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南京的奋“豆”者

学校供图

□金陵晚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李花

人物介绍

“大豆院士”盖钧镒

盖钧镒，1936年6月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农业大学教授。“一生只为豆满仓”的盖钧镒，是我国大豆科技界唯一的院士，从事大豆遗传育种研究六十余载，发表论著600余篇册，SCI论文数量位居全球第二，获科技成果奖励2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一等奖2项、二等奖9项、三等奖8项、江苏省科学大会奖1项）。1984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8年获中华农业科教基金科研奖，2002年被授予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9年被当时的农业部授予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三农”模范人物称号，2015年获得第五届中华农业英才奖，2017年作为唯一一位亚洲代表获世界大豆研究终身成就奖，2018年荣获“中国种业十大杰出人物”称号。

全神贯注盯着电脑，时而微笑，时而紧皱眉头，时而敲击键盘……办公室里，一位老者正在修改学生们的论文。他就是“一生择一事”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大豆遗传育种学家盖钧镒。

如今87岁高龄的他仍然奋战在科研一线，埋首实验室、奔走田间地头，为的就是“中国碗里中国粮”。

“误入”豆门，干一行爱一行

记者：从1957年到现在，您将一甲子的岁月献给了大豆，是什么让您和大豆结缘一辈子？

盖钧镒：说实在的，真的是“阴差阳错”入豆门。

1953年，我考取了南京农学院（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学农。1957年，本来我打算去东北开荒，学校却希望我能留校任教。我跟学校人事部门的同志说，我的口才不好，我想做研究。他们一听马上说：好啊，马育华教授正好需要助手，你就跟他一起做研究吧。

我听了以后也很开心，因为马老师是著名的大豆遗传育种和生物统计学家。就这样，我的大豆研究之路开始了。

记者：是什么触动您，一定要做好“大豆研究”？

盖钧镒：一研究才知道，原来大豆的原产地在咱中国，内心特别骄傲。为了更好地了解大豆的生长过程，1958年—1959年，我主动申请去苏北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两年的下乡经历，农民的纯朴和善良在我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时候，物质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农村更差一些。在最困难的时候，农民心疼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把最好的给我们吃，自己宁可吃萝卜玉米糊。我当时就想，农民真好，我们的科技农业一定要为他们服务。当时有一个信念在内心不断升腾：一定要培育出好品种。

如果说，恩师马育华教授的引导，让我对大豆遗传育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么，农民的辛劳和善良，让我知道了自己身上的责任与担当。

记者：后来，您和团队为他们培育出好品种了吗？

盖钧镒：有啊，我们的新品种南农1138-2很快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大面积推广，实现大豆种植的产业化……被合作社认可，被农民认可，说明我们做的工作有价值，真正地服务生产了。

干一行爱一行。后来我陆续主持参与育成20多个大豆新品种，在我们团队的努力下，我们南京农业大学也获批建立“国家大豆改良中心”。

为摸清中国大豆“家底”，建世界第三大大豆种质库

记者：作为大豆故乡的科研工作者，要承担什么样的使命和责任？

盖钧镒：1980年，是我研究生涯的第二个转折点——我成功考取了首批国家公派出国访问学者。进修期间，我学到了很多，增长了见识，我还了解到，我国小黑豆的抗病基因曾挽救了国外大豆。

中国作为大豆的故乡，却被外国后来居上，你说，我作为中国大豆研究者，心里能好受吗？访学的经历让我意识到，野生大豆是中国宝贵的财富，其中蕴藏的丰富的大豆遗传资源亟待人们保护和研究，作为中国的大豆科研工作者，要担起这个义不容辞的责任。

记者：您就带着这样的使命回国了？

盖钧镒：是的。回国后，我全身心投入大豆研究事业。我首先要搞清楚我们大豆的“老底”。因为我深知，优良的基因分散在不同的种质资源中，只有把所有优良的基因集中起来，放到需要的品种里面，才能培育出高产、抗病、优质的品种。我以大豆资源研究为切入点，在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的资助下，在国内相关农业科研单位协助征集下，依靠自身力量，在广大中国南方偏远地区广泛征集大豆地方品种。

记者：收集工作很辛苦吧，后来有收获吗？

盖钧镒：这个工作还是很艰辛的，我带领学生全国各地去搜集，去寻找。挨个单位要，一村村地找，挨家挨户地问，从一份两份到成千上万份。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一共收集到1.5万余份大豆地方品种。在1998年，我们研究团队建成世界第三大大豆种质综合性状数据库，其规模仅次于中国国家种质库和美国农业部的大豆种质资源库，为中国第二，世界第三。

记者：依据这个库后来又做了什么？

盖钧镒：我们还绘制了中国大豆育成品种系谱图，提出中国大豆品种熟期组划分方法和品种生态区划，发现了栽培大豆起源南方野生群体的分子遗传学论据。