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需要补资源、科技和经营主体行为三大短板

张红宇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会长，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原司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张红宇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45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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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乌冲突对我国粮食安全的两大影响：信心冲击和传导影响

最近一段时期，俄乌冲突引发了全球的关注，特别是粮食安全问题随之而来。我认为俄乌冲突对我国粮食安全最大的影响，一是对信心的影响，二是传导影响。

国际关于粮食安全的标准有三条线，其一是自给率，其二是人均占有水平，其三是粮食储备水平。自给率是指谷物自给水平，要达到95%以上。从谷物尤其是聚焦到小麦和水稻，我们的自给率一直在98%左右，即便包括玉米在内的谷物自给率去年也达到了95%。人均占有水平要达到400公斤以上。去年中国粮食6.83亿吨，中国14.12亿人，人均占有粮食484公斤，人均占有肉类63公斤，人均占有水产品46公斤，分别超过世界人均138公斤，20公斤和23公斤。所以，我认为第二条安全线，我们的成绩亮丽。粮食储备要达到本年度消费的18%以上，这条更不用说了，我们粮食储备远远超本年度消费的18%。从这三个指标来讲，中国没问题，我们在这方面扮演了全球的优秀生角色。

但是，俄乌冲突带给我们的信心或者心理压力还是非常明显的。换句话说，在粮食全球有危机的情况下，包括最近一段时间疫情引发的散点多发态势，从中国老百姓(603883)的反应看，冰箱里储藏什么、保生存、保基本食物恐怕是最重要的。在经济学当中有一个土豆效应，如果基本食物一旦短缺，或者舆论导向如果不能正确引导的话，土豆这种基本需求食物价格会随之急剧上涨，且幅度远大于所谓高端食品价格的上涨幅度。传导影响是指粮食可能在一个阶段短缺5%、10%，但是它的价格绝不是5%、10%的变化，可能是一种几何基数的变化，从而，放大危机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这样的粮食生产大国，同时也是粮食消费大国，我们怎样在满足基本食物所需的前提下，特别在满足口粮所需的情况下，使我们的食物、食谱更加广泛，这就需要在认识上要保持定力。换句话说，怎样通过有效的市场供给来换取信心，包括安全的清醒认识，怎样把一些不太好的事，变得更有把握一些，要有大食物观、大市场观、大资源观，需要我们以国内稳定性供给来应对不稳定的全球环境。

我们曾经一度讲，中国粮食供需平衡，丰年有余，这是上世纪90年代做出的判断，现在这个判断已经完全不存在了。现在叫做粮食供需紧平衡。在紧平衡的状态下，我们的粮食安全观，我以为重中之重还是数量安全。换句话说，有数量才有结构调整的余地，有数量才有质量提升的余地。所以，在常态化和非常态化的情况下，对粮食安全的掌控也要做到随之而动。在这个前提下，把资源、把相对的要素用在确保数量安全上，才能使食谱更加广泛、资源更加充分利用。

所以，我认为俄乌冲突对我们的生产影响不大，但对我们的供给有影响，而这种供给更重要的体现在一种心理压力和传导压力上。因为我们的生产这两年非常平稳，甚至可以说是健康可持续的。去年我国粮食增长了2%，增加了267亿斤；肉类一年增加了1000万吨以上，由上年的7749万吨提高到去年的8887万吨，人均肉类一年时间由55公斤变为63公斤，说明我们的生产是健康可持续的。但是，我们的生产并不能完全满足供给，不能完全满足需求，而这种需求就是口粮以外的需求，基本的猪肉之外的需求。中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了17%，整个肉类对外依存度达到9%，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二、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需要补资源、科技和经营主体行为三大短板

我们的短板和弱项也是非常明显的，资源短板、科技短板、经营主体行为短板。

第一，资源短板。资源相对需求，尤其完全满足多元化、多样化的需求和高端优质化的需求是不足的。现在全部食物已经超过三分之一依赖进口，因此，要按照中央的要求，粮棉油糖肉果菜这个位序一点都不能变，保生产；一定要山水田林湖草沙，宜牧则牧，宜林则林，但是，宜耕一定要耕，保证资源充分利用。

第二，科技短板。我们的科技短板恰好体现在进口占比比较大的农产品(000061)，一个是大豆，一个是玉米。这两个短板短在单产水平太低。黑龙江既是大豆主产省，也是玉米主产省，全国的大豆单产平均水平260斤左右，也就是130-140公斤左右。而美国的大豆单产平均是240公斤，我们相差100公斤。我国的玉米单产420公斤，美国的玉米770公斤，相当于美国单产水平的55-60%。所以，科技短板应该着重解决大豆产品和玉米产品的单产提升。一定要在生物技术上下大力气，做大文章，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被舆论左右，一定要瞄准主攻方向。不能急于求成，但是也绝对不能放缓我们的步伐。

第三，经营主体行为短板。粮食生产效益不高，因此要刺激种粮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土地三权分置，经营权有序流转，种十、二十亩地的粮食不挣钱，种一百亩、两百亩绝对挣钱。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之下，种植结构的调整要两极分化，一级是资源型农产品要规模化，非资源型农产品的产出，比如园艺性产品要集约化。资源性农业要减少劳动力，减少劳动力到集约化农业、到设施农业中去。从这个角度来讲，要让种粮有积极性，要实行规模经营。除了土地的规模之外更重要的是服务的规模化。服务的规模化，托管半托管，在实践中反复证明，可以使生产成本降低，亩均效益提升，将来中国在户籍农户家家拥有承包地的情况下，在三权分置的制度安排背景下，形成家庭传承者兼业+外来者专业的农业经营格局是一个大趋势。换句话说，张三是农村的，李四是农村的，他的儿子如果还在农村，他可能传承他父亲承包的地，但他不一定种地，他去外面打工去了，所以叫做家庭传承者可能是兼业的，但是作业环节是拿给专业化的，外来的植保队、机耕队、运输合作社等各种各样的服务组织来完成这个事。所以，我认为克服经营主体短板要规模化，粮食生产要规模化，非粮食生产要集约化。同时，构建中国特色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价格要稳住，而且还要逐年提升，尤其小麦和水稻。与此同时，要给种粮的农民真正相关的政策支持。

因此，克服资源短板，重中之重是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讲到基础设施建设，专门讲到农田基础设施，专门讲到高标准农田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花一千元和五千元带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方面政府要舍得花钱，克服资源短板。二是瞄准大豆和玉米，克服科技短板。三是通过服务规模经营和土地规模经营，刺激种粮农民或者从事农业生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三、通过广泛国际合作实现“以我为主”的粮食安全观

在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怎样保我们的供给链的安全，这个命题太重大了。尤其是俄乌冲突之后这两个月的变化，超过所有人的想象，将来全球一体化很可能会分化。一体化的路还要坚持，当然需要我们更加开放，更加深化改革，但是是不是能够以我们稳定性的供给应对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性局面，这是我们必须要牢牢把握的方针和定力。怎样以稳定性供给，怎样以稳定性的供给链，保我们的安全，我认为要高度关注南南合作问题，中非合作问题，帮助非洲国家种粮食，帮助欠发达国家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帮助解决他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在很大层面上实际上解决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粮食充分供给问题，在这个方面有大文章可做。因此，中国要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缓解国际市场的更大的压力，实现“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科技支撑，适当进口”的粮食安全观，把产业安全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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