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卓贤：疫情冲击导致发达国家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增加全球劳动力供给压力

　　由民革中央、江苏省政协主办，民革江苏省委、苏州市人民政府、苏州市政协承办，苏州市工信局、民革苏州市委、《财经》杂志、《财经智库》执行的“2022中国实体经济论坛”10月28日至29日在江苏苏州举行，论坛主题“实体经济的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卓贤在会上表示，疫情的冲击导致发达国家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实际进一步增加了全球产业链劳动力供给压力。

　　卓贤谈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进程中，还从来没有出现如此长时间的供给侧的冲击。进一步看非常规的尾部风险，经由全球产业链的网络扩散还会放大，会放大全球经济中一些常规性的风险，比如人口老龄化问题，全球产业链里面占GDP75%的国家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这几年疫情冲击导致了发达国家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实际进一步增加了全球产业链劳动力供给压力。

　　再比如全球今年还在经历着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一些主要国际货币的汇率波动导致不少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升级，面临着破产和投资能力下降，这进一步束缚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产业链的步伐。

　　卓贤也提到，由于技术管制、疫情，甚至因为运河堵塞等原因，全球市场一度出现了重要的中间品零部件流动性枯竭问题，甚至出现了只有在金融领域中才会出现的羊群效应，挤兑效应和踩踏。

　　比如由于重要的终端厂商开展芯片的提前囤积而带来一系列供应链流动性恐慌，因此大家发现，原来高效低成本运行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实际竟然是一个高杠杆运行的系统。而很长一段时间系统是以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企业之间的商业信誉，上下游之间的信心来维持的。这个高杠杆的表现就是供应链的不透明性，特别是终端企业不需要知道它的二级三级甚至四级供应链。

　　如今，信任、信用、信心关系因为各类危机的来临受到了削弱，高效率的产业链分工细化在低信任面前反而变成了一个较大的风险敞口，这就是说全球产业链加速重组的一个重要逻辑。

　　谈到此背景下，中国制造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卓贤表示，未来制造业占全球经济的地位将会继续提升。第一方面，新世纪以来人口规模已经达到了80亿，未来会马上达到100亿，全球新增人口绝大多数位于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这些群体会继续支撑庞大的制造品需求。

　　第二方面，全球对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的投资和消费正在兴起，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传统产业链正在重构，一些能源采掘行业的份额正在逐渐转让给新能源设备，电动汽车等新制造业。在此过程中，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有机会继续上升，并从传统的能源贸易逆差转向新能源设备的顺差。

　　卓贤认为，如今，在高通胀仍然横行这个世界经济当中，高性价比仍然是中国制造的重要优势。但是在高性价比之外，产业链的稳定性和韧性更加重要，因此高性价比的稳定制造能力成为全世界都需要的稀缺品，这就要求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依托既有的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和数字化平台继续锻造并巩固它的长板。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卓贤：各位嘉宾，下午好，今天很高兴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观点。首先，我想说一国制造能力是穿越当前世界多重振荡的关键。在过去40多年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将各国连接成一张庞大而精细的网络，在这个由物流、人流、资金流、技术流等构成的全球网络里，我们常常会用蝴蝶效应来形容局部小规模的冲击带来的全局影响。

　　但是这几年可不是蝴蝶效应，这几年全球产业链面临的是重叠的重大冲击，包括世纪疫情，包括地缘政治冲突，极端气候等等，一些曾经被视为是小概率的非常规的尾部风险，呈现出常态化的趋势，也因此全球的产业链也频繁的出现了堵点和断点。

　　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进程中，还从来没有出现如此长时间的供给侧的冲击，所以说这已经不是蝴蝶效应。在全球分工越来越精细化和复杂化的背景下，这样一些较大的外部冲击对全球产业链造成的风险，其规模是巨大的，其调整是深刻的，其影响是深远的。

　　更进一步看这些非常规的尾部风险，经由全球产业链的网络扩散还会放大，会放大全球经济中一些常规性的风险，比如说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我们全球产业链里面占GDP75%的国家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这几年疫情的冲击导致发达国家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实际上是进一步增加了全球产业链劳动力供给压力。

　　再比如全球今年还在经历着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一些主要国际货币的汇率波动导致不少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升级，面临着破产和投资能力下降，这进一步束缚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产业链的步伐。

　　我们也看到在世界面临多重振荡这几年，中国制造业迎来了大考，也经历了数轮的压力测试，表现出了较强的韧性和弹性。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2019年是28.94%，到2021年提高到了30.45%，根据联合国工发组织工业生产总值测算。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占全球的比重进一步提升了0.32个百分点。

　　这样一些数据达成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国本土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出现各类极端压力测试下开展的一场关键零部件本土化，技术创新产业化，产业协同数字化的艰难探索，这个过程可谓惊心动魄。起到支撑作用的是国内产业集群规模效应的释放，电子政务平台对营商环境的改造，交通基础设施和跨国物流体系的整合以及数字化对传统制造业要素的赋能。

　　从这几年各国发展实际情况来看，一个制造业基础较好，竞争力强的国家，更能够经历多重危机振荡冲击，这得益于制造业的特点，比如说它的就业创造率，2021年中国二产就业人数比疫情前2019年增加了478万，这是逆转了过去多年下降的趋势，实际上它起到了很好的就业缓冲的作用。再比如说制造业对一个国家技术产品和战略物资的保障能力都使得制造业能力强的国家更好的经历了当前的危机。

　　第二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观点是全球产业链目前加速重构的逻辑和趋势。冷战结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地缘政治相对稳定，全球资本可以在不必担心投资安全的情况下被有效的分配到全球成本最低的地方，这样全球产业链一直是按照低成本，高效率的原则去发展，各类要素在经济规律下实现全球化的优化配置，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更多的融入了全球产业链，提供了低成本的劳动力，能源和资源。但是经过这几年的风险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或者说原本只有在金融市场中才会出现的流动性风险。

　　因为技术管制，因为疫情，甚至因为运河堵塞等原因，全球市场一度出现了重要的中间品零部件流动性枯竭问题，甚至出现了只有在金融领域中才会出现的羊群效应，挤兑效应和踩踏。比如说由于重要的终端厂商开展芯片的提前囤积而带来一系列供应链流动性恐慌，因此全球的政府也好，企业也好会发现，原来高效低成本运行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实际竟然是一个高杠杆运行的系统，这个杠杆是什么？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系统是以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企业之间的商业信誉，上下游之间的信心来维持的。这个高杠杆的表现就是供应链的不透明性，特别是终端企业不需要知道它的二级三级甚至四级供应链。

　　根据麦肯锡连续两年跨国公司的调查，2021年只有不足2%的企业对它的三级乃至更外围层级的供应链有所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些企业平时不需要关注外围供应商，因为彼此之间的信任、信用和信心支撑了这个高杠杆的运行的全球产业链。这种信任、信用、信心关系因为各类危机的来临受到了削弱，高效率的产业链分工细化在低信任面前反而变成了一个较大的风险敞口，这就是我总结的全球产业链加速重组一个重要的逻辑。

　　在这样的逻辑下面可以看到全球产业链正在按照低风险高成本低效率的原则进行重构，无论是企业的微观层面，还是国家的宏观层面都会看到，他们正在通过采购，投资策略的变化，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调整重新布局供应链，试图通过供应链的多元化来建立额外的风险储备。当然多元化的供应链可能会更加灵活，但也限制了资金、技术、数据、信息等要素的流动，因此会更加昂贵，势必会损失效率，抬升成本。

　　第三我想个大家分享，在这样一个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的逻辑和趋势下面，中国制造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我想说，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因为根据传统的观点，随着经济的发展，更加富裕的消费者对实物制造品消费需求在下降，更专业的市场分工推动制造业的研发设计和分销环节转向生产性服务业，因此在统计上制造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趋于下降。但是你要看看新世纪以来的20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是稳中有升的，2000年这个数字是16.75%（制造业），2021年上升到17.01，同时中等收入国家从20.47%上升到了21.3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即使是发达国家制造业占经济的比重也稳中有升，到2019年发达国家制造业比重比2008年高出了0.15个百分点。我们认为未来制造业占全球经济的地位将会继续提升。

　　这里有两个重要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新世纪以来人口规模已经达到了80亿，未来会马上达到100亿，全球新增人口绝大多数位于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这样一些群体会继续支撑庞大的制造品需求。第二方面，全球对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的投资和消费正在兴起，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传统产业链正在重构，一些能源采掘行业的份额正在逐渐转让给新能源设备，电动汽车等新制造业。根据国际组织的预测，未来30年清洁能源转型需要全球每年3万亿美元的投资，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重点将从交通基础设施更多转向能源基础设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有机会继续上升，并从传统的能源贸易逆差转向新能源设备的顺差。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以往中国制造的特点是，我们产业集群和规模效应支撑的高性价比，实际上你会发现中国过去走什么样的产业新赛道，这个领域的价格就会下降，主导企业的研发支出就会增加，这个领域的创新行为也会更加趋于活跃。如今，在高通胀仍然横行这个世界经济当中，高性价比仍然是中国制造的重要优势。但是在高性价比之外，产业链的稳定性和韧性更加重要，因此高性价比的稳定制造能力成为全世界都需要的稀缺品，这就要求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依托既有的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和数字化平台继续锻造和巩固它的长板。

　　今天的会议是在中国制造业重镇苏州举行，这几年苏州制造业增加值，货物出口，占全国的比重和全球比重都在提升，这个数字背后实际上反映出苏州以及所在的长三角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弹性，这一供应链的韧性和弹性来源于苏州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借助长三角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电子政务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等，实现了物流，资金流，劳动力，信息流，技术流，更高效，更快捷，更灵活的配置、调整、重组，这才使得苏州在全国乃至全球产业链关键节点中会涌现出更多优质的制造业供应商。

　　在我们国家新发展格局下面，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面，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我们是超大规模的经济体，这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实际上是有两个含义：第一，我们国家是最大的消费者市场，对终端消费品有最多的需求。第二，我们国家是规模最大的生产者市场，国内产业链对全球各类中间品有最大的需求。

　　因为有国内大循环这个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支撑，所以我们对全球各类要素就有需求的吸引力，也有供给的动力。这样是有利于我们和全球最优质的资金、技术、人才要素去做对接。在新的环境下面，全球产业链重构特征是两条腿走路，既追求高效，也追求降低风险。原来中国制造最大优势是高性价比的制造，在新的环境里面可能会提出新的要求，就是既需要有高性价比，也需要有高稳定性，这个高稳定性对我们构建具有韧性的供应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条供应链的龙头链主企业具有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以往我们产业升级更多是个体企业在自己的细分环节实现技术的进步，实现品牌的提升，未来在新的发展格局下面，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可能变成在产业链上整体能力的提升和升级，它才能在国内为世界提供稳定运行高效的制造平台，这是我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