪些预防措施？除了2019年首次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外，人类至今已知的冠状病毒还有6种，未来是否还会有比新冠病毒更强的冠状病毒出现？

　　戴蒙德：对于从动物身上演变而来的病毒，需要采取的主要预防措施是：尽量减少与动物的接触。有些与动物的接触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价值或珍贵的，我们不会放弃它们，比如与我们心爱的宠物狗和猫的接触，或者与我们吃的鸡、猪和鸭的接触。其他与动物的接触，虽然不珍贵，但有可能向我们传播疾病应该避免。

　　而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未来当然会有新的冠状病毒。世界不会奇迹般地发生改变，从而阻止冠状病毒再次进化和出现。有些新的冠状病毒将比此次的新冠病毒弱，而有些将比它更强。

　　《21世纪》：书中提到，传染疾病源自动物这一见解，有助于说明人类进行的是单向的病菌交流。您是否能够深入解释一下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这对于我们当今的生理与医学研究有又哪些启示？

　　戴蒙德：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病原体传播不仅仅是单向的从动物到人类，也有从人到动物的病原体传播。其中一些传播只会杀死我们的家畜和宠物，例如，最近新冠病毒从人类传播到仓鼠，导致2000只仓鼠被杀。另外，新冠病毒从人类传播到丹麦和荷兰的养殖水貂，导致人们决定杀死数千或数百万的水貂，但是仓鼠和水貂并没有濒临灭绝。而更为严重的是，最近人类疾病向非洲濒临灭绝的野生大猩猩和黑猩猩的传播，以及更早的人类疟疾向南美洲的野生猴子的传播。

　　《2世纪》：您在书中也提到，“最难抓住的是艾滋病，因为它甚至在一个病人的体内也能演化出新的抗原，从而破坏了这个病人的免疫系统。”也是由于艾滋病“最难抓住”，目前在艾滋病治愈方面的工作是不是成为一个难点？特别是在艾滋病治疗性疫苗的研发上，研发艾滋病疫苗成为不少药企依旧义无反顾的选择，但失败者众多。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在应对艾滋病方面，治疗性疫苗是否成为一大方向？

　　戴蒙德：把艾滋病和新冠放在一起讨论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们代表了传染病谱系上的两个极端，不同的疾病在其传播的难易程度和所造成的死亡率方面各不相同。新冠很容易传播，但造成的死亡率非常低，感染者中只有2%的人死亡。艾滋病的传播难度要大得多，造成的死亡率是100%，除非被感染者接受昂贵的治疗。

　　其他疾病在这一谱系中处于中间位置。埃博拉和马尔堡的传播性很差，就像艾滋病一样，但被感染者的死亡率只有70%。天花的传播性比埃博拉和马尔堡更强，被感染者的死亡率只有大约30%。我们研发出了针对天花的完全有效的疫苗，已经消除了天花。我们研发出的针对新冠的疫苗有一定成效，但还没有完全消灭新冠病毒。而在艾滋病领域，我们还没有研发出针对艾滋病的有效疫苗。

　　《21世纪》：您提到“我们最缓慢的防御反应是通过自然选择表现出来的。自然选择改变了我们一代代的基因频率。”这句话是否意味着人类的基因是可以受到自然界的发展而改变的？这对于基因编辑产业而言有哪些启示？根据这一启示，如何看待对于人类未来的发展影响？

　　戴蒙德：自然选择改变基因频率的速度很慢，从一代到另一代。但是，我这一生还是见证了自然选择对一些重要的人类基因频率的改变。具有遗传倾向的2型糖尿病在瑙鲁岛的频率有所下降，原因很可怕，那就是它选择性地杀死了在遗传上易患糖尿病的瑙鲁人，留下了具有较低遗传易感性的人口。1型糖尿病也有遗传倾向，在世界各地的基因频率有所增加，因为在一个世纪前商业化胰岛素尚未出现时，所有患者无法存活下来，也不会留下后代。但是现在1型糖尿病患者可以存活，可以繁衍后代，并将他们的基因传给孩子。

　　也许很快就可以通过基因编辑迅速改变基因频率。这可能会产生一些好的结果，也可能产生一些坏的结果。政府是否会允许人类基因编辑，还有待观察。

　　《21世纪》：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枪炮、病菌与钢铁》引发诸多关注。对此，您认为，该书籍对于此次疫情有哪些启示？哪些值得人类进一步关注？您认为，病毒的大流行下，如何看待人类社会的机遇与挑战？

　　戴蒙德：最值得人类进一步关注的、能为人类社会提供机遇和挑战的话题，是我最近出版的《剧变》一书最后一章中讨论的话题：影响人类福祉和生存的全球性挑战。新冠疫情是第一个引起全球关注的全球性问题，因为它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而且毫无疑问那些人确实是死于新冠病毒。在整个世界能够安全应对新冠病毒挑战之前，没有一个国家是安全的，因为新冠病毒很容易跨越国界，重新感染那些暂时摆脱了该病毒的国家。

　　但是，还有其他比新冠疫情更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仍没有引起全球的关注。这些全球性问题包括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等。正如新冠病毒会跨越国界一样，我们人类通过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和甲烷也会跨越国界，在大气中造成气候变化。新冠疫情作为一项公认的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并且解决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等更为严重的全球性问题。

　　本期编辑 黎雨桐 实习生 詹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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