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疫情期间的社区自组织可以看出 城市规划对房地产市场逻辑的修正

　　关于《雅各布斯传》中记述的简·雅各布斯其人其事，她如何成为名扬四海的“城市教母”和“生活守卫者”，今天的我们可以在城市的未来和上海疫后复工复产的道路上践行她的哪些精神，第一财经专访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侯丽。

　　 第一财经：你与简·雅各布斯的著作、思想以及这本新出版的雅各布斯传记是如何相遇的？

　　 侯丽：出版社邀请我为《守卫生活：简·雅各布斯传》写推荐词，我想这可能与我是出自哈佛大学的女性城市规划师有关系。其实我已经记不太清最初与雅各布斯的著作和思想是怎么相遇的了，我大概是在大学时代知道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书，还听过她最后一次到哈佛大学作的演讲。我也很喜欢她的另一本书《城市经济》。2010年我回国以后，张庭伟教授、理查德·T.勒盖茨教授等主编了一本中文版城市研究经典文献汇编《城市读本》（The City Reader），我翻译修订了雅各布斯的文章《人行道的用途：安全》，被编入书中第2部分《城市文化与社会》。

　　 这是我第一次比较细致地翻译雅各布斯的著作。我比较了几个国内已有的译本，校对修订了一个新版本，并写了关于她作品的导读文章，算是正式地为促进她的著作在国内的传播做了一些工作。

　　 作为城市规划学者和教师，在日常授课当中，讲到城市规划思想史，关于雅各布斯的内容是绕不过去的环节。

　　 一般来说，如果有同学刚进入城市规划专业就读，让老师推荐一些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会是我最先推荐的几本书之一。我不是把它当作城市规划入门书推荐给学生的，这本书是帮助我们认识城市的一本入门读物。雅各布斯是记者、专栏作者，文字非常有力量，直白、尖锐，写得通俗易读。

　　 与其他写城市的易读好书比较，比如王军的《城记》，雅各布斯写的不是一个故事，没有那么强的戏剧性，鼓动情绪的方面会弱一点。她讲的是人们平时不太会关注的一些内容，包括城市的空间，街道、小店等。在讲人与人的关系时，她讲的是抽象的受到空间形态所影响的人与人的关系，是跨越文化的。

　　 第一财经：为了尽力还原雅各布斯如何成为一个伟大的城市作者和影响深远的公众人物，这本传记在她个人经历、行业状况、社会背景上都着墨甚多，试图从多个侧面解释她影响力的来源。你如何看她的影响力？

　　 侯丽：雅各布斯最重要的贡献是她的思想，其影响力主要来源于她提出了一种“反规划”的模式。现代主义倾向的城市规划追求的理想城市，体现了技术精英的视角，雅各布斯则强调自下而上、自发行动，强调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小尺度和“混乱”的魅力，提醒人们重视混乱中蕴含的创新能力和活力。

　　 另一方面，雅各布斯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和感染力，是因为她作为非专业人士，一位普通女性市民，她对专业和权威进行了有效的反击，言之成理，影响了专业领域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打动人的故事。

　　 雅各布斯崭露头角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有一种思潮在流行，强调公众自下而上发声，而且要让非专业人士、普通人的力量和声音被看到、听到。雅各布斯做到了这一点，发出了普通人的声音，但并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乌合之众式的杂音喧嚣，而是非常清晰有力的，最后汇聚起来产生了影响。

　　 她也是行动者，做到了知行合一，这是构成她强大传播力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常见的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就是知行分离，说一套，做一套。雅各布斯坚定地相信自己说的话，不会被利益收买而站到某一个阵营，表达该阵营的观点。她自身的经历、所处的社会和当时的时代环境形成了她的立场，她就去表达这样的立场，她的声音、意见都是真实的。思考、观点和行动的高度统一，使她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第一财经：从另一面来看，舆论一提到“自下而上”“反专业立场”等的时候，雅各布斯就会被搬出来，因此也不断地有质疑的声音出现，比如认为雅各布斯的专业程度没那么高等，试图削弱她的影响。结合这本传记中的讲述来看，雅各布斯被“神化”了吗？怎样更具历史性地认识她？

　　 侯丽：我觉得当然有一定程度的神化、泛化或片面化误读雅各布斯的情况存在，她的神话本身，也说明她的形象、观点是非常纯粹的。出现不同观点的时候，你能想象她会立场鲜明地站在哪一边。这样的一个公众人物，一旦变成一个符号，之后这个符号怎样被使用，就很难控制了，被滥用是不可避免的。

　　 举例来说，有人会说“乱是美的”，认为混乱、自发、小尺度的城市空间就是好的，说得有点绝对化了。现实是，现在大家逐渐形成一个共识：混乱（或称“有机”）、自发、小尺度和秩序、组织、大规模之间是平衡的关系，社会应该包容各种各样的形态，在结构上达到一种平衡，而不是相互否定、排他。

　　 在城市现场来看，可能过度强调雅各布斯思想的这类误用主要出现在欧美。在中国，我还是觉得应该倡导在城市规划中重视自发的、自下而上的、适度的混乱，大家现在也基本上认可雅各布斯的观点，但是讲得还不够，并不是讲滥了。

　　 这本传记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雅各布斯的观点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她个人的成长背景。她的人生巅峰、对世界贡献的影响力巅峰，形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纽约，当时各种观点在冲撞，她的观点不断地受到磨炼，使她更清晰地明白自己代表的是什么、想发出的声音是什么。

　　 后来她到加拿大，在与她价值观和立场非常接近的社会中，主要是在为过去积累的影响持续发声，不像在纽约的时候作用那么大、显得那么重要。所以我想，这本传记的出版，使她的观点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了，大家可以更好地理解她。

　　 雅各布斯所处的时代背景，能让她的声音发出去、被听见，这是非常宝贵的。作为一个没有什么专业资历的普通人，能被邀请到哈佛大学的讲堂，纯粹靠表达清晰的观点，被公众听见并产生影响，这就是一个非常打动人的神话。

　　 第一财经：为什么这样普通的、缺乏资历的一个人，她对城市的理解，讲出来能被当时的专业界所接受呢？

　　 侯丽：1960年代是一个特别强调倾听社会声音的时代，普通劳动者、市民都可以讲话。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可以占领学校的讲堂；在中国，建筑工人也参加了中国建筑(601668)学会的年会，在大会上给专家们作演讲。

　　 在专业领域，关于雅各布斯所谈的问题，大家已经开始反思。虽然对于她的观点，大家可能还没有特别明确，还在摸索和思考当中，她讲出了很多人心里一直困惑的问题，得到了认同。

　　 这本传记里也写到，雅各布斯在哈佛大学演讲之后，很多专业人士来跟她交谈，包括后来跟她论战的刘易斯·芒福德（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家）也认为她讲得很对。所以，并不是雅各布斯提出了一个从没有人想过的创新的原理，她是比大家更早意识到问题，把问题清楚地指出来，并且展开了反思。

　　 第一财经：雅各布斯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烟火气”，上海正在努力摆脱这次疫情的困扰，通过积极复工复产来找回“烟火气”。在这个关键的阶段，雅各布斯的思想可以给我们哪些启示？

　　 侯丽：雅各布斯给人带来的最大启示就是独立、理性地思考，不被当时的社会潮流或权威的声音左右。她有这种精神是因为特别热爱阅读，在形成观点之前也会认真调研和思考，再提出自己的观点。她很敢于表达观点，也很有沟通能力，不会因为背景、阅历、身份给自己设限。

　　 现在的上海特别需要雅各布斯式的人物和雅各布斯式的行动。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这次疫情中，大家最大的收获就是社区有了互助、自组织的能力，通过这场意外，我们跟社区的连接更紧密了，经过这么长时间考验，这种连接挺牢靠的，将来希望能够发挥出更好的作用。

　　 以前我们往往不知道邻居是谁，现在对于邻里之间的观点和表达习惯熟悉了起来，知道怎样沟通是有效的。因为特定的契机，大家学会了包容不同的观点、找到共同的需求并为此而努力，这是挺珍贵的经验。我希望这种改变能成为在未来创造更好社区的基础，也像这本雅各布斯传的书名《守卫生活》那样，守卫我们的日常生活。

　　 雅各布斯的著作为城市规划专业灌输的价值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强调多样性。比如我所在的小区是一个比较新的小区，按照70%以上的房型是90平方米以下的原则开发，有很多小户型。一些居民对房型不太满意，提到噪音、采光等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一点保证了楼内居民的多样性，会有一些单身独居者入住。这次疫情当中他们是最主要的志愿者群体，贡献了非常多的社区志愿劳动。这是规划试图修正房地产市场逻辑的一个尝试。另一方面，在多样性的社会里会更难找到共同的利益诉求，但在今天这种特殊时期如果能够提出来、打动大家，形成统一的声音，那是非常了不起的。

　　 任何一个社区都要有多样化的人群，中青年群体占一定的比例，中产阶层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核心家庭等是社区的有效组成部分，他们对社区的自组织能力、维持社区活力和稳定非常重要。特别要重视对这部分中坚力量的鼓励，小区做事情还是要靠他们。中青年群体有家庭，有小孩和老人要照顾，会对社区承担起责任，相对来说也更开放、沟通能力更强。

　　 第一财经：雅各布斯强调老城区的重要价值和自下而上的重要性。上海这次疫情中，老城区、老小区面临的挑战很多，展望疫后复兴，你认为可能发生哪些变化？

　　 侯丽：这次看来，“老破小”和开放式社区，那些共用厨卫、外廊等内部公共空间的住宅，有些曾经在设计上比较受推崇，现在变得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确是因为疫情传播受到很大挑战。但是，城市规划推崇的一些经典价值观，在这次疫情中又得到了认可。

　　 比如，大家对大型居住区开始觉得畏惧。出现一例阳性，整个居住区就要被封。以同济新村为例，为了避免这种波及广泛的问题，试图进一步分割小区，但是如果居住区的规划结构强调区内联通和共享公共设施配套，用硬隔离分开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都高。

　　 多大规模是一个合适的社区单元，值得讨论，太大不一定好。有研究证明，根据人的习惯，两三百人的规模能够产生有意义的社会交往和互动。是不是能够直接影响到未来城市空间的组织形式不好说，但这可能是这次疫情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空间的混合使用也是一点，比如小区底商。对于这一点，大家的反应也是“混合”的，以前不一定都喜欢，这次转变很大，小区内有便利店或者菜店的，都觉得更有保障。居民与经营者的关系，也从工具性变得更有人情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